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更加同意这一说法。因为他们到底明白，各自为政，一旦起事，也是自取灭亡。只有团结，才有胜利。于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了起来。他们决定去上海请黄兴或宋教仁或谭人凤前来主持。他们担心只凭信件请不来人，于是便派专人前去促驾。派去的人是居正和杨玉如。
武昌城内依然像以往一样，百姓们依然在为活命忙忙碌碌。这一天我在做什么呢？我和吴四贵再一次逃了课。因为我们想去文华中学念书，可是他父亲说家里钱不够，我父亲也说家里没有钱。他们俩代表我们作了个决定，让我们的未来或跟着学剃头，或在咸菜坊里当伙计。我父亲说，还不如攒点钱，将来开个剃头铺，也比把这些钱都送到学堂去要好。吴麻子很赞同我父亲的想法，说学费一交几年，不如用这些钱把咸菜坊开得更大一点。这些话是在吴四贵家说的，吴四贵听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便跟我说，他不想在榨房里过一辈子。然后他呜咽起来，问我可想将来也做剃头的。我回答说：“当然不想。”吴四贵说：“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呢？我几乎就要告诉他，我想革命。但父亲说过，这话说出来是要砍头的。所以我咽了下去。我说：“你还记得那个吴大叔吗？我就想像他那样。”吴四贵的眼睛立即亮了，他大声说：“你跟我想的一样啊。”
这天我们便没去雄楚楼见先生。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就在先生的隔壁，雄楚楼的10号，有那样一些人，正秘密地谋划着，准备震惊天下。
派出的代表坐船去了上海，而城里的活动依然密集而紧张。十天后，胭脂路11号胡祖舜先生家，零零散散去了许多的人。这天父亲正在那儿的街角上替一个胖子刮头。他突然发现陆续有人进到11号的胡家，并且有些面孔是他所熟悉的。他的心顿时咚咚地跳了起来。他想，这些人聚集一起，一定要谋划什么大事。或许，那就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的念头到此，手便发抖了。这一抖，却不小心把那个胖子的头皮刮疼了一点。胖子跳了起来，推开父亲，几个巴掌甩在父亲脸上。他大骂着：“你会不会剃头啊？你不会剃就趁早回乡下喂猪去。”骂完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布单，就地一扔，然后扬长而去。
父亲捂着脸，蹲在地上，又一阵哇哇地号哭。被人掴脸，是莫大的侮辱，不仅侮辱肉体，同样侮辱尊严。但父亲却不能反抗，因为反抗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大更严厉的侮辱。父亲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只会哭。
我和吴四贵恰巧准备去花园山找朋友玩，经过胭脂路，远远就听到父亲的哭声，我知道他又被人欺负了。我狂奔过去，拉起他，问他怎么回事，父亲不说，只说心里难过。然后我就看到了他被打得红肿的脸。这时的我怒不可遏。我说：“有人打了你？”父亲说：“算了，算了，这是常事。”
我对欺负父亲的人愤恨得要命，却只能把气撒在父亲身上，我说：“你光晓得哭！你哭有什么用！有本事就用这刀割断他的喉咙。”我指了一指父亲尚且捏在手上的剃刀。
父亲吓坏了，扔下刀，连忙捂我的嘴。但是旁边却有一个路过的大哥朝着我鼓了鼓巴掌。他说：“好，好小子！有血性。我们民族就是缺少这样有血性的男儿，所以才总是被人欺负。”
这位大哥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望着他，心想，这一定也是一个革命大哥。
这样，我认识了他。我叫他邓大哥，而他的名字叫做邓玉麟。
五
胭脂路11号的胡家，窗户关得紧紧的。这里真的是在开会。胡家的板凳坐满了人，没有凳子的便坐在地上。人群中还夹杂着几个军人。他们面孔严峻，却又有无数的兴奋在这严峻中跳跃。这是一个再重要不过的会议。人们低声地交谈着，唯恐声音传达到了外面。木桌旁，有两个人在写字，他们负责记录着这天的谈话。因为有这记录，我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会议的主席是孙武。孙武说：“各位，今天先由刘复基报告两个草案。一是‘人事草案’，另一个是‘起义计划’。”
人人都屏息聆听，连空气都是兴奋的。
刘复基说：“第一案，是关于人事。起义后，我们必须马上成立军政府，所以，军政府的组成人员要事先决定。经过商议，我们提名总理为刘公，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下设各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长由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外交部正长宋教仁；理财部正长李作栋；调查部正长邓玉麟；交通部正长丁立中……”
这些名单，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事先也都有过议论，所以并没有什么争议。
刘复基说：“如果此案大家没有意见，下面即讨论第二案，这是起义计划。具体事项如下。”
利剑终于要出鞘了。刀锋上的光芒已经隐忍不住，挣扎着从剑鞘里拼命向外闪烁，它首先把这些人的心空照得透亮。
