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深秋了，窗子大开着。窗外是梧桐，叶子开始掉落。寒气很重。我们坐着喝茶说话。康妮话不多，英文带很重的英国腔。说起她丈夫的离世，她转过身看着杰里，说，唐，那么温文的一个人，他自杀了四次才死成的啊！杰里握住了她的手。出来后，杰里告诉我，她的手冰得让他老想打颤。康妮重复了好几遍：四次！前面都给抢救回来了。割腕，上吊，开煤气。他真笨啊，选的每一种死法，都那么痛苦。中国没法弄到枪，不然能像海明威那样，福克纳那样，他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丹桂想，她的父亲吃安眠药之后沉江了。他一次就成功了，应该没吃很多的苦头吧？这个想法让她得到些安慰。
戴比又说，你猜唐最后是怎么死的？他跳楼。说跳楼时，康妮指了指窗外，她的手在那个瞬间看着像玉一样。她朝窗外点了点。杰里很轻地问：从这儿？当然不是，他计算过的。从关他的楼里。他跟看管他的红卫兵说要上卫生间。他说腿实不行了，蹲不住，那天要去大楼另一边有马桶的老式卫生间，他们就让他去了。他们看着他扶着墙一步一步挪过长长的走廊去的。他一拐进那卫生间，就爬上窗口，一下就栽下去了。六楼。康妮说，她去看了现场。她平静地说，血倒还好，但那一地的脑浆！原来脑浆是那个样子的，一地的豆腐花一般。我才知道，人和物是可以这样转换的，唐，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样，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说的，肝和脑掉到地上？丹桂的身子哆嗦了一下，知道那说的是肝脑涂地，就说，我知道的。戴比就接下去说，可你猜康妮怎么说，她说，在那个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都解脱了--唐若是如此执意，他得到了成全。虽然她知道，作为基督徒，唐不应该选择这样的道路。你能想象吗？康妮说她站在那现场时，一滴泪都没有流。
康妮没有告诉我们，她从此就再也不肯下楼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文革过去了，她的子女亲友也一直在劝，说世道变了，变得好起来了，你要出去走走，亲眼看一看那个新世道啊。可就是劝不动她。后来只能放弃。她日复一日，每天就独自看书，长时间地冥想--没人有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完全拒绝电视，收音机。日常的饮食家用，就靠子女亲戚和邻人帮忙捎买，后来年纪太大了，就请了保姆照顾生活。杰里问她是她是不是还弹钢琴。康妮说，那钢琴文革后还回来时，就已经坏掉不能弹了。它是唐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如今就是一件家私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这样的事情？
丹桂感觉眼睛无法聚焦，戴比在很近的地方散成光影。她将手里的刀叉放下，吁出一口长气，看到戴比领口那些繁复美妙的蔓陀萝慢慢复合，围成洁白的花环。你还好吗？戴比轻声问。嗯，丹桂应着，想给递个笑，没有成功。她等着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利索地拿起刚才搁下的叉子，掩饰地在沙拉盘里划拉起来。
戴比喝了一口冰水，又说，我怎么竟说起这些。嗯，我是想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心理创伤，那就是最典型的心理创伤的表现。杰里告诉我，可惜他没有机会给康妮亲自做治疗了。如果上帝给他机会，他愿意慢慢领着她走下那些台阶。而且我们都相信，这是心理学可以征服的领地。荣格甚至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多次成功的示范。遗憾的是，到了那时，杰里能立刻做的，就是在离开上海前，给康妮买了台小型跑步机送去，他希望它至少能在提高身体素质方面对康妮有所帮助。
我们那个黄昏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拐到大街上时，正碰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车流洪水一样地袭卷而来。杰里在街边站住，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久久发呆。我不敢打扰他，过了好一阵，他才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他们--他指着暮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说，你抽象地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唐惨死的时代里熬过来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康妮？各种各样的康妮，会影响到身后几代人的人生。他们需要救治。可惜，我已经太老了，他们需要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来做这个事业。
说到这儿，戴比停下来，温和地说，你多喝些水。丹桂点点头，喝了口水，问：我想知道，创伤心理学具体能为康妮做些什么呢？戴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学科如今在心理学领域有渐成显学的趋势，一下要将来龙去脉讲深讲透当然不行，它本身也有很多分支，理论和流派很多。好的，我们从杰里喜爱的荣格说起。
