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最近报导，日本防卫厅内部文件假设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情况：受台海战争波及；东海资源权益的对立；钓鱼台列岛主权问题。另据11月底拟定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预测，“中国将可能拥有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台湾和美国。”长久以来，中日两国民族情绪的对立较多地集中于历史问题，如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现在，除了“老问题”外，又多了新情况。而这些新情况，无论台湾、钓鱼岛或油气田，都与海有关。可以预见，中日未来的矛盾与冲突，或将集中于海洋之上，由是，国人当立刻有所警觉，中国海洋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如何？日本海洋综合实力如何？中日两国对比又如何？
1405到1895的巨大反差
就中国而言，历史上曾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大国。600年前的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无论造船工艺、航海科学乃至舰队规模，均远非晚他87年的哥伦布、93年的达伽马及160年的麦哲伦可比拟。郑和舰队船数多则300余艘，人数28000人，后三者船数则分别仅为3艘、4艘、5艘，人数则自98人至265人不等。中国的海权文化、海权思维与海权作为，在明初均达到了高峰，举世罕有其匹。然而，490年后的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与明治维新还不到30年的日本对阵，却一败涂地。前后五百年，由极盛而极衰，反差若此，殊堪浩叹。
其实，中国海军力量之衰，应该说，自郑和七下西洋后实施“海禁”及“锁国”政策即已开始，请看历史。
中日之间的纠葛，追溯历史，始于唐朝。公元663年，两国因朝鲜而战，中胜日败；1273年与1280年，元忽必烈攻日，两次均为飓风所阻，伤亡惨重；1592年，日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中朝两国水师与日进行海战，日败，但非败于中而是败于朝之手；近代中日发生两次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日胜，得到台湾；1930—1940年代，日发动侵华战争，双方伤亡惨重。
如作历史总结，可得两点。第一，中日之间战争，除忽必烈外，均为日本主动侵略而起，动机为取得更多的土地与资源；第二，除唐朝中国海军明显优于日本之外，自明以降，日本海军均优于中国，反映的是海洋性格、海权力量及海洋战略思维在两国间明显的消长。
距离1895年，如今又过了110年，那么现在中日两国海权力量的对比又如何呢？在中日矛盾似乎又开始聚焦于海洋问题的此刻，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中国海权力量的兴衰，特别是明初郑和以后何以急转直下，作一些回顾与检讨。
中国海权力量兴衰与再起
从航海史而言，中国春秋时代就已有成熟航线到达朝鲜、日本及周边岛屿。秦统一天下后，亦将海洋纳入统治，有徐福东渡。汉以下，到隋唐，海上丝路兴起，由广州至亚非各地。宋时，泉州已为世界大港。所以到明初郑和时，前人经验累积已丰，造船、航海技术日臻成熟，加以指南针的发明，郑和七下西洋遂成就了不但是中国航海史而且是全人类航海史的伟业。这一路过来，都是兴；郑和时代则是顶峰；郑和之后，就开始衰了。
如前所云，衰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海禁”与“锁国”。而恰恰也就在中国开始海禁与锁国时，西方开始了航海与探险。从15世纪中叶开始，近代西方海权国家纷纷兴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海权的扩张，兴隆了贸易。但与中国不同，西方诸国海权伴随贸易扩张之后，继之而至的则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从而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西潮，最后，向亚洲的中国及日本冲撞。
中日两国在此时的命运相当类似，都在锁国，都受西潮冲撞，但两国的思维及反应却迥然不同。日本的部分稍后再论，先看中国。
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但直到24年后的1866年才开始设船政局，培养海军人才。不仅如此，为了“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之后仍争议不决，先后进行了两次“海防大筹议”的战略辩论（1874年与1884年），迟疑犹豫、延误战备不说，更荒唐的是，慈禧太后还将海军军费挪建供她个人享用的颐和园，甚至甲午之战竟以陆军（淮军）领导海军。这即是当时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作为。
反观日本，1853年被迫签订《神奈川协定》之后，即默察国际新形势之变化，了解必须进行巨大变革，否则不足以言生存，乃于1867开始进行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整整早了111年的日本“改革开放”，除了从制度革新着手，力求脱胎换骨之外，更深知海权及海洋实力之重要，决定自力造舰，全民投入，并从天皇起全国一同减薪。
只要把中日两国的心态、思维、战略、作为与决心作这样的对比，1895年的甲午之战，未战即足以判输赢了。
清朝结束，民国内战外患不绝，无暇顾及海权，固无论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是30年的锁国，也谈不上海洋思维。直到1978年底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才终于改变了中国发展的思路和轨迹。自改革开放迄今，是中国海洋及海权思维自明以降近600年来终于再度出现的转机与复苏，主要原因有四：
