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之后的日子就是春天了。连续的、固执的、包裹着暖意的风渐渐繁密起来。
就像是幻觉，又似乎触手可及，我在这个春天的繁华和寥落里，千回百转地追寻着民国时期的才女萧红。
然而在我，这种触及几近绝地，让我裂纹丛生。
这是睡着时突然醒来的红尘忧伤。生怕惊动了别人，自己却刻骨伤痛。
如此而言，因为面对萧红其实是一次强化对痛苦的感受和理解的心灵旅行。萧红在她不长的人生中，一直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和真诚去换取女性社会生存的尊严，她知道这一切其实无解，所以并不强化自己的痛苦，不追寻答案，不分辩遭受的一切委屈，她把一切的遭遇置于对人生的理性理解中，刚强、大气、开朗而乐观地拿了自己的性命去作努力的本钱，却仍然冲突不出物质的和精神的多重生存艰难。
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她不懂得要去迎合社会的世俗标准。她知道社会和他人接纳和容忍一个女人的规则或者潜规则。但她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存理想。她能够承受委屈却不肯委曲求全。
后来她退无可退，只求有一隅平和的生存空间休憩再来。然而不得。仅仅活了 31岁，她就在无奈和不甘的哀叹中离开了人世。
临死之前，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如此浓缩了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生存苦难，这一切从几十年前像河一样流过来，流到我的心里，轻轻重重地，不同于春天的另一番景象：萧红无遮无拦地让我彻夜难眠，又像繁华都市的霓虹，亮丽地诱惑着我。现实世界不灭的醉生梦死，男男女女的活泼和迷茫，一切的无奈、痛苦、悲伤像在梦中颠簸，迤逦慵懒地剩余一种味道，只隐隐地浮在春日之中，却有人语与鸡犬的喧嚣。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萧红是不可忽略的一位作家。在男权社会的短短长长里，萧红是特立独行的小女子。她生于1911年，卒于1942年。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幼年丧母，在父亲的专横严厉和继母的冷落中长大，性格叛逆而倔强。在哈尔滨读中学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西方文学把萧红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1931 年，父亲逼着她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决然出走，后来在哈尔滨遇到萧军，开始文学创作，写作了《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短篇小说和散文。鲁迅评价萧红：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强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坚强豪放和脆弱敏感一起组成了萧红浩瀚而短促的一生。她一生大多的日子如严冬封锁了的北方大地，满地都是裂口，不断被伤害、不断遭受遗弃和误解。
从童年开始，寂寞就像烙印一样在她心里难以索解。在具体的生活形式上，她又总是处在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从家乡的呼兰河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等，她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面对战乱、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她一直在迁徙，一直没有自己切身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家和生活。大部分的日子，她缺吃少穿，生活贫困。频繁的迁移使她的身体也受到侵蚀，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据资料记载说她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
她先后与三个男人一起生活，却一直没有稳定的女性归属。第一个男人是父亲给她包办的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出走后很快就没有了生活费，这个男人在路上找到了她，他们在哈尔滨同居生活。后来因为欠了旅店一大笔食宿费用，这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返。而这时候萧红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旅店的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1932 年夏天，萧红在不久前挑战了父权的权威，怀着天真、幻梦和飞翔的激情寻找自己的独立的快乐，却在怀孕即将临产时被抛弃。同居的男人离开，债主要把她卖到妓院，这无疑是“娜拉”出走的失败结局。她想要飞翔的天空是如此暗晦，她不知道下面的大地上是不是有美丽富饶的大陆。
怀着复杂的心情，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走投无路的萧红于是给当时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写信求救。
这时就像传说中前方突然闪现出亮光，接着旭日升腾。她发现脚下真的横亘着一块新的大陆。
这封信给她带来了亮光。
这就是萧军的出现。萧军这个时候以三郎为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受《国际协报》副刊委派前来探望萧红。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子的遭遇和才情震撼了这个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萧军救出了被当作人质的萧红。
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他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应该说，遇到萧军，是萧红生命中的大幸。他救怀孕的她于水火，并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们的生计四处奔波为她遮风挡雨，教她开始创作，携她去上海，来到鲁迅身边。并从此走上文学的道路，开始两人一生的大转折。
然而这同时却又是一场凄美的爱情。直到后来看到结局了，看到生命无可挽回地流逝，萧红才感到，他们曾经深切地爱过和被爱过。爱情让她曾经风清月朗，让她相信过神话，让她真切地哭和快乐地笑。据在萧红临终时守候过她的作家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也如同春天的一树花，经历了长冬后开得惊心动魄，凋谢后的零落也是触目惊心。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早已经是一种奢侈，或者一种沉重了。
由于性格的差异和文学理念的不同等等原因，他们在生活中的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殴打萧红。
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
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后来的人们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时说：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是很难有萧红渴望的平常夫妻生活的。