起义的时间定在中秋，即阴历的八月十五，公历的10月6日。在此前，将成立两个筹备处，一为政治筹备处，一为军事筹备处。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它负责制作起义时需用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刘公、孙武等为常驻筹备员。军事筹备处设在武昌，它负责制定军事计划，以及运送起义所需弹药，邓玉麟和刘复基为常驻军务筹备员，杨洪胜和邓玉麟负责输送弹药。
刘复基的话语平静，但听的人却全都不平静了。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将要到来，大家纷然摩拳擦掌。他们相信，两周之后，这天下将由他们来改换。
孙武作了总结。他说：“我们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了军政府之后才能就职，但政治筹备处和军事筹备处则必须立即投入准备。不过起事前，我们还会再通知一次，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
但是，这样的秘密何曾守得住呢？
便是在胭脂路开会的同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武昌城紧张的空气，正因此事而起。
远在城外的南湖炮队，是起义的重要队伍。两个士兵请假回家，炮兵们平素也无聊，这是一个喝酒的好由头。于是炮标三营的几个同棚弟兄，便喝酒为他俩送行。几个人且喝且笑，猜拳行令，正玩得开心，不料排长来了。排长见他们大白天居然酗酒，立即怒道：“怎么能在这里酗酒？”
一个炮兵指着身边即将离营的两个士兵说：“他们回家探亲，同棚兄弟欢送一下。”排长板着脸说：“这也不行。像这样胡闹，必须严惩。来人，把这几个关起来！”
酒劲在身的人，对中途阻挠者的反应大多一样，当然是不服的，于是冲突开始了。他们放下酒瓶站起来跟排长吵闹，七嘴八舌中，全是声音：“不就是喝个酒吗？你平常喝少了？”“凭什么严惩？怎么从来没见你严惩过自己？”
排长也恼怒了。他是领导，这些小当兵的竟敢如此放肆，于是语气更加严厉。几个喝多的士兵，大概真是喝多了，嘴上叫着：“老子跟你拼了！老子天天受你们的气，今天也受够了，早就想杀你们这些鞑子了。”居然还有人说：“他娘的！别以为我们没人！我们多的是人，我们不会怕你们的。再欺负我们，我们就暴动！”
排长一听此说，立即举起枪，厉声道：“谁敢暴动？我毙了他！”排长身后的士兵便也都将子弹推上了膛。
如此势态下，更多的士兵围了过来，群情更加激愤。有人说：“谁怕你了？暴动怎么样？暴动也是你们逼的！”亦有人高声喊了起来：“暴动就暴动！有什么了不起！”这声音竟引起一片响应：暴动！暴动！
乱哄哄的喊声中，两个士兵跑进军火库，将大炮从中拖了出来，甚至推弹上膛。
吵架变成暴动，围观的人也看傻了。这是掉脑袋的大事。更多的人只想闹闹发泄一下，却并未打算因此而不要脑袋。毕竟只是喝酒闹事，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响应的声音随着事态的升级渐渐弱了下去。拖炮出库、推弹上膛的士兵到此时自己也被吓着了。他们突然酒醒，一清醒就发现他们的脚已经踏在了死亡线上。有人提醒道，要命的快跑呀！几个闹事者方吓得拔腿而逃。
鄂军提督张彪得报大怒，立即令马标前去弹压，指示必须将那些发难的士兵追捕回来。他想知道，他们怎么就敢喊出“暴动”这两个字。
胭脂巷的会议刚刚结束，参与会议的人们，还没有散完。孙武甚至还没有走出胭脂巷，便遇到前来报信的人。来人满脸惊慌，打着结巴说：“炮兵发生暴动事件！连大炮都拖出来了。”
这真是晴天霹雳的事。孙武急道：“怎么如此莽撞？赶紧找人了解原委，回头来详报。”刘复基亦在半路闻听此讯，也顾不得其他，急返而回。
前去打探情况的人再次返回，说军队已前去镇压了，南湖那边紧张万分。孙武道：“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汇报人说：“虽是为喝酒闹事引起，但他们中有好几个就是革命党，知道迟早会起事的。”孙武生气了，说：“既知大事当前，怎么可以这样莽撞？”汇报人急道：“怎么办？事态这样严重，不如立即发难，不然被发现，就来不及了。”
这句话把人们镇住。因为适才刚制定下起义方案，一切准备尚未开始，此时起义，谁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不能胜，起义的结果又会如何？但是，倘不及时起事，一旦逃亡的炮兵被抓，供出整个武昌城的革命党正在准备向清廷发难，那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局势？
一时间众人皆静默。事未开始，便有挫折之感。
此时的刘复基说话了。他说：“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现在万万不可轻率起事，因我们的准备尚未齐备。我们不可因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先观察观察，如果事态继续扩大，自当行动。”
在如此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能如此。
这天是个好天气。我和吴四贵从花园山下来。我说：“有些热呀，去江里游水怎么样？”吴四贵说：“好啊，我也正想着哩。”于是我们二人便由汉阳门出了城。
江上的浪一波一波地拍在堤上。蛇山上的警钟楼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高大威武。下面的茶楼，坐着三五个人正喝茶看风景。我和吴四贵在他们的注目下，跳进长江。我们在江水里戏水打闹，江水被我们翻腾得十分热闹。我们把自己放进了他们眼中的风景里。
