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二楞“哎呦呦”叫着，说：“春婆婆，您使锯末子，是它的造化呀。估摸着锯末子在您家待一冬，开春时都得变成黄金啦！”说着接过编织袋，拐到屋后放杂物的棚厦，盛锯末子去了。
装完锯末子，春婆婆又让郑二楞帮她去玉门街的老榆树下，撅几条树枝，说是捏蜡花用。郑二楞虽然个子高，但比起那些高大的榆树，还是矮小了。他高扬手臂，也够不到最下端的枝桠。郑二楞说，榆树枝桠难采，又不好看，不如采丁香枝条，矮株易采不说，枝杈也美。春婆婆说：“可不是嘛！插上丁香枝，兴许来年开春时，锯末子上能开出花呢。”
郑二楞帮春婆婆将锯末子扛回家。这一带的人，帮她干点小活，已成为习惯了。春婆婆要沏茶给他喝，郑二楞说：“茶跟汤药似的，咱享受不了。明下晌儿去黄鸡白酒，您赏盅酒吧！”
春婆婆一撇嘴说：“看来干活不要工钱的主儿，这世道没啦！”
郑二楞呵呵笑着，赶紧回去守他的鸡摊儿去了。
郑二楞走后，春婆婆觉着乏，便歪在沙发上小睡片刻。等她醒来，太阳快到中天了。她喝杯茶，吃了两条奶油酥心蛋卷，去尚易开的院子采丁香枝。
如果说烟火街像一条铺展开来的又宽又长的灰白色的金丝绒布的话，玉门街就是横在它上面的一支短笛。春夏时节，这笛子是绿色的；冬天的时候呢，雪天是银色的，而雪被泥土弄污了，则是黑褐色的；此时秋叶铺地，它成了金色的短笛了。春婆婆踏上玉门街的时候，想着天上的哪位神仙爱笛子，没准会趁月亮好的夜晚，伸出长臂拈起它，吹上一刻呢。
玉门街一带住的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拥有律师事务所的尚易开，在这里就算头面人物了。尚易开曾是铁路局的一名中层干部，十几年前因为严重渎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判了三年，他只坐了一年多牢就出来了，说是在狱中有立功表现，获得减刑。春婆婆在黄鸡白酒小酒馆，听人议论过尚易开为什么能那么快出来。说是他被检察机关带走后，交代问题有技巧，将顶头上司统统绕开，与他们的权钱交易一概不提，这样拔出萝卜不带出泥，泥土依然给他提供充足的养料。与尚易开有瓜葛的头头脑脑，用尽办法往出捞他。尚易开出狱后，跟以前一样风光。出门有车接送，华服美食依旧。
尚易开住的小洋楼，原来也是与人合住的。他动用关系，硬是将那户人家迁出，独享小楼。这一带住户中，也就是他家的院子没有煤棚，规整漂亮。米黄色木栅栏围起的庭院中，花木繁茂。迎春、桃红、丁香和蔷薇，一到春天次第开放，蜜蜂、蝴蝶、鸟儿，甚至叫春的流浪猫，都恋着那院子的花树，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春婆婆不讨厌尚易开，正是因为流浪猫叫春扰得他睡不好觉时，他从不埋怨。
尚易开出狱后，在开发区开了家律师事务所。开始几年生意不错，可是近两年，律师们纷纷跳槽，他快经营不下去了。春婆婆听说，根源在于尚易开保下的那几个人，纷纷退休了。这些有钱有势的主儿，大都在沿海城市买了房，离开哈尔滨，颐养天年去了。尚易开失去保护伞，立刻成了落汤鸡。他鬓角白了，不爱刮胡子了，十天半个月的不换一套衣裳，背也有点驼了。以前他从不到小酒馆吃酒，可是今年以来，他已经到黄鸡白酒三次了！有一次春婆婆逢着他，他喝得酩酊大醉，说是要把比乐街一座俄式老房子盘下来做酒吧，请春婆婆当女招待，她只需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来了客人问声好就是。他包吃包住，一个月净给她三千。