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萧红于1936年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
不到一年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 “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
我读到过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种空间距离，我以为却是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公在夫妻间不经意的流露，这对内心敏感的萧红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或许只是惯性的某些事，在有些人是常态，在有些人或许就会因此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总是难以沟通或者难以维持沟通，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既有的理解和共识。很多人也许没有想过：其实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个性，才是夫妻感情日久却能弥新的重要通途。
当然，人的行为在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正因为无意识，才反映出一个人的固有内心或者说思维惯性。
亦有人说：这一前一后的形态说明了萧军的男权：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说明了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状态。这种状态使萧红失去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却也不是萧红或者萧军能够完全改变的。战乱和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提供给他们平和地理解和修正彼此的条件。
所以，在萧军看来，萧红的迷茫和哀愁是不可思议的。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萧红立刻就会觉得家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萧红在散文中如此述说自己的感受。而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他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这理性。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萧军在自己的个体困境中也没有耐心去体悟一个女人的刚强与脆弱。
理性上有多少坚韧，感性上就有多少脆弱。这不仅仅是萧红，也是一个女性群体的性格特征。
借一个体育上的术语，夫妻生活其实也是一方与另一方的紧逼。是人盯人。问题是，体育赛事中的对抗是有限对抗，规定的时间到了对抗自然解除。夫妻却不同，时间长了，又学不会松弛的技术，一方或两方或许就会寻找新的感情对象来转移支付体力和心力的疲劳。
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就如此出现了雨在对岸下的味道。雨在对岸下，不久对岸的花就吐蕾了，此岸的花或许就可能散落了。
萧军的感情首先出轨。
一般而言，好像大多是男人更容易移情别恋。或者因为男人在耐心、善良和随遇而安等等生活态度方面都不同于女人一些？
从一些资料和萧红自己的文字里，我还是多少可以推测一些萧红生活的感受和心情。虽然是隔了好几十年，她的快乐和失望、坚持和妥协、理性和感性等等性格特征在时间的濯洗中还是那么分明，这也说明了萧红性格上的率真和敏感。
率真意味着没有学会圆滑。在复杂的生存中也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在人群碰撞中，敏感的人又极易受到伤害，由此还因害怕受伤害而更加敏感。
特立独行和敏感脆弱，这种自我性格上的对立也主导着萧红的命运。她要改变命运就只有一直寻找，永远不知道结局，摇摇晃晃而无可信托地一再离开，一再开始。说到底，这样的人生，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也是可数的，这是萧红即使再有百倍千倍的顽强也无法绕开的“怪圈”。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女人们的悲哀。能忍耐却很难一直忍耐。这种尖锐，很多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都意识到了。陷入其中的女人，最终的结局都十分的凄婉。这方面的案例，古今中外都有。比如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反应激烈，后来是精神分裂，以崩溃自杀解决。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触摸，仍然是女性生存无法超越的边缘。何况对于好几十年前的萧红呢？
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小说的主人公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在丈夫的痛骂和虐待中身体生蛆，牙齿发绿。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直到抑郁而死。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萧红笔下的女人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萧红以她深邃的自觉探索着女性的命运，质询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这样的质询让萧红面向生存的现实，也让她笔下的人在生存中现实。她作品里的人似乎缺了一些七情六欲，少了喜怒哀乐，麻木地生活着、忘不了悲哀的女疯子隔三差五地到庙台上去哭自己死去的儿子，哭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萧红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才30岁，如此通透地运用写作来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怀着大悲悯的心怀回望她曾经懂得的人物和生活，我想这不只是颖悟，而且表述了她自己对生存的抗争。
她不止一次地问：“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她不止一次地问，自然是因为她没有答案。然而她心里的执着，却是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褐石如流。一切对她只是过境之风。所以人们说，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泥，并又是一种常态。这也是萧红的生活品质，面对苦难如同日升月落一样平常。所以苦难无论怎样向她施下咒语，带着她呼啸，她最后都能安静地回到地面。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看萧红这样的文字时，我们又怎么会不能明了萧红的坚强呢？
因为坚强，所以软弱。
对女人，这不是悖论。萧红也是如此。所以她总是重复面临一些起始问题。与萧军的分道扬镳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又是同一个问题的开始。
