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革命老战士郝谦同志
吴康零
1997年12月8日，96岁高龄的郝谦老人溘然与世长辞。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凝望着郝老慈祥的遗像，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师长、老领导，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忘年交，怎不令人悲痛万分。
郝谦同志原名霍绍文，1902年12月出生在重庆市綦江县蒲河乡。1924年在重庆联合中学读书时，经萧楚女介绍加入共青团，1925年经杨闇公介绍由团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和青年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与了1929年自贡盐业工人政治总同盟大罢工的领导工作。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时，他到遵义参加了红军，后被派到川、滇、黔边建立游击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到川北通、南、巴三地开展党的工作，为推翻蒋家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做出了贡献。四川解放后，郝谦同志长期从事文化工作，曾任川北行署文委、文联办公室主任，西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副馆长，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为发展四川的文化事业和编写四川新省志而呕心沥血，勤奋工作。
有人很不理解，郝老这样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仅担任了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职务呢?198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前夕，我应四川《支部生活》尹邦良同志之约，为该刊写过一篇关于郝谦同志的专访，并就此问题与郝老作过探讨。郝老坦然地对我们说：“有的人认为，入党早，就应该当大官，或者摆老资格，向党争名誉，闹地位，这同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革命，搞共产主义，为人民大众谋利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郝老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始终坚持着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郝老离休后，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顾问、四川省社科院顾问、四川省图书馆顾问等职。他虽享受副省级生活待遇，但却坚持居住在普通职工宿舍，与群众同甘共苦。他白发不减青春志，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拥护改革开放，常常以其遒劲的书法即兴吟诗题词，表达心声；他抱病坚持从事党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晚年，他喜欢吟咏爱国诗人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并对之赋予了积极的寓意。他说，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我年纪大了，仍要竭尽余力，发挥余热，提携后生，为社会主义百花园添一抔土。
我与郝老相识已经30多年。我们一起度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个难忘的年代。
1965年秋，我调到四川省省志编委会工作。当时，郝老60多岁，担任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协助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张秀熟分管省志总卷组和办公室的业务工作。对我们这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张老和郝老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教育我们要练好三个基本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修志工作；二是要学会调查研究，广泛征集、占有丰富的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方志；三是要勤于练笔，熟练掌握方志特有的写作方法。正当我们勤练基本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使省志工作被迫停顿，到后来连单位也被撤销了。不过，回想起来，当时的基本功并没有白练，我们后来分到新的岗位能够胜任新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曾经在张老、郝老指导下经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省志编委会的办公地点，在成都市中莲池横顺街7号。据说原是国民党军队一位师长的公馆。黑漆大门，庭院深深，一色的中式建筑，布局、造型和装饰都十分讲究。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悬挂着王佑木、杨闇公、冉钧、傅烈、刘愿庵、罗世文等四川革命英烈的大幅油画像，既突出了省志编委会的工作性质，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殊料“文革”开始后的一天，一群红卫兵撞了进来，指着墙上的油画质问说：“你们不挂毛主席的像，挂这些死人的像，居心何在?!”这些油画是郝老千方百计收集原始资料，聘请成都油画专家精心放大绘制的。眼看着一幅幅烈士画像被取下来毁掉，郝老难过得心如刀绞。这些油画被毁坏，是四川党史界、方志界的一大损失。
“文革”期间，郝老免不了受到冲击。江青胡诌“四川地下党中叛徒很多”的怪论一出，四川地下党员差不多都因所谓叛徒嫌疑而受到审查、批斗。郝老也不例外。我们写他的大字报，开他的批斗会，审查他的历史问题，给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损害。不过，即使在批斗最高潮的时期，多数同志仍确信他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因此，我与郝老全家的私交一直都很好。所谓批斗，无非是走走过场，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明批暗保”。
有一段时间，成都武斗升级，“财扒”横行。一天夜里，一群手持钢钎棍棒的歹徒翻窗进入机关大院抢劫。大家猝不及防，惊慌失措，我的手表也被抢了。当时机关大院只住了不多几户人家，显得十分空旷。我们就组织起来，轮流守夜巡逻，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敲洗脸盆报警。郝老和他的老伴桂隆德也参加了夜间执勤。不过，郝老最担心的，还是编委会收藏的大批文献资料。这当中有不少珍贵版本，也有敌伪资料。一旦被盗被抢，或者失火焚烧，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之前，郝老说他家中发现了一个地窖，可能是当年宅主放黄金和鸦片的地方。一天深夜，郝老亲自收拾了几大捆旧中国编印的反动资料如《剿赤手册》之类，叫我和桂隆德、张清泉同他一起向地窖里转移。我们撬开床下几块木板，便见一个宽窄仅可通人的窖口，拿着手电筒，沿着狭窄的石级一步一步侧身往下退，转一个拐，便出现一个三四平方米大一人多高的地窖。窖壁经过防潮处理，干燥而凉爽。我们悄悄地将那些资料一捆一捆往下传递。由于地窖通道又陡又窄，干起活来十分吃力，当我们把资料全部转移完毕，将上面的地板、床铺还成原样时，差不多快天亮了。对资料室珍藏的大批方志和报刊，经江在雄同志与成都警备司令部联系后，资料室所有的门窗上都贴上了盖有成都警备司令部红色大印的封条。这些封条上的毛笔字，大都是郝老亲笔书写的。谁敢擅自撕毁封条、擅进资料室，就将按冲击国家档案室论处。正是由于郝老和编委会群众的共同努力，才使这批珍贵的方志资料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批方志资料，几经周折，现大多珍藏在四川省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图书馆里。
1969年，省级机关干部“一锅端”到米易湾丘“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单位划属五营十八连，住地在安宁河西畔的大尖山上，是全干校地势最高的一个连队，生活极其艰苦。郝老在全连年纪最大，仍要和大家一起滚通铺，一起上山劳动“炼红心”，有时还要“交代问题”。对于农业生产，郝老倒很内行，干活也特认真。但因年岁已高，身体虚弱，所付出的艰辛就比大家多得多。一次上山薅麦子，郝老的脱肛症发了，他独自到僻静处蹲下，想用手把直肠揉回去，哪知脚未蹲稳，一屁股坐在地上，直肠上粘满了泥沙，只得痛苦地斜躺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将泥沙清理掉。一位快70岁的革命老前辈，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折磨，怎不叫人感到揪心!后来，郝老的处境逐渐有所改变，当上了连队的“鸡倌”。他把连队的鸡饲养得又肥又壮，鸡生蛋，蛋孵鸡，大鸡小鸡一大群，数也数不清。每当逢年过节，大家美餐鸡味时，都忘不了这位老人的辛勤劳作。
郝老参加革命以来，经历坎坷，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他很少向人讲述自己的斗争经历，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1926年春，綦江县曾发生“东溪米案”。20世纪60年代初，四川省志编委会为弄清“米案”始末，曾派人前往綦江调查。据后云同志讲，调查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提供材料之后无不异口同声地说：东溪米案的领导人是霍绍文，问他最清楚。”
“霍绍文是谁呢？”
“就是现在在省志编委会工作的郝谦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