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有的女职工上夜班，把小孩带到车间，一边用手做着事，一边用脚摇着摇篮里的孩子。工资从来都没有人过问，10元、20元一个月，甚至有时几个月发不出一分钱。当时通城县城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砂布厂的妇女真遭孽，
冬无冷来夏无热，
年无年来节无节，
一天到晚没得歇。
这就是砂布厂创业时的真实写照。
那时领料、入库，都是妇女们用双手搬进搬出。特别是晒砂，早晨5:00就起床到厂里来，两人一组，一对铁丝圈，一根抬杠。一包砂一百多斤，抬着上楼顶，忽高忽低，拉拉扯扯，摇摇晃晃，抬上楼顶人就累得不行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搬运战，砂铺满了楼顶，这时才有空摸摸又红又肿的肩，有的都磨破了皮。
有一次，黎珊玉好不容易争取到了首批大笔砂布订单，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黎珊玉拿着订单对妇女们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妇女们齐声说：“好！”然而，那时完成任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裁刀就不争气，很难将砂布切断。工作一刻钟就要换一次底刀。换刀速度又跟不上主机，砂布在地上堆积如山。妇女们急得哭，手忙脚乱，一边将受阻的砂布卷成筒，一边将未裁断的砂布整理好。手磨破了皮，打起了血泡，却没有一个叫苦叫累。裁刀影响生产，一个女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她和裁刀岗位的工人一起将刀换下来仔细观察研究，然后从废铁堆里找出一块铁板夹在老虎钳上，用手钢锯锯成刀状，拿到砂轮上打磨出刀刃来，装在裁刀机上。试了试，居然成功了，裁出的砂布方方正正，没有一张毛边的。
1980年，葛非初中毕业进了砂布厂。黎珊玉安排他到汉口跑销售。一次，葛非得知厂里一个职工的弟弟在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好不容易联系到一箱砂纸的业务。葛非想找辆三轮车送去，找了几辆，报价都不少于40元。他想了想，我一个月工资才30元，坐一趟三轮车去红钢城得花40元，我还吃不吃饭了？他一咬牙，推着一辆破自行车上路了。从汉口到红钢城，不但有几十里路程，还要过轮渡。枯水季节从囤船上岸的斜坡格外长，一箱砂布重七十多斤。一个16岁的孩子，用自行车载着这样沉重的砂纸箱在木跳板上走，直闪直闪的，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翻到江里去。葛非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幸亏有个老大爷帮了他一把，才把车子推上了岸。从早上8点钟出发，直到中午12点多才到红钢城。货送到了，人家也下班了。葛非饿着肚子一直等到下午2:00上班。一位处长上班时看到他坐在厂门口，听了他的诉说，很受感动，又让他送30箱。葛非听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也不觉得肚子饿了。
通城砂布厂创业的26个妇女，简直就是26个英雄。她们每天在家里吃一餐饭到厂里上班，却没有一分钱拿回家，男人便不让她们去厂里上班。她们偏要去。男人就把她们打得鼻青脸肿，还不给她们饭吃。但她们情愿饿着肚子，含着眼泪离开家，也要到厂里去上班。那时，哪有什么小车、面的、货车啊！她们连板车都没有，全部材料的搬运都是靠手拿肩扛。杨素兰做土砂带，冬天烧炭火，由于缺氧晕倒在车间里。大家把她扶到室外休息。她苏醒过来后，又进车间去做，拉都拉不下来，她说自己的事还没有做完。
1980年冬，熊师菊带着两名女工去湖南省岳阳临湘推销砂纸。三个人每人身上背一麻袋砂纸，足有五十多斤。当时通城到岳阳每人5元钱的车费。为了节约车费，她们就抄近路步行到岳阳。脚板都磨起了血泡，血泡穿了，还破了皮，疼痛难忍，她们咬咬牙挺着，卖完砂纸又沿小路步行回通城。
1980年的一天傍晚，黎珊玉带两名职工去武汉办事。他让司机傅罗桂到食堂拿两斤馍带上，好在路上吃。到了咸宁二级站，司机要把馍扔掉。黎珊玉见了发火，说：“败家子，不能丢！”说完伸手从司机手中把馍夺了来，向咸宁二级站食堂走去。炊事员认识黎珊玉，对他说：“大厂长，来几菜一汤？”黎珊玉笑笑说：“来一块钱的汤就行了。”于是三个人就着一钵汤，把两斤馍吃下去了。黎珊玉常在武汉参加一些会议，就餐时，总爱把桌上吃剩下的菜打包带回办事处，晚上凑合着吃一餐。熟悉的人都称他“打包老板”。
