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就职以来，政策与作风上最大的“变革”莫过于外交领域，无论对俄、对伊朗、对穆斯林国家、对古巴、对拉美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甚至对缅甸，都出现了几乎是全盘颠覆前任“布什主义”的思维与做法，调整新保守主义的霸道作风，更多地展现务实主义，但唯独，在“中国政策”上还看不出什么比较鲜明的方向，直到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及财政部长盖特纳的先后访华。
以批评中国人权著称的女强人裴洛西，整个行程竟然全未触及人权，就透露出若干微妙的信息；至于作为财长，并且在就任前还严辞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的盖特纳的首次访华，一言一行，自然就更备受关注了。
盖特纳抵华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在他28年前曾作过短期研习的北京大学作一场演讲。据说，在他赴华途中的飞机上还不断修改没润饰的这篇题为《美中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在空间》，内容确实十分扎实，相信也是他在稍后分别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的主要蓝本。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篇在美国心目中的新世纪初的全球战略咨文，阐述的是“以中、美两国为运作核心的全球战略”。
盖特纳指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他引述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萎缩，世界贸易的衰退也极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因此，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建构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战略，遏制危机，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盖特纳有关“全球战略”的观点，其实，是有着深层次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政治逻辑的。具体地说，眼前的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实源自于巨大的经济失衡，而失衡中最大的两个对应部分，分别就是美国与中国，要矫正失衡，必须两国共同合作，协合努力，才有可能趋吉避祸；要紧的是，谁都不能单独成事。——这就注定了中美两国祸福与共的命运本质了。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明“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E·Brzezinski）则倡议建构“G2”机制，最精彩的是连喜剧演员科拜尔（Stephen Colbert）也参一脚，发明了一个新字frienemies，也就是“敌友联合体”——真是一语中的！
国际乃至于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状态，关键的背景与拐点主要有三：①中国近30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崛起”；②“9·11”事件，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原来将中国列为7大邪恶国家的战略假想；③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让美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经济困境。所有这三个形势都仍在持续发展之中。
此长彼消的趋势，双方的权利肯定会存在着这个那个的矛盾；双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贸易、科技肯定也存在着一些失衡，这即是“敌”。另一方面，双方的经济、贸易也一定存在着双赢互利的空间；至于许多问题与麻烦，如全球暖化，则有赖共同合作解决，这就是“友”。
这即是新世纪初中美两大国之间关系的本质了。正因为敌、友交错，纠缠复杂，所以是Chimeirca；正因为敌、友交错，免不了进行谈判，相互交易（例如美国有求于中国续购美国债问题，本质上已不是买或不买的问题，而是怎么买，在什么条件下买的谈判与交易问题），这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G2”机制。
“G2”的具体操作架构，就是奠基于过去3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奥巴马时代将延续成为第二阶段的“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机制”。看来，这就是奥巴马“中国政策”的基本趋向。对美国而言，已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