黄鸡白酒的冯喜来一旁听了，呲着两颗麻将牌似的大板牙，说：“雇佣百岁老人当招待，这可丧良心呀。春婆婆也不会放着清福不享，遭这份儿罪去吧？”尚易开含糊不清地对冯喜来说：“我明白、你、你为啥、不让春婆婆去。你这黄鸡白酒、不也靠、靠老寿星、给撑腰吗？”冯喜来叫道：“哎哟，你可不能红口白牙污人清白！春婆婆来这里，是她自己喜欢！再说了，我这小馆的麻油酥骨鸡，在哈尔滨可是一绝，这一带的人谁不知道？不说别的，好多人家三十晚上的年夜饭，都得订它！你问问老寿星，是不是这样？”春婆婆不吭气，她凭什么吭气呢。在她眼里，尚易开和冯喜来都是孩子，小孩子斗嘴，哪有对错呢。
尚易开家门庭冷落了，可蝴蝶呀蜜蜂呀鸟儿的却照旧来，那院子的春光也依旧灿烂着。尚易开惜花，不许别人折一枝，但春婆婆采，他是欢喜的。花开时节，若是路遇春婆婆，他要拉她到自家小院赏花，临走时再剪上一簇桃红或是丁香，让她带回家。
春婆婆走进尚易开家的院子时，他婆娘老乔正腌酸菜。花树间放着一口大缸，老乔正把晒好的白菜往里装。摆一层，撒层盐。再摆一层，再撒层盐。由于肥胖，她低头抚弄白菜时，丰满的双乳颤动着，看上去像是两棵圆实的大白菜，也要掉进缸里了！
老乔是小乔时，杨柳细腰，模特身段。她虽不漂亮，但身为医生，穿着白大褂，飘飘摇摇的，再加上注重保养，肤色白里透粉，光洁细腻，看上去风姿绰约。可是尚易开一倒霉，她内分泌失调了，一路高歌猛进地胖起来，脸庞变成了倭瓜，屁股变成了磨盘，清脆的嗓音也变嘶哑了。小乔心不在焉，出了两次医疗事故，终于失去工作，沦为家庭主妇。小乔成为老乔后，沉默寡言，见着人从不打招呼。你若在烟火街听见她说话了，一准是买菜时与摊主讨价还价呢，而以前她是不还价的。老乔最大的功劳，是将儿子培养成才。那个单薄纤细的男孩子，以哈尔滨理科前十名的好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春婆婆记得，老乔前年收到儿子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个人去了黄鸡白酒。她要了整只的麻油酥骨鸡，一斤烧酒，独斟独酌。她不使筷子，撕扯着鸡肉。每吃一块肉，就喝一盅酒，然后看一遍录取通知书，再撕一块肉，喝一盅酒，看一遍录取通知书。老乔吃喝完，酒盅一副风尘相，浑浊不堪；而录取通知书被油污点染成花纸了。老乔走出店门后，搂着一棵老榆树，泪涟涟地叫着：“我的好姐妹呀——”
老乔见春婆婆来了，直起腰，抹了一下额头的汗，说：“花花没来这儿。”她见前几天春婆婆四处找猫，以为她是为这个来的。
春婆婆告诉老乔，该溜窗缝了，她想撅几枝丁香枝条，捏蜡花用。
老乔“哦”了一声，停下手中的活儿，奔向丁香树，伸出浑圆的胳膊，“咔嚓咔嚓——”地一连气折了七八枝，放到春婆婆怀里，说：“相中哪枝，自个选吧。”接着腌酸菜去了。老乔的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落叶波峰一样起伏着，一看就是秋风的手笔。老乔返身去墙根下抱白菜时，将干爽的落叶踩得刷啦啦响，好像她的脚在翻阅着一本旧书。
想起多年前的小乔，春婆婆的眼睛潮了。
春婆婆回家选好丁香枝，便去抽屉翻捏蜡花用的蜡烛。家里有个老式五屉柜，紫檀木的，盛着春婆婆的生计。针线盒药盒、锤子钳子、毛巾香皂、牙膏牙刷、胶水印泥、尺子剪子、窗帘钩蚕丝扇，过日子该用的东西，似乎在那里都可找到。春婆婆一旦缺东少西了，会惯常走到这个柜前，挨个抽屉拉。它们就像百宝匣似的，总不会让她的希望落空。这个五屉柜还是春婆婆婚后，她男人马奔打的。虽然使了七十多年了，依然很结实。除了漆色黯淡，找不出它的大毛病。春婆婆翻遍了抽屉，连个蜡头都没找到，这让她很失望。她好像还是第一次在五屉柜面前碰壁，忍不住嘟囔了一句：“也不帮俺弄杆蜡出来——”埋怨起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马奔。在她心目中，这么多年来，她之所以找什么能得到什么，是马奔暗佑的结果。
