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的顽强拒捕事实上并不是对我们几个有多大敌意，因此当他发现抵抗已是无济于事时，竟突然冲我们笑了笑，问是否刚才因他的抵抗而伤到我们。我们摇了摇头。他对福尔摩斯说：“你们是要把我带回警局吧？那好，我的马车就在下面，现在给我松绑，我自己走下去。不然的话，你们恐怕很难把我抬起来。”葛莱森和雷斯瑞德听了以后，互相对视了一下，认为他的要求有点出格，而福尔摩斯却真的为他解开了捆在脚腕上的绳子。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显得很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对他的相貌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是那么的健壮，好像整个身子都是肌肉组成的。他黝黑的脸上流露着一丝喜悦，这让他显得更加精力充沛。“我觉得警察局长这个位子对你来说最适合不过了。你对我这个案子的侦查确实很有一手。”
“咱们一块儿去吧。”福尔摩斯对葛莱森和雷斯瑞德说。
“好的，我来赶车。”雷斯瑞德说。
“华生，你也和我们一块走吧！来，葛莱森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欣然同意，大家一块儿上了马车。那个罪犯确实没有逃跑的意思，他十分规矩地上了马车。雷斯瑞德驾起了马车，很快，我们就到了警局。一位警官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小屋，另一位上前把罪犯的名字和被害人的名字登记了下来。他们都面无表情，机械化地履行着程序。“犯人将在本周内提交法庭审讯。杰弗逊·侯坡先生，在你受审之前，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如果有的话尽可以提出，但你必须对所说的话负责，因为这将作为你的定罪依据。”
侯坡急切地说：“各位先生，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不到提审的时候再说呢？”那个警官惊奇地问。
“我怕我出现了意外。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要自杀。你是一位医生吗？”他转过头问我。
“对，我是医生。”我回答道。
“那么，你来摸一下我这里。”他用带着手铐的手指了指他的胸膛。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左胸。觉得他的胸内跳动得特别激烈，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胸腔也在微微颤动。我又把耳朵俯在他的胸口听了听，听到里边的声音很嘈杂。
“你得了动脉血瘤症吗？”我问道。
“上星期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我得了血瘤症，而且说恐怕过不了多少天就要破裂。其实这个病以前就有了，后来由于我在深山中呆了几年，整天饥寒交迫，病情就恶化了。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至于什么时候死早已不在乎。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说明白，死后好有个记载。我不愿让人在我死后说我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医生，你觉得他的病有突发的可能吗？”警官转向我问道。
“有可能。”我回答道。
“噢，真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为了履行法律义务，我们就得提前录他的口供了。侯坡，那你可以交代了，不过我还想提醒你，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要记下来的。”
“好的，那我坐下来说。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快要死了，所以我不会说谎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请你们相信。至于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根本就不在乎。”侯坡说道。
杰弗逊·侯坡靠着椅子说完了这番话。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以下的供词。他说话时沉着冷静，讲得有条有理，好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一般。我相信，他的供词绝对是准确的。因为下面的供词是我从雷斯瑞德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而他的记录都是按罪犯当时所说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
他说：“这两个人跟我无冤无仇，但我又为什么对他们恨之入骨呢？因为他们罪不可恕，因为他们曾经害死过两个人——费里厄和他的女儿，所以我杀他们。我想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如果让我控告他们，我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他们有罪。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已经替你们完成了惩罚他们的任务。如果换成是你们，我想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这样干。
“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她本来准备和我结婚，但被迫和德雷伯结了婚，后来她含泪默默地死去了。在她下葬的那一天，我从她手指上取下了那枚结婚戒指，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德雷伯看着这枚戒指死去，要让他知道是什么要了他的命。我追踪他们几乎走遍了两个大洲，这枚戒指一直伴随着我。他们以为能摆脱我，但他们错了。我是决不会放弃的，即使我明天就死了，当然这也很有可能，现在也都无怨无悔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而且是我亲手杀了他们，今生无求了。
“当然了，我和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能比，因此我要追上他们确实是很难。在伦敦的时候，我几乎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后来我决定找一份工作，骑马、赶车对我来说简直不成问题。于是，我到一家马车厂租了一匹马和一辆车，每个月都要缴纳一定的租金。除了交租金我所剩无几了，但还能勉强支撑下去。一开始赶车，我不熟悉道路，只能随身带着地图。后来我熟悉了几个大旅馆和几个主要的车站，工作才顺利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找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泰晤士河对岸肯伯维耳地区的一所公寓。只要他们在这座城市，就别想再逃走！为了不让他们认出我，我留了长长的胡子，时时都在跟踪他们，等待下手机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们逃掉了。
“但他们还是差一点又跑掉了。在伦敦，我可以说是和他们形影不离，不论他们走到哪儿，我都紧紧跟着。我只能在深夜出去赶车，所以赚的钱越来越少了，连租金都交不起了，因此最重要的是尽快干掉这两个亡命之徒。这两个家伙非常狡猾，他们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因此总是结伴而行，晚上很少出来。我跟踪了他们大约两个星期，从来都没离开过他们。德雷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而斯坦格森则特别小心。我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可总是找不到。不过我并没有因此灰心，直觉告诉我，报仇的机会不远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如果我的病过早发作，那我真是死不瞑目。有一天傍晚，我赶着车出去，在陶尔魁地区——他们居住地的附近，突然间我发现有一辆马车停在他们住的地方。一会儿，车夫搬着行李出来了。德雷伯和斯坦格森跟在后边，他们上了马车，我也开始行动，紧跟着他们，我想，他们又要换地方了。
“在尤斯顿车站，他们下了车。我找了个孩子帮我牵着马，随着他们进了月台。他们正在订去利物浦的车票，售票员说刚走了一辆，要走还得再等几个小时。斯坦格森有些恼火，而德雷伯却洋洋自得，为了能更清楚地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我又向他们靠近了一些。德雷伯让斯坦格森等他，他要去办一件事。斯坦格森建议他不要一个人行动，因为他们已商量好了，凡事都两个人一起行动。德雷伯却说，这是他个人的事，不需要别人插手。斯坦格森对他说：‘做事一定要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德雷伯大发肝火地说：‘你不过是我的一个私人秘书，有什么权力干涉我？’这样，斯坦格森便也赌气地说：‘如果赶不上最后一趟火车，就到好利得旅馆来找我。’德雷伯说：‘我会在十一点以前赶回来。’说完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