有一个人奔跑而来。他衣着凌乱，神色慌张，跑到江边，便急喊着找船。有一只小渔船泊得不远，但那渔夫是个聋子，我和吴四贵都认识他。任凭那人如何呼叫，聋子渔夫都无动于衷。我跟吴四贵笑得快被水呛着。但突然，我想，他会不会也是一个革命党呢？我来不及推测是也不是，便三下两下游到渔夫跟前，我推着他，让他朝江边看。渔夫到底看到呼叫的人了。他划着船过去，不等船靠近，那人便跳了上去，急促道：“快划，快！”
小船朝着对岸的汉口划去。未到江心，便有马蹄嘚嘚声急促而来。瞬间便见到一支马队，他们一直追到江边，伫马在岸，四下张望，见只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游泳，一句话未说，掉头而去。我们在水里露着脑袋望着他们。
吴四贵浑身发抖，低声说：“是来抓那个人的吧？”我说：“那还用说？”吴四贵说：“为什么呢？”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但是我的心里在说，或许我知道一点点哩。
六
一连几天，我都在想，那个逃跑的人会不会是革命党呢？城里传说南湖的炮队发生兵变，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一员呢？如果是的话，官兵会不会满城搜家，来寻找他呢？他们一共跑了多少人？不会只是这一个吧？
我很好奇这样的事，却无从知晓。
晚上的时候，父亲回家，神情紧张。他说：“今天一个剃头的人告诉我，报上登了消息，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江南江北都传遍了，他们的口号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我跳了起来，心里咚咚咚咚像打鼓，就仿佛那个起义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说：“真的吗？”父亲说：“这几天你千万给我乖乖待在家里。满街军警乱走，弄不好就会杀人的。”
我绝不会按父亲所说的待在家里，我要比往日出去得更勤。但是我不能再叫吴四贵，因为我知道“革命”，而他什么都不知道。
街上果然显得紧张。旅馆不时进出军警，乱吼吼地叫着查人。有人手上还拿着墨画的人头像，望着进出的人核对。街上的巡警也奔来跑去，像是在追捕，又像是自己没事跑着玩，一阵来一阵去，吓人一身冷汗。长街的商铺里，看到女人们拼命地买东西，有几个店铺甚至排着队，大概是提防着真要闹事，恐怕家里会没吃的。女人就是让一个家稳定的人，有了她们，不管什么时候，总有得吃。我家就是。但是女人如果慌乱了，全世界就都会慌乱。现在武昌的街上的紧张，就是因为她们而变得十分夸张。
但我知道，最紧张的地方还不是在街上，而是在都督府。逃跑的炮兵害怕被追捕，便写了一封信丢进了邮筒。这信自然会落到第八镇统制兼提督张彪手上。
张彪看罢大为震惊。这的确是让他大吓的一封信。信上大意说，我们的党团体牢固得很，如果你们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不少恐吓字句。张彪料想不到逃亡炮兵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这狂言的背后将会是什么呢？张彪忙拿了信去找鄂总督瑞澂。
瑞澂亦是大吓。倘若军中真因此而引起兵变，他自是难以收场。但是，他也万分恼怒，说：“人都逃掉了，居然还敢写信来威胁！这是谁的天下？他们想反了吗？”张彪说：“因事发突然，我也担心引起兵变，所以对几个闹事的并没有死追猛打，准备待军中情绪稍缓一点时，暗中再行抓捕。写此信大概是怕追捕得太紧，心下害怕，故有此言。”瑞澂说：“此言虽不可信，但也不得不防。”张彪说：“当然要防。我意采取外松内紧的对策。”瑞澂说：“怎么防范？”张彪说：“一是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库存起来；二是令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天必须驻营歇息，加强控制；三是我亲自率人出其不意地巡查，吹紧张集合号点名，官长不在营者，撤差，士兵不在营者，严办，并罚其长官。”
瑞澂平静下来，他点了头，表示了允许。或许他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但是一个士兵的进入，打破了他的平静。士兵递给瑞澂一张报纸。
瑞澂接过报纸阅读，一读便脸色大变。他把报纸甩给张彪，说：“你看看。”张彪接过，亦大惊失色。他不禁念出了声：“八月十五杀鞑子。难道他们准备八月十五闹事？”瑞澂说：“看来那信不假，像是有事要发生了。”
官方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文武官员济济一堂。会议由军事参议员铁忠主持。铁忠说：“为防止士兵离营起事，现决定全体军队提前一天过中秋节。而八月十五这天不放假。他们人在营中，就得听我们的调遣。另外，所有子弹一律收缴存库。”一军官说：“听说工程营里有不少党人，由他们防守楚望台军械库可能危险，不如把工程营调开得了。”但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却说不可，此举会更加引起士兵的反感，反而激起兵变。最终铁忠作了决定，他要求军械库那边，须得加强官长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