没能在家找到蜡烛，春婆婆便去王老闷的杂货铺。王老闷一听说买蜡烛，用二拇指弹着柜台说：“春婆婆，这年头除了庙里，谁家还点蜡呀？我也就是过年时上一箱红蜡，人们买了供祖宗用，要是平时进，一根也卖不出去！”
王老闷的话，倒提醒了春婆婆。黄鸡白酒供奉财神，每逢初一十五，神龛前摆着瓜果梨桃，香烛的气息会将麻油酥骨鸡的香味压下去。反正她也该去那儿吃酒了，就手朝冯喜来讨上一根就是了。走时再要一摞旧报纸，糊窗缝需要的蜡花和窗纸就齐全了。
黄鸡白酒小馆在烟火街的中段，与玉门街相距不过百米。房子是铁路局六十年代建造的，最早是一家印刷厂。如果说它背后的俄式老建筑是一群破落贵族，它就是忠诚的仆人了。虽然矮矮墩墩，其貌不扬，但它墙基厚实，高门方窗，天棚和地板都是木制的，看上去朴素亲切。这幢狭长的房子一分为二，东侧是黄鸡白酒小馆，西侧是粮油店。房子门前有两棵大榆树，挂着标有“古树名木”字样的黄铜牌子。一棵直溜溜立着，一棵则罗锅似的，将半个身子扑在屋顶上。这棵树因为环抱烟囱，被熏得面色黧黑，很多枝桠干枯了，春夏时节别的榆树枝繁叶茂，而它绿意阑珊。
春婆婆走进酒馆时，冯喜来正愁眉苦脸地翻报纸，灶房传来桂香的训斥声，这说明店里只他们夫妻俩。冯喜来爱看报，《生活报》和《新晚报》是他的最爱。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家门，去西大直街口的报摊买两份报回来。冯喜来看完报，客人来了接着看。都看过了，便摞在墙角。废报纸在黄鸡白酒是能派上用场的，桂香常取了它，擦拭刀刃沾上的油污，或是剐鱼时垫在地上，收拢雪片一样飞溅的鱼鳞；开化时客人的皮鞋溅上了泥点，把它当擦鞋纸；而那些喜欢抽旱烟的人，会撕一条下来卷烟丝。
桂香听见门响，知道这时辰来的人是春婆婆，没什么好忌讳的，照例发泄着不平。她每回数落冯喜来的内容都不一样，有时因为他喝多了免去客人的酒钱，有时因为在他手机上发现了暧昧短信，有时因为他随礼拿多了钱，有时则因为他去洗浴中心泡小姐。这次呢，是因为股票。她骂他榆木脑袋，说是那只股票谁都不看好，他非要买，结果一万多块钱被套进去，等于跌进深谷，难有出头之日了。冯喜来正被她唠叨得心烦，春婆婆来了，连忙得救似的起身问候，将话题转移了。春婆婆问他可有蜡烛，冯喜来拍着胸脯说：“我这黄鸡白酒是聚宝盆，要啥有啥！就是没有的话，春婆婆要蜡烛，我宁肯跑趟极乐寺的香烛铺子，也得给老神仙买到！”他的话音刚落，桂香用托盘端着一壶酒和两碟小菜出来了，她骂冯喜来：“嘴甜的男人都没好东西！”
小酒馆摆着的桌椅都是木制的，为求朴拙，与木天棚和地板协调，桌椅追求的是简洁稳重的风格，方桌的板材有两寸厚，椅子的靠背直上直下，没有弧度和雕饰，中规中矩。春婆婆喜欢坐在远离窗子的位置，因为她这辈子看过的风景太多太多了。
大概是比往日多走了点路，两盅酒落肚，春婆婆有点困了，她放下筷子，歪头打起盹来。很快，她走进了一片盛开的梅园。梅树枝头满是雪白的花朵，亮晶晶的，星星一样。春婆婆看到马奔从梅园深处走来，穿着对襟的蓝布褂，黑色灯笼裤，见了她一愣，说：“春春，你怎么老成这样啦？”他还是年轻时的模样，而她脸颊的皱纹深重得像榆树皮，头发也跟白梅一个颜色了。
三 二十年代的急板
春婆婆还是春春的时候，哈尔滨的大街上，灰眼珠的人比黑眼珠的多。以俄国人为主的洋人，大都聚集在埠头区和新城区，也就是如今的道里区和南岗区。俄国男人西装革履，吊着牛舌头似的领带，穿马甲，戴礼帽，拎手杖，蓄着大胡子，爱去酒馆和舞场；女人们呢，夏天多是半高跟的皮鞋，年轻的穿布拉吉，年长的穿套裙；冬天的时候，无论长幼，一水的高腰皮靴和毛呢裙子，头上扣着锅盔似的呢毡帽。女人们喜欢的地方是面包坊、香水店和剧场。