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从沿海开始，自然对海洋的重要有了新的体认，也对如何才能维护并扩大来自海洋的利益——即海权，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二、1991年苏联解体，来自北方及陆上的威胁减轻，有余心及余力更多地关注海洋；
三、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台海问题日渐凸出，背后还有美国因素。以军事手段在迫不得已时处理台海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海军（及空军）实力的强化遂置于优先地位；
四、中日两国之间，如前所云，无论钓鱼岛、台海问题及新近东海油气田问题，均与海权有关。
中国总算开始重视海洋及海权了，那么，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呢？
日本的海权实力与战略
1945年，日本作为战败国，订定了所谓“非战宪法”，对日本国防军事的整备作了一定的约制。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在“自卫队”的名义下，以丰沛的经济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武力。仅就海上自卫队而言，目前其主要舰艇有54艘，已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与中国；但如以吨位计，日本总吨位达22.4万吨，已超过中国达5万吨之多。另一方面，日本海军的防空能力（范围可达90海里）亦远比中国（不到20海里）为优。再者，2007年日本将部署N·TWD（海上导弹防御系统）于其4艘（届时当有6艘）金刚神盾级驱逐舰之上。
海军之外，由于中日海权之争还涉及海洋划界，及与划界有关的海洋法及海底地形调查等诸多问题，日本已拟定两个阶段的“划定大陆架基本构想”行动，分别由海上保安厅（做精密的海底地形调查）、海上保安厅与文部科学省（勘察地壳结构）、资源能源厅（地质调查）分工进行。经费方面，从2000到2009年，总共要投入1000亿日元，仅海上保安厅预算就从2003年的2.2亿日元，暴增为2004年的54亿日元，增幅达25倍。所有这一切，动作极大，但姿态却低，日本媒体少有报导，以免招惹他国注意。
面对东海风云，日本明的是强化钓鱼岛主权，暗的则是从大陆架的科学调查及远洋海军实力的强化着手。换言之，日本企图从多方布局，以推动此一“百年大计”（日本前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之语）的战略计划。
中国虽然已经比过去重视海权了，但对照日本的思维、战略、作为与决心，两者差距确实仍十分明显。
中国新世纪海洋战略的新思维与新作为
郑和首次出航600周年，海内外出现了许多纪念郑和的活动，所有这些“郑和现象”，相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唤醒中国人海洋意识的用意，值得肯定。但如仅止于此，当代中国人对全球化新形势下的海洋及海权意识就太过于迟钝与无知了。
新世纪中国的海洋与海权形势，如前所云，与三个最敏感且重要的问题紧紧相扣：日本问题、台湾问题与石油问题，这三个问题彼此又通过“海洋”捆绑在一起：中日两国都缺石油，却又偏偏是全球消费石油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第三的国家；全球油产45%来自海洋，新油井80%是在海上，东海油气田则是新发现最具有潜力的海中油田之一；绝大多数中国与日本石油的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及台湾东西两侧；历史上原属于台湾辖区的钓鱼岛原本无人闻问，1968年勘察证实海域蕴藏堪称“第二个中东”的丰富石油后，钓鱼岛风云才于焉而起。
此即为新世纪中国所面对的中日矛盾及相关的海洋与海权挑战。面对此一新形势，中国必须要有新的海洋战略文化、海洋战略思维与海洋战略作为。
所谓“海洋战略文化”，是指全球社会及人民在心态上不能自满于本土，对外来文化与文明应抱持着高度的兴趣与渴求，并视之为是对自身文化不断丰富不可或缺的挑战，同时还以认真、严肃及科学的态度来加以认识、吸收。要之，就是一种与“海禁”与“锁国”截然不同的心态。“海禁”与“锁国”不是自卑就是自大，中国现在要的则应是不卑不亢，有容乃大的一种开阔气度，一如古代的唐朝。所谓“海洋战略思维”，紧扣着当代中国发展形势，有三条：一、中国必须要出太平洋，要出太平洋就必须控制台湾。两岸的统一不仅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与否的问题，更是21世纪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要求；二、台湾在中国海洋战略上的地位，也不仅是“出太平洋”而已，而是“谁控制了台湾，谁就控制了日本”。如前所云，有鉴于台湾两侧是日本进口物资的生命线，从日本战略考虑，日本必须要控制台湾，此所以甲午战争胜利后第一个要的就是台湾。万一日本失去了台湾，一如战后，则谁控制了台湾，日本就只能听谁的。战后是美国影响并“控制”了台湾，日本就只能站在美国一边，与中国对立。如果两岸统一，台湾不再受美国“控制”，则日本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作如何的选择，不言自明；三、长期看，中国不仅要“出太平洋”，还要“出印度洋”，中国本来就是而且应该是一个“两洋国家”。古代中国南丝路就是“出印度洋”的，中国的全盘海洋战略思维，少了“出印度洋”就不够完整。
所谓“海洋战略作为”，是指不能仅止于纪念郑和，中国应该从海洋教育、海洋研究（特别是海洋法）、海洋生态、海洋经济等每一个与海洋相关的领域采取新而积极的作为。中国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84个台湾省的陆地面积，谁来管？在中国政府现制中是由隶属于国土资源部的海洋总局来管，而编制1000多人的海洋总局主要的任务则是海上保安、巡防。这跟前述日本正在大力强化中的硬实力（海上武力）与软实力（海洋调查、科学法律研究等）相比，显然差距不小。作为第一步，中国有必要研拟设置海洋部，以统筹海洋战略、政策与作为。
中国领导人常讲，“以史为鉴”，对中国面临的海洋战略新时代而言，确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