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方志敏
◎作者简介
方志敏（1899—1935），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江西弋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1935年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等。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不相信。
“绝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啊！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心路花语
一位经手数百万元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所有的财产只有一支笔，一个怀表，几双缝上底的汗袜与几套旧的汗褂裤！这样的清贫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往往有人以为清贫就是穷，可事实上不然。穷是一种生活现状，穷往往代表着消极，低迷。可是清贫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是一种人格的操守。
生存的理由/章乃器
◎作者简介
章乃器（1897—1977），又名章埏，字金烽，浙江青田人。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1945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粮食部长、中央财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著作有《章乃器论文选》、《章乃器文集》等。
犹子先生的来信。
乃器先生：
“人们为什么要求生存”？这是我请求先生于《新评论》上解答的一个疑问。
我所以这样问，最简单地说，因为我觉得：随着“生存”就脱不了烦恼。那么与其在烦恼中求生存，何如不识不知地“死”了！
我也知道，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个不同的见解。但是，眼见世界上的人，不管是老的，少的，幸福的，苦恼的，都一致地在求生存——极少数自杀者遂被视为懦弱、痴呆……这其中一定有几个或者一个缘故。我就是不明是什么缘故！先生是极明晰而诚挚的人，我想一定能给我圆满解答。请先接受我对先生的谢忱！
犹子先生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目下多数青年所共有的问题。不但是目下的问题，而且是一向认为很重要的哲学上的问题——人生观。
不学无术的我，肚皮里实在搬不出许多哲学家的学说：固然也晓得有书可抄，然而又觉得不屑。好在，凡是一个稍微具有理性的人，倘使生存着，他总有一个人生观。人生观是平民们也可能有的，并不一定是大学校里的贵族们的专有品。现在我就写出我所研究出来的一般人生观。
在消极的方面，人是为不愿死而生的。我们自从有了知识，自然就给我们一张彩票，这张彩票是天天开彩的，一直到人死为止。我们自从接受这张彩票以后，便今天希望明天得彩，明天希望后天得彩……这样一天天希望下去了。你说没有得彩的希望呢，它——自然——也许偶然给你中一个小彩，而且使你明明白白地晓得，别人在中大彩。手里拿着了这么一张彩票，当然不肯放手去死：在等候大彩临头而不肯去死的时间内，当然只有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种“等命运”的人生观，当然是太消极了，可是，大多数人，的确是这样等待地过了一生的。而且，不论什么人，多少总有一些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做基础。不过不专诚在“等待”上做工夫罢了。
在积极的方面，人是为求人生的兴趣而生的。所谓“人生的兴趣”，范围实在太广泛了。然而归纳起来，不过两种：第一是个性的发展，第二是人类的同情。
当然，一个人有种种的本能，然而有些人富于某种本能，而有些人富于别种本能。这本能的成分的不同，构成人们不同的个性。所谓个性的发展，就是使自己所有的特富的本能，能够充分地施用出来的意义。个性的发展的兴趣，在艺术家最为显著。画家作画的时候，一笔一笔地添上去，成了一张得意的作品，自己就觉得有无限的兴趣，并不需要别人的赞美。弈棋的人，并不希望报酬，也能有很浓的兴趣。事业家经营事业，倘使目的只在捞钱聚财，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笨事，要像弈棋者一样将其视为消遣斗智的活动，然后才能得到乐趣。史载范蠡聚财散财的故事，何等痛快？
人类的同情，当然也是一件有兴趣的事。我可以说：人们发展个性的时候，往往已经带着求人类的同情的愿望。
以上是概念，以下归到犹子先生的问题。
烦恼是快乐的来源。遇到一件难以解决的事，的确是令人烦恼的；可是，一旦想出一个巧妙的解决的方法，我们就感到得意而快乐了。所以，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垂头丧气，我们要鼓一鼓勇气去找躲在那烦恼的后面的快乐——我们要解决那个困难。固然，有许多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我们只认定那困难的后面有个快乐在，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向解决的路上走过去，我们虽在走的时候耐点艰苦，然而心中已经存着无限的兴趣。
再说得实际点：目下青年们的困难问题，不外自身的生活问题，事业问题，和眼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不是绝望的。说到生活问题，我要说：青年们绝不至于饿死。倘使一个受教育的青年都要饿死，那没受过教育的更当怎样？何况能受教育的青年多数还属于小资产阶级呢。
青年要感到生活问题的绝望，那就因为他还没有革命的精神。他还没有勇气脱下高贵的长衫或者西服，他还维持他在社会的偶像的地位。一面要革命，而一面自己先不能革命；这样矛盾的情绪，自然要感到极端的困难；有这样矛盾的方策，自然要失败。
青年要感到事业问题的绝望，是因为他的英雄思想的浓厚。“流芳百世”、“名垂青史”，是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成功”。倘使一旦感觉到“名垂青史”的绝望，那么，那个人生就算没有意义了。而他们的事业的途径，只有政治一端，所以格外容易绝望。我可以说：他们的心中，都还满储着偶像的思想——要做大人物。倘使他们能把事业的意义，改做“个性的发展”，就自然会兴趣横生而不至于绝望了。
