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大趋势是“人口政策”的调整。
也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史及人口在其中的关键角色，然后将中国的人口变化形势与之对照。
20世纪的大国、强国甚至一度是唯一超级强权的美国，其所以富与强，是因为有各种软实力与硬实力，但也绝对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人口的青壮化。
研究一个国家短期发展，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人口因素，因为无论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在短期间变化均相当有限。但是，要观察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就绝对不能忽略人口这一个重要因素了。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在1945到1965年期间，出现了大约长达20年的生育高潮，谓之战后婴儿潮。在这20年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人口，约有8000万，占目前美国人口总数3亿出头的四分之一以上。婴儿潮人口大约自1965年之后陆续投入职场，使美国进入“青壮化”时期。青壮化为期约40年，从2010年开始，年满65岁将陆续退体，每天约8000人。
青壮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在供给方面，青壮人口富于活力、生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从而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在需求面方面，青壮人口有稳定收入就有购买力，根据美国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消费购买力最高的年龄是47岁。相对于青壮化，美国自2010年开始，将逐渐迈入老龄化，这对美国生产力、消费力及经济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美国之后，日本崛起，1960到1990，也是日本的青壮化时期，是战后迄今为止发展最出色的一段黄金阶段。1990年大泡沫破了之后，到目前为止，历经了长达20年的“失落的岁月”，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人口老化无疑是主因之一。日本因为少子化，所以人口老化问题更是严重。目前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已高达23%。
继日本之后快速崛起的是四小龙，最出色的时期是1970到2000年，正是四小龙青壮化的高峰。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四小龙除了新加坡也都因为少子化而使得老龄化提早到来（新加坡是因为采取了大胆的优质人口移入政策而得以避免）。
四小龙之后，紧跟的就是中国大陆了。以“时间轴”为准，1980到2010年，即所谓的阶段（二），也就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正是中国大陆的青壮化时期。在这个30年中，中国同时享受了两端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一胎化”政策，每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大大减轻了教育成本的负担；另一方面，全社会人口还没有明显老化，从而也没有过重的老人福利保障负担。正好是“轻装上阵”，经济增长跑得快，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30年来执行“一胎化”的结果，中国的老龄化阶段最快也将从2010年逐渐开始，而且，最终严重程度恐怕比前述的一些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中国的人口问题除了老龄化之外，还有男多女少的性别问题，一胎化造成的家庭组织异化问题等，都是传统社会学未曾面临过的新生问题。
必须坦率指出，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从人口经济理论的角度看，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的。因为1979年之所以建议“一胎化”人口政策，众所周知，是为了纾缓当时很严重的温饱民生问题，以为吃不饱就是因为人口太多。其实，未必尽然。
事实的发展是，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作为首先改革的部门，进行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立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幅提高。才不过六年光景，到了1984年，原来普遍吃不饱的8亿老百姓，基本上都能吃饱了。这个结果，应该与刚才开始实施了才几年的“一胎化”政策不太相关。根本的关键，是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进行改革。
所以，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到了必须积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以避免老龄化来临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政策的调整宜早不宜迟，因为，几十年来，从欧州到美国到东亚，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当一个国家发现生育率太低，开始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见效的。对中国而言，如果太晚调整人口政策，那时鼓励生育在高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未必有效，却有可能在低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见效，从而可能会拉低中国的平均人力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