荣格的一个经典实验，是给石油大亨洛克菲勒那位患有恐旷症的女儿做治疗。那位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大小姐的症状之一就是不能乘火车旅行，其实这跟恐高症是一样的道理。她在请不动荣格到纽约为她专门工作后，去了瑞士求助于荣格。荣格建议她沿着苏黎世湖连续不断地乘火车旅行。她的专列沿着湖岸的每个车站缓慢地开开停停。她的司机就开着劳斯莱斯轿车在每个车站等着，当她无法忍受时，就让她有离开那趟火车的机会。慢慢地，她有了进步，每天都能乘着火车走得更远些，最后成功地乘车到达了弗尔德巴赫。未等丹桂说话，戴比又说，这个案例是对创伤心理治疗理论的一个明晰注释：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象面对一个伤口，不要捂，要尽可能地让伤口曝露，身心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适应，接受。说得具体点，比如康妮，最关键的是要让她讲出来，反复讲--倾听的人，比如心理学家，要能让她开口谈出来，最要紧的当然是得到她的信任。那肯定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康妮的孩子就告诉我们，康妮站在丈夫自杀现场时的感受，连他们都是第一次听母亲谈起！我想这是因为她很信任杰里。这里有很多深刻的道理。我希望我这简单的回答对你理解这个领域有些帮助。
丹桂安静点头，说，谢谢你。这确实对我很有帮助。心下随即又有些伤感：她竟从来不曾有机会跟人透彻地谈过自己死于非命的父亲。凯鸽听不下去，或是没有耐心听下去，他们分道前行。就连她自己的母亲，都不愿意倾听她的困惑。从她十二岁那年起，她每一次向母亲问起，母亲都用向前看的高阔将她拦截，然后潦草地将她抛回那条游窜着父亲幽灵的黑巷。
这时，丹桂又听到戴比有些断续的声音：我听到康妮去世的消息，那是我到杜克以后的事了。是杰里在电邮里告诉我的。康妮在丈夫自杀身亡后，再一次下那个小楼，竟是在她死后无可选择时，被人抬下去的。我给杰里打电话，想要安慰他。杰里的情绪很平静，他说，这对康妮是一种解脱。她到她的神身边去了。只是，康妮下半生无法消解的伤痛，让作为心理学家的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挂上电话前，杰里说，丽莎，就是康妮的女儿，给他说了一个细节：康妮遗体移去时，亲友和邻人，都哭着围在楼梯口强调，一定要将覆盖她的毯子掖实盖牢，不能让她与楼下的那个世界直面相向，哪怕她不得不穿过它去向永恒。
丹桂双手把持到桌沿上，支持着自己挺直腰身，安静地听完戴比的话，脱口说，我多么愿意我那时就能做了杰里的学生啊！戴比很轻地点点头，然后取下眼镜，用衣角小心地擦了擦，想了想又说，可惜太晚了。杰里如今已年过九十，住在佛罗里达的老人公寓，已经离不开轮椅了。戴比戴上眼镜，直视着丹桂，轻声说，如今火炬递到了我们手里。丹桂听到戴比用了复数我们，心情竟有些轻松起来，转念又想到自己的母亲。丹桂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细节：母亲当年去给丈夫收尸了吗？母亲当时看到的是什么？她竟然从来没问过母亲。可就算她问了，母亲大概也不会讲的。她母亲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她们小时在武宣，后来到南宁，都是住在平房或一层里，母亲推门出去，就是人世间了。母亲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在那里面不停地上楼，仕途通达，越升越高，到达了让丹桂难以理解的高度，变成压在暗巷深处黑沉沉的铁盖上的又一块重物。
你猜我在想什么？戴比忽然问。丹桂回过神来，摇摇头，等戴比的话。在听我过我讲这个故事的人们里，你是反应最镇定的，这很特别--丹桂微低下头，很快地又抬起来，盯着戴比的眼睛，很轻，却很平静地说：因为我也曾经穿越康妮涉过的那条河，未等戴比反应，她又接上一句：我到过那里--我的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自杀了。我其实对他没有一点印象，可他却永远不能被我的记忆器清零。戴比抱紧双臂，将身体靠到椅背上，好一会儿，气色才慢慢活转过来，说，这真让人难过。也许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的细节。
戴比那夜将丹桂送到晓红家门外时，天已经黑透。临别时，戴比轻轻地拥抱了一下丹桂，说，我们保持联系。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当然需要有同情心，有激情，更需要扎实的学术素养，在这之上，其实最重要是有理性的心智。你到过那儿，但你仍然能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冷静地聆听整个过程，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的潜力。你如果真有想要修学创伤心理学的打算，回去认真想想，还要跟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尽早联系。我的一些国际学生常在转换入学所需的签证表格Ｉ－２０时出麻烦，耽误了入学时间，要当心。丹桂点点头，说，我会做的。
和戴比道了晚安，丹桂转身走上晓红家门外的台阶，想起晓红傍晚在餐厅楼前放下她时说的竟是等下楼的时候，肯定就是好消息，一下站住了，转头望去，只见戴比车子的尾灯在幽黑的林荫道尽头忽闪成两只血红的泪眼，渐渐移远。丹桂安静地坐到台阶上，慢慢地擦净眼角的泪。
丹桂在那年暑假开始之前，果然拿到了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录取通知。Ｉ－２０表上标示出戴比·斯特林博士将为她提供修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全额资助。
【中英人名对照】
杰里·彼得森：Jerry Peterson
戴比·斯特林：Debbie Ster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