在春婆婆眼里，俄国人修筑的中东铁路，就是一条长长的皮鞭，朝着哈尔滨这个肥沃的大牧场，横空打着响鞭，将他们的人，一拨拨羊群似的赶了过来。他们中有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职员、护路队的警察、商人、教师、医生、传教士，也有落魄的酒鬼，卖艺的流浪汉，打家劫舍的匪徒和站街的妓女。不过，俄国人生性是不甘堕落的，所以你能看见步履蹒跚却扎着污渍斑斑领带的酒鬼，衣不蔽体却戴着礼帽的流浪汉，以及在昏暗的路灯下抽着劣质纸烟，摆出优雅姿态的下等妓女。
春婆婆姓彭，虽说有姓，但她原姓什么，无人知晓。
九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早晨，哈尔滨傅家甸的张铁匠出门抱柴，由于刚起炕犯迷糊，再加上那是个浓雾的早晨，没有注意到柴垛下有个用蓝花布包裹着的弃婴，一脚踩上了她！婴儿哇哇哭起来，张铁匠吓得掉头就跑，以为撞到鬼了。张铁匠的婆娘胆子大，她听说柴垛出鬼了，冲出屋子，大吵大嚷着，说真有鬼来，就捉了它当柴烧！待这婆娘奔向柴垛，发现那是个女婴时，鼻子都气歪了。原来她生的仨孩子，全是丫头，一天到晚大丫二丫三丫地叫，把嘴都叫苦了。要是谁扔个小子在这里，她乐得捡着，可是送上门来的偏偏又是个丫头，好像老天爷都在揭她的短！这女婴异常瘦弱，像一团没拧干的抹布，皱巴巴的。她不缺鼻子不少眼睛，看上去也活泛，不是因残疾和痴呆而被遗弃，估摸着是哪个未出阁的大姑娘养下的。张铁匠的婆娘说，丢下这女婴的不是本地人，傅家甸女人的肚子，哪个大了，就跟月圆月缺一样，谁不清楚呢！再说了，熟悉她家情况的人，知道她不得意丫头，把女婴往这儿送，等于扔在唾沫上，断不肯的。估计这是附近村屯的人，趁着天没亮，丢在这儿的。可是家中的狗干什么去了？来了生人它怎么不叫唤呢？张铁匠的婆娘一声声地吆喝它，未见应答，跑到狗窝一看，那家伙睡得一摊泥似的，用烧火棍都捅不醒，一看就是吃了下了迷幻药的美食！看来弃婴者既怕狗声张引出主人，又怕它吃了孩子，所以下了猛药。张铁匠的婆娘怒火中烧地拖出狗，狠命地踹它，骂：“废物！你贪吃那一口，家里溜进个四丫！”
张铁匠的婆娘没有把弃婴抱进屋，说是她要是进了门，家里阴气更重，自己下一胎怀上的没准还是个丫头！她和男人商量，将她抱到埠头区的彭裁缝家。彭裁缝的男人，在松花江打渔时淹死了，撇下她和两个年幼儿子。她时常唠叨，要是她男人再给她留个丫头就好了。俩儿一女，在彭裁缝眼里，就是一个女人的天堂。
彭裁缝欢天喜地地收留了弃婴，因为她是春天来的，起大名为彭锦春，小名春春。春春是个活泼伶俐的女孩子，爱笑爱动，人见人爱。春春十岁时，彭裁缝就教她缝纫的手艺，她心灵手巧，一学就会。她十二岁时，已是缝纫的好手了。彭裁缝的铺子，原本是做中式便服的，自从俄国人来了后，做洋服的多了，这其中有俄国人，也有追逐洋风的中国人。彭裁缝死性，说做洋服辱没祖宗，不愿意接那活儿。可春春爱做洋服，它们式样简单，裁剪容易，做起来畅快，钱挣得容易。
彭裁缝对春春隐瞒着身世，嘱咐两个儿子和左邻右舍的知情人，不许说春春是捡来的。可是春春越出落越漂亮时，彭裁缝动起了心思。因为她的两个儿子财旺和财喜，都喜欢春春。她想春春不管跟他们中的哪一个成亲，都将是永远的一家人。而张铁匠的婆娘三番五次登门求亲，也促使彭裁缝对春春要早做打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