青年要对社会问题绝望，是因为他没有认识社会的情况。当然，青年们所痛恶的，是社会上腐旧的势力。然而那腐旧的势力，是多么脆弱呀！倘使加以有组织的攻击，真如摧枯拉朽，毫不费力。不过现在一般青年的对付的方法，实在太不聪明了。青年们只远远地立着，视旧社会如异类，一切不加研究，不加干涉。这样，旧社会自然不会崩溃。是要青年人只身冲锋进去，对于旧社会的一切，加以深刻的研究，然后存优汰劣，在旧社会的原址上建立新社会。我们试看：旧社会哪一件东西经得起科学的分析？这种脆弱的情形，连旧社会里面的人都明白了。只要有适宜的方法，就不致有很大的抵抗，而欢迎的人也多着呢！所以，我劝青年们准备着脱下高贵的服装，抛弃英雄思想，到社会里去。“到民间去”，就是叫你到社会里去，叫你“入世”，而并不一定要到乡村里去。社会是到处有的呀！
生在中国的社会里，有点科学知识的青年实在是天之骄子呀！在一百个人中间，受教育的只有六七个人，只要这六七个人肯在社会服务，到处都是服务的机会，到处可以发展自己的本能。在科学发达的国家，社会上人才如鲫，哪里有这般容易？所以我以为在中国能读几年书的青年，都是十分福气的，他已经是社会中数一数二的人才！只有读不起书的穷人，那才真苦呢！目下有知识的青年，还要自暴自弃，那真才是不会做人！科学万能，有科学的知识，便可以支配无科学知识的社会。倘使支配不了，那就得先求诸己。处在可以支配社会的地位，而不行使其支配权，那还不是不会做人？所以我高呼：有知识的青年分子快起来！去建造你们理想的新社会！
心路花语
生存，一个简单的名词，仅仅十画就可以写完，但这十画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含义。也许有些人一生都无法悟出。“活着，生存着，在岁月与尘世间行走、邂逅或寻找着”，如果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宿命，无可回避的话，那么，又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它形而上的价值主题：我们究竟应以怎样明确与适宜得体的形式充盈这个生命的符号、这个生命的躯体实形？是茫然跟随时代的“意识主流”？还是以个性的、个体化的“价值闪电”的方式，哪怕它特立独行、惊世骇俗？
幽默的叫卖声/夏丏尊
◎作者简介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名铸，字勉旃，后改字尊，号闷庵，散文家、语文学家、翻译家。1904年赴日本宏文书院、东京高等工业学堂留学，后因经济原因提前归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潘天寿、丰子恺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1924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任教，1925年与朱自清在上海发起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并创《立达季刊》。1936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主席。1937年创办《月报》杂志，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1945年11月，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46年4月23日卒于上海，葬于白马湖畔。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沙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现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日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实，如此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买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花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骄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心路花语
叫卖实际是一种古老的广告，而这种广告里则包含着许多人情世故，也就是说，它也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经验和对世态人心的认识上。在这篇从寻常见惯的事情里发出感慨的小杂文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实际上却并不可敬爱的事实：谎言在我们的世界里无处不在而且被我们所习惯，习惯之后就成为一种世道人心，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习惯，一种恶劣到瓦解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善的积习。在谎言不被人指责，反而被习惯地接纳后，则真实的话就成了一种冷酷的讽刺，足以刺破我们的耳膜。
钱和苦恼/农妇
◎作者简介
农妇，本名孙淡宁。原籍湖南长沙。海外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散文作者。抗战时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随即从军抗日并负过伤。1951年赴香港，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和在大学新闻系执教。著有散文集《锄头集》、《水车集》、《犁耙集》等。
有人问农妇：“你时常谈钱，是不是很想钱？”
这一问，问得离奇，此时此地，不想钱的人，脑子必然有毛病，农妇虽然愚蠢，倒还不致愚蠢到连钱的好处都不明白。
最近，不知在哪份报刊上，看到一篇谈钱的文章，十分精彩，这里，且作一次“文偷公”（非“抄公”，因找不到原文，仅凭记忆写出）。再续上几段，用来强调农妇对钱的认识和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