1980年，通城砂布厂搞第一条手工水砂纸生产线时，没有钱买手电钻钻孔，黎珊玉向五金公司借来了一把旧电钻。由于漏电，一不小心，黎珊玉被击倒在地，晕了过去，好半天才苏醒过来。全厂的人都吓坏了，赶忙把他抬回家去休息。第二天他又来车间上班。大家劝他回家休息两天。他严肃地说：“生产线一日不建成，我一日不休息。”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砂布用的棉布属国家计划物资，街道企业哪有计划呢？黎珊玉在跑业务过程中打听到，阳新棉布厂一个开票的女同志结婚多年了，一直未生育，天天愁眉不展。黎珊玉找到通城的一位老中医，说明情况后，老中医答应帮忙治疗。黎珊玉从阳新接这位开票员来通城治疗。经过治疗，这位开票员第二年喜得贵子。为了感谢黎厂长，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通城砂布厂解决了部分生产用布。
1981年，熊师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身体又不大好。这时正逢全国订货会在长沙召开，她放下自家建房的百年大事主动请战，一次争回20多万元的订货合同。次年3月份，她出去推销产品。为了赶时间，她4天跑了8个县市的五金公司，接着又去参加在安阳召开的全国五金订货会，带病日夜工作，拿到了25万元的订货合同。会议结束后，她不是急于回家，而是沿途与厂商订货，又拿到了3万多元的合同才回家。
1981年, 因工作需要, 砂布厂花2 000元买了一辆部队报废了的“130”汽车。有了汽车运输，方便了许多。但那时厂子刚起步，没有钱，为了节约，货都是职工自己扛上车，司机也是搬运工。司机姓张，叫张林弼，也晓得为厂节约。有一次车坏了，张师傅舍不得花钱买千斤顶，让人把车子抬起来，下面用啤酒箱垫着，自己钻到车底下修车。修着修着，车子把啤酒箱压垮了，把大家吓死了。万幸的是张师傅没伤着骨头。他从车底下爬出来，揉捏了几下又干了起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当年，张师傅既当驾驶员，又当修理员，还要担当采购员、押运员、搬运员的责任。他风趣地称自己为“五员”司机。他常常开车去武汉送货，大多都是连夜赶回通城。在武汉他舍不得上餐馆，空着肚子想到路边店吃面条。半夜十一二点了，路边店关了门。他有时去敲店门买点东西充饥，有时敲不开门，就只好饿肚子。黎珊玉常坐他的车出差，常在一起吃饭。黎珊玉不喝酒，不抽烟，就只要一碗面汤咽饭。黎珊玉常对张林弼说：“你家人口多，在外吃饭吃简单一点就行了，不要吃肉。省着钱称一斤肉回家，一家人都能吃到。”
1982年，黎珊玉出差武汉，住在砂布厂驻汉办事处（租用的一间民房）。吃晚饭时还剩下半碗面条汤，黎珊玉吩咐道：“这剩汤不要倒掉。给我留着。”第二天吃早饭时，黎珊玉让人把昨晚剩下的那半碗面条汤热了给他吃。谁知那半碗面条汤被办事处的炊事员无意中倒掉了。黎珊玉知道后很痛惜，生气地说：“多好的半碗面条汤，被你们倒掉了，简直是败家子。你们这是在犯罪。”在场的职工听后，当时都流下了眼泪。
1983年10月的一天，熊师菊和吴恩桃到邵阳跑销售。她们一天跑了十多家五金商店，低声下气地乞求，产品不但没有卖出，碰上邪的，还要遭到调戏和侮辱。到了晚上，她们已经浑身无力了，又没钱住旅社，只好找到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厅里过夜。这一天她们粒米未进，肚子饿得“咕咕”叫。两人花了两角钱，买了3斤橘子充饥，结果肚子拉了几天。一次，吴恩桃在黄石参加订货会，为了与各个五金公司经理搞好关系，她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全包洗了。每晚洗到十一点多钟，手都洗肿了。
1980年春，黎珊玉带着两位女将去上海出差。为了搞好业务联系，他们带上四套通城陶瓷厂做的餐饮具，每套足有20斤。黎珊玉是胸前两套，背后两套，背着上汽车，转火车，坐轮船。到了上海，他让两位女同志住客房，自己则在走廊上搭便铺睡觉。有一次，黎珊玉坐火车去参加订货会，碰上几个五金公司经理。在计划经济时期，五金公司的经理是“爷”，能不巴结吗？黎珊玉当时身上带的钱虽然不多，仍硬着头皮下车去买烧鸡、卤蛋、花生、啤酒给他们吃喝，而他则站在旁边陪着，不吃不喝。经理们叫他吃，黎珊玉说，我吃过了，你们吃。
1985年，吴恩桃到镇江市参加一个行业订货会，碰上那里闹地震，她住的楼房都在晃动。与会代表惊慌失措，急忙收拾行李转赴上海。只有吴恩桃呆在房里急得哭，40万元的订货任务，会议没开始就要泡汤了。同住的人拉她走，说：“你还不走，不要命了。”吴恩桃说：“我不能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啊！”正是这种不要命的精神，让同行和客商刮目相看，深受感动，一到上海就与吴恩桃签订了40万元的订货合同。
1986年，黎桂林接替张林弼开“130”汽车。这辆车买时就是报废的，在路况不好的公路上又跑了五年，各项性能都不行了，连车门都关不紧，黎珊玉还是舍不得花钱更换新车。一次，黎珊玉去武汉办事，黎桂林开车送他。在崎岖的山路上，黎桂林为避开路上的水坑，一个急转弯车门自动开了，将黎珊玉甩进了水稻田里。黎珊玉从泥水里爬起来，笑了笑说：“看来这辆车子是该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