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带来的是萧红深深的人生寂寞和对温情的依附。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萧红对社会和生活的畏惧，而是身为女性她无法囚禁自己对感情的需要，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对感情的依附是女人的桎梏，即使不断遭到骤雨的打击，女人们总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她们一次又一次体验情感的创痛和无奈，又有谁能真的摧毁那深藏在灵魂之中的期待呢？拥有或者失去，都不是她们的努力所能做到的。
具体到萧红，她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是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但即使同样的东西，也有位置的不同。何况情感也并不在平等的范畴里，自觉不自觉地被感情所支配，萧红也避无可避。她自己曾经说过：“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同样是在萧红的散文里，我也看到萧红因为萧军的爱情而感情有托的阶段里，曾经是如此的快乐。
那是在她和萧军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青春的奔放和爱情的快乐，常常在哈尔滨的街头没有顾忌地边走边唱，像一对在青春的爱情里沉醉的可爱的孩子。而那时候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那时仅有的财产：旧的水壶，小刀子，三只饭碗。
因为贫困，她生下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这个孩子后来一直不知其踪。
而正是爱情化解了艰苦生活的侵蚀。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着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萧红在散文里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记录。
风华妙年的女子，背叛了富裕的父亲出走，躲在小小的屋子里，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面对着空空的四壁忍受着饥饿，等着她的爱人归来。这样的情形和艰辛，萧红写来是如此的静寞而真切，这又是一种对生的怎样的宽容和忍耐，对爱和温暖的怎样的激情呢？
如此我也认为：有人爱，能够爱，其实是女人们自己进行精神突围的重要自卫武器——一个女人无力改变客观生存时能够迎面承受的一份慰藉和底气。
骄傲于个性的昂扬，不为社会要求的方式去生活。这是萧红的勇敢。深深恐惧和逃避，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这是萧红的情感虚无。萧红的一生，女性有过的苦她都吃了，女性有过的甜她也尝过。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女性夹缝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使她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由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颠沛流离与安居中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就在这样的困顿中饱经磨难，并被迫接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身体上是种种病痛缠身，未老先衰。隐痛是在心里，心里是种种问题缠身。但不用泪水祈求，不求生活给她解释，萧红泼辣辣地像她笔下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的花，把今天的我们也炫耀得闪眼。
而这，也是萧红总是让我隐隐地疼，隐隐地，心里就会因了对她的追寻而沉默起来。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她以生命书写着生命，而不仅仅是在文学中向往着自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来形容的。像她在《度日》中所写：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的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墨汁混到水中，是心里充满爱充满追求却又无能为力的呼兰河女子萧红的无奈，对一个柔弱女人，是心灵深处最不堪的一击。
萧红自己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
我以自己的心情来理解她的这句话，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敬重的理由，她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更有她的血肉和灵魂。
这就是中国女性奋斗进程中唯一的萧红：无论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她的笔写着她的大气的文字。她身上洋溢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敢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女性所希望的那种力量，她的朋友们亦不能理解她那些不顾一切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还不具备性别平等的大时代里，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
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她对生活对人的极其热爱。
后来，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就是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临终时在纸上写下了上面的这段话。这是1942年的1月，萧红31岁，肺结核日益严重，躺在香港一个三等医院的病床上。这时的香港已陷入战火中，医院药物匮乏，庸医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口不能言，生命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将逝。
一朵绽放的花突然零落，这是美的消逝，有多少人可以爽然读解？孤单伫立在生死之界的萧红，以这样的不甘，体悟生命消逝的无尽忧伤，我们可以感知，她风疏雨骤的心里一定有流弹如雹。
饥饿，逃婚，流亡，失业，友情，爱情，难产，仇恨，疾病，指责和冷淡…… 萧红一生由北向南漂泊。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她最后停在这个31岁的冬日里。这个冬日，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但她又是多么希望死神不要带她走，而是帮忙把尘世的重负重新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她仍然要无限期待地忍耐着，看生活到底还要在她的肩膀上放些什么。
面对风吹草动中浩荡的世界，她的不甘，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热爱，如同千里万里朝拜的香客。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解，夜深失眠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都市清淡起来的灯光，久久无语。我是如此地想念萧红，直至精神和身体都疲惫不堪。
