可是，转了数学门，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2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张申府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他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他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张申府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1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上预科的时候，他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张申府许多方便。上本科后，张申府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他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
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2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张申府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他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4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张申府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张申府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张申府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张申府。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张申府认识李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张申府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与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张申府和李大钊认识了。当时，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张申府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张申府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李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李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张申府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张申府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张申府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张申府得以不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张申府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参加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分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1至7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8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5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5个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1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张申府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3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张申府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他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3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这期间，学校从政府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4个教员、4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4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张申府。他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他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张申府，张申府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张申府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1月下旬，张申府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名家小传】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张嵩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18岁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17年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数学助教。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改教逻辑，研究哲学。经常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与陈独秀也有密切联系。1918年11月，与李大钊人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任该刊物和《新青年》杂志编委。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7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的编辑。后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筹建共产主义组织，参与建党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介绍张国焘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后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他曾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五审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宪政促进会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后，他与民盟领导人一起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从事文献翻译和中外文图书采访等工作。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国学出身而成为“五四”学生领袖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回忆说，到了民国五年（1916）的秋天，傅斯年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他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才子本色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
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其改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是严复。学校的学制分预科、本科、大学院3个档次。预科为3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诸科。
傅斯年读经8年，家学渊源，自然选择了乙部。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以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