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是宋朝名臣、著名的经济专家。
有一次，朝中一位大臣举荐了一位商人的后代做官，满朝哗然。要知道，自秦汉以后，重本抑末理论就成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思想认为农业是富国强兵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人们不屑从事“谋利”的营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商业归为末技，并且指责说：无商不奸。汉朝初年甚至困辱商人，明令禁止其子孙仕官为吏。这时，宁宗皇帝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叶适建议说，可以录用为官。他虽是商人的后代，但很有才华，用人是用其才，不能因其是商人的后代而弃之不用。叶适说：士农工商从来就是世代相传的，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能从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中选拔出做官的人，是于国有利的好事。另外古代也有从商人中选佼佼者做官的事例，工商之民同样有被选拔的权利。他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深思。有位大臣站出来反对叶适的观点，说：理学大师朱熹主张，只讲‘义理’不讲‘功利’在朝为官的人更不能讲‘功利’商人及其后代还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只会言利’罢了。叶适对此置之一笑，说道：商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发挥。只要使用得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宁宗皇帝听着叶适的这些话，感到很不是滋味。谈“心性”和儒家经典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朝廷内更是如此。君臣一起空发议论，苟且偷安，脱离实际，既不图光复北宋版图，只顾一隅偏安；又不谋扭转财政缺匮之策，考虑国家发展。他们对叶适这种“以经济自负”要强国或与邦的人有一种嫉妒和厌恶。于是宁宗皇帝挥了挥手：都不要说了，朕累了。
叶适回到家里，知道自己的看法并没有说服皇上，怎么办？这不仅是关系到录用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整个的经济发展。他越想越觉得不妥当，于是决定向皇帝说清楚这个问题。但明了地陈述这一思想并不容易，叶适思来想去，决定要绕个弯子说理财。
叶适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秦以来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的传统观念已不足以解决和说明现实生活中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因此要反对那些已占据了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摒弃“讳广州市才利”的经济教条，应该大谈“功利之学”要使这种功利思想让皇帝接受，采用强硬“灌输”的办法，不啻是以卵击石；而泛泛之论，又难以引起皇帝的重视。于是叶适写了一份奏折，巧妙地影响皇帝的思想。
叶适在他的奏折中先虚写一笔，说善于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因此，不论办什么事业都应把“功利”和“义理”统一起来，不能只讲“义理”而不顾“功利”因为没有“功利”的“义理”对于国家是毫无用处的。接着叶适便谈起了古人如何善于理财、如何言利。他说：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叶适摆出古人的典范，指出他们的理财观，论证“言利亦是君子之所为”的正确性。
历览各朝帝王，谁不愿以大禹、周公自比？宁宗皇帝也不例外。宁宗皇帝一看，连大禹、周公都是理财之人，自己言利何羞之有？
叶适又说：后世之论认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其实，这是管中窥豹，虽然有可见全貌的作用，但也有一叶障目的危险。圣贤之人之所以“不为利”是因为别人不告诉他如何“为利”以至于圣贤认为“理财就是聚敛”为避嫌而放弃理财大权。小人执掌理财大权以后又大肆聚敛，涂炭百姓。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不义。总之商人的后代如果确有才华，就应该启用。这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对皇帝自身形象的确立也十分有利，别人会认为您在学大禹、效法周公，何乐而不为？
宁宗皇帝深以为是。
叶适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第一个对封建正统的重本抑末原则做了直接否定。他重视工商业活动，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他坚决反对国家打击富商大贾的做法，主张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还要求废除各种歧视商人的政策，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叶适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研究其反抑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肃清封建抑商思想的影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在当时，叶适的思想显然还没有为最高当权者所接受。如何说服皇帝呢？叶适的技巧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谁不愿以前贤为楷模，谁又不肯效法圣人的举止呢？叶适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绕一个弯子，把古代圣贤抬出来，这就比直来直去硬性灌输明智多了。其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
当领导尚未接受某种思想时，如果你直来直去，刺刀见红”他很可能认为你“狂傲”“好为人师”即使你的理论再高妙，他也会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这样就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你要是死缠烂打、不顾一切地据理力争，还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事情就更不妙了。
中国人特别崇尚权威，所以最好是能“引经据典”运用权威的观点来为自己佐证，这样才最有说服力。只要方法得当，任何正确的道理都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