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这5年一度的规划，将来从历史中回顾，一定是个相当不同的规划，跟过去不同，跟后来的也不同。
为什么？
因为“十一五规划”涵盖期间，中国面对的内外发展形势十分特殊。就外在看：
——在过去的“十五”期间，中国入世了（2001年），有5年过渡调整期，调整期在“十一五”的头一年正式结束，这意味着从2007年开始，中国从2001年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接轨”，正式到了2007年全面与全球化市场经济“合轨”的地步了。这必将带来由外而内发展形式巨大的、全面的、深刻的冲击。
——全球化中的“中国效应”方兴未艾。中国经济的“吐”——对外出口，与“纳”——自外进口，在全球市场上所掀起的波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往往成了被挑剔非难的借口。
——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的步伐未当稍缓，其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如全球产业大挪移造成的许多国家程度不一的失业，全球资源供需相对紧张造成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全球贸易、资本移动及全球金融呈现的巨大结构性失衡，以及在长期低利率下形成的全球性房市泡沫，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增添了发展上的变数。
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
——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已接近了极限，必须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对既有社会经济关系冲击所产生的矛盾与摩擦与日俱增，在信息化效应的激荡下，对社会与政治的安定构成了日甚一日的压力。
——如因应此等形势，政府的政策与体制的改革虽然都在持续进行，但必须承认，不少方面无论就速度或程度而言，都呈现了力不从心的滞后现象，甚至有些改革还进入误区。
当然，内在与外在情势之外，新的5年里，中国还将面临一些崭新课题的挑战：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与广州亚运会。
这是一个多么不同于既往，甚至是未来的发展形势！
“十一五”既然如此特殊，那么，究竟该怎么来做呢？
必须说，前述的形势不是一天造成的，近年来，中国政府、知识界、政军界不时地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思维，如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循环经济、以民为本、依法治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等等，已可略见方向，将这些思维方向与前述中国面对的形势与挑战结合，我们或可为“十一五”的任务作如下的定位：
其一，继续进行和完成与全球化市场经济“完全接轨与合轨”的工程。
其二，以科学发展观等理念为政策内涵，以和谐社会及和平发展与崛起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
其三，针对特定课题，如奥运、世博及亚运等，完成任务，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要达成这些任务，核心关键是政府，核心手段是规划，而作为“十一五”其规划核心首要的又是“方法论”的调整。
所谓方法论的调整，指的是正确厘清手段与目标的区别。长久以来，GDP、出口、投资等等，一贯被视为目标，其实，它们与其被视为目标，不如说，更应被视为手段——一种用来达成更高目标的手段，更高目标则是生活品质、环境品质、文化品质。
“十一五”应将这些最高目标视为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终极价值，并将其尽可能量化，作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果能如此，“十一五”必将因此确定其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也必将因此评价“十一五”的特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