这样的想念，只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却总有相同的人。这就是我如此地想念萧红。
热爱生活的萧红终究也没有解决关于生存的求解。在某种情绪的愤慨和伤叹中，她走了。触摸她的我却感到了疼痛。疼痛过去了。我看到热爱着人们的萧红看到了爱的界限。隔着这爱与爱的距离，桀骜而敏感的萧红触到了苦难的深不可测。
我想，因此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为什么会虚拟一个梦境，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因为她终究一生，用宽容和忍耐执着地改变命运的努力并没有带给她切实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生活。从黑龙江的呼兰开始，她由南到北一次一次被生活追赶紧逼，最后退无可退。
如此，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就只有童年了，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只能把握童年，这是萧红心境的寂寞和悲凉。爱情的失落、难以忍受的生活中诸多的遗憾、悲惨以及战争的逼近，使她更加渴望和向往温暖、爱和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清清楚楚，“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饱蘸了深情在呼兰河的童年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她营造并憧憬的美才如此单纯而震撼。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里的这些生命是如此的恣意。这是萧红的现实生活终究无法实现的简单的快乐。
或许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撑过去的吧。一方面萧红以营造风景的心情用文字接近自己的快乐，从精神突围的角度眺望自己抗争的意义。同时的另外一方面却是在显示生活的意义上，萧红并不把目光停在文字的虚空里，虽然现实的苦和难已经伤眼，她也并不去追寻和拷问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她全力生活着，所有深怀着的憧憬和追求，只是一个女子对简单的快乐的期求。一份可以安居的老百姓式的生活。
这是萧红的豁达、硬朗和乐观。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从这段话可以理解到萧红对于平常生活的渴求。这种渴求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左右了她的爱情观。与萧军在哈尔滨街头边走边唱的萧红更显冷静和理智。这也说明了萧红对于人生之旅途的疲倦。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
她却注定不会有。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继续宿命的漂泊。
内地的城市相继陷入了战火。萧红随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在香港她写完《呼兰河传》后，贫病相加，走到生命的终点。
据说，在她离世的最后日子，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的一生就这样以悲剧的名义展示给我们一种精神意义。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分析说，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现在，社会已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却只有希望于将来”。
骆宾基此言，应该是在解释萧红一生的穷途吧，但我想来想去，却是觉得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亮点总是会让人爽然叫嚷，萧红面对穷途的态度，她在永远无法统一、永远矛盾中坚持着的人格理想，恰恰是时光之河里流出来的桃花片，让人顿觉望眼欲穿想要知道那花的来历，这也是在今天萧红仍然让我们不能忘怀和爱戴的理由：她从不放大自己的穷途，爱与痛，血和泪，悲壮与无悔，她经历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切不过就是为了生活，不过是觉得生下来就该活着。
这就是萧红对苦难别样清醒和深刻的颖悟和了解。
因为这是个不会为任何人停留的世界。
这里所说的穷途，当然不仅指肉体的贫困或伤害，更指精神发展的难以维系。而且现实总是没有给萧红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仅是从身为女人的角色意义，她两次怀孕生育亦都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让她无奈地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抛弃她的负心男人的孩子。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无法填补的空洞，使萧红的小说也找不到爱情的爽然一喜。爱情，这个一贯是作家讴歌描写的重点，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表现的重要主题，在萧红的小说中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
生活终究是自己的，生活终究是说不清的。
生命就是这样，走呀，来呀，很寻常。快乐或者无可奈何地看尽沧桑都是过程。
活就自在地活，死去就死去了。这其实就是萧红对于爱情与生命的理解。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来回应一个时代和一个性别群体对苦难的无解。
如此，萧红活出了自己的本色的人生。她像一树拐弯处突兀的花，也像白雪中燃放的白烟，我们看到了，不难理解她的悲哀和凄凉。但从萧红的角度，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争却仍然无从把握人生的游离，在她所处的时代，在她说笑、谈论着的时候，又有谁能从她的角度读解一堆白烟在白雪中燃放时无能为力的呼喊呢？
萧红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充实而硬朗的，又是寂寞而凄凉的。
我想，这就是一个个体的女人浓缩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性别群体的悲哀之后的超越吧。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人的手被冻裂了”，“水缸被冻裂了”，“牛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人们早晨起来竟推不开门了。”
把东北的冬天描写得这样壮美绝伦，萧红这样的女子，又是多么的大气。
在远远近近里葱葱郁郁起来的三月，这样想着萧红，愈走愈静，市井的车声楼影倒像隔世或来世的玄事了。事实上，纵观所有的人生，又哪里有绝对的幸福呢？
但快乐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时一刻的快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就让我们抓住并放大这一时一刻吧。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萧 红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九岁时，母亲死去。
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