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长补短是良方
——雍正用人所长施新政
人才之性，各有长短。古语有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食人间烟火，必有红尘之恋。大凡那些优点越突出的人，其缺点就越障目。“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清人顾嗣协形象生动地告诫人们，用人一定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如此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战国时的卫国是一个经常受到周围大国侵扰的小国。有一天，子思对卫候说：“苟便是一个能攻善战的人才，他可以统帅大军五百乘。”古时一乘战车有驷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卫候说：“我早就知道苟便有统帅军队的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军。可是你不知道，他曾经在做官时，在老百姓那里搜刮了两个鸡蛋吃了，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虽觉好笑，但仍委婉地对卫侯说：“依我看，古往今来的贤明君主，他们选用人才好像木匠用木材一样，取其所长。弃其缩短。几抱粗的木和材，是相当好的木料吧，中间可能有几尺已经腐坏，但是高明的木匠并不是把整个木材扔掉，而是选用其中部分好料。选用人也是这样。现在战国纷争，诸侯征战，非常需要有才干的人才。各国都在招贤纳土，卫侯您却因两个鸡蛋的问题而把一个能率领千军万马、能攻善守的将军丢弃不用，这样的事最好不要让邻国知道啊！”卫侯听了这番话，笑着对子思说：“我明白了，愿意接受你的指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一般来说，识人之短容易，识人之长、能说人好话并非易事。作为领导者，就是要以求贤若渴的态度，对人才从大处着眼，从长处着眼，看人的本质、主流。日本松下幸之助说：“用人就是要用他的勇气，必须尽量发掘部属的优点。当然，发现了缺点之后，也应该马上纠正。以七分心血去发掘优点，用三分心思去挑剔缺点，就可以达到善用人才的目的。”
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趋复杂，不要说古代的“通才”早已不存在，就是在某一领域也难以找到一位“万事通”，因此，对领导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尽其才，这就要求领导能够对人才避短用长。
历史上那些明君贤臣和具有卓识远见之士，用人时都非常强调看主流、观本质，而不计较某方面的“过失”，这样就聚集了一大批各具特长的人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道理，说起很简单，但为什么有些领导者遇到具体的人事时，就常常横挑鼻子竖挑眼呢？个中原因很复杂，但就其用人思想而言，主要在于不能辩证地分析看待人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求全责备所致。
清雍正朝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以及封疆大吏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等。他们各施所长，使略显颓势的清王朝重新走上正轨，为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代名臣。如果仔细察看一下这些人的经历，便可知道，他们在康熙朝皆还是默默无闻，正是由于雍正帝能察贤辨才，并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敢于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使他们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雍正帝大胆起用李卫，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卫是雍正朝的一位“督抚模范”，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靠捐资入仕，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按说，这种非科甲出身的官员，在当时那种极重出身的时代，是不大可能受到重用擢升的。然而雍正帝在提拔官员上却没有严格的惟出身论，他曾说：“国家用人，当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正是因惟贤论，李卫才被雍正帝所看重。当然李卫受到雍正帝的重用，还在于他本人有着突出的优点和超人的才干。
李卫个性极强，其突出的优点是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办事一向以国事为重，雷厉风行。康熙末年，李卫任户部郎中，负责钱粮入库诸事。当时一个亲王主管户部事，指令户部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大胆谏阻，但亲王不听，他便准备了一个大柜子，内蓄其钱，外写“某王赢余”，置于户部东廊下，使其贪赃行径暴露于众，结果把那个亲王弄得非常难堪，遂不敢多收以饱私囊。这件事被时为雍亲王的雍正看在眼里，他很是欣赏李卫不畏权贵的胆量、敢于任事的作风，因此，即位之后便擢升李卫为云南盐驿道。
李卫不论办什么事情都是勇往直前，有一股不干出名堂誓不罢休的拼劲儿。李卫放任云南盐驿道时，盐务废弛，百弊丛生。他一上任便严肃法纪，重整盐政，并毫不留情面地劾罢了多名不法官吏，通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云南盐务肃清。雍正对此非常满意，称赞李卫是“国家卫器”，并不断加以提升，委以重任。雍正二年（1724年）升云南布政使，三年（1725年）擢浙江巡抚，四年（1726年）兼理两浙盐务，五年（1727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1728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1729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太傅，十年（1732年）署理刑部尚书，寻授为直隶总督。不到十年便升至人臣之极，可见雍正帝是何等的倚重李卫，但李卫亦不负雍正所托，所到之地，都能顿见成效。
当然，李卫并非完人，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李卫是个“粗人”，生得膀阔腰圆，武功很好，但文墨不通，奏折多让人代写。他生性骄纵跋扈，往往不合法度，对上粗率无礼，往往直称上级“老张”、“老杨”，对下又尖酸刻薄。因此，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紧张，经常有人向雍正帝告他的状。对这样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雍正帝并不求全责备，而是用其所长。李卫调离浙江之后，仍干预浙江事务，被后任浙江总督周元章密参。雍正帝就此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也，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这段话反映了雍正帝对李卫的基本评价，即勇于任事，大节好；但粗率狂纵，不注意小节。同时也阐述了重用李卫的原因，即取其大节，发挥其优长，并以他为榜样，教育那些无所事事者，以改变“视国政如膜外”的颓废风气。
雍正帝用李卫之长，可以说是真正的信任与重用，但同时对其短也不断地进行批评教育，望其悛改。人们可以从《朱批谕旨》的《李卫奏折》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李卫刚提升为云南盐驿道时，为了使李卫弄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雍正帝告诫说：“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个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有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直至晚年，雍正帝仍教育开导李卫说：“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自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李卫正是在雍正帝的充分信任和谆谆教诲下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雍正朝最著名的三位封疆大吏之一。
用人，贵在善于发挥人才之所长，对其缺点的帮助教育，固然必要，但应居于次。而且帮助教育的目的，也是使其短处变为长处。俗话说：“没有没有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如果只看短处，则无一人可用，反之，若看人长处，则无不可用之人。因此，在用人上切不可斤斤计较其短处，而忽视了挖掘和使用其长处。
其实，人们的短处和长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许多短处之中可能蕴藏着长处。在人才使用上，不仅要用其所长，更要“短中见长”，扬长避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就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善于用人。
事业为本，人才为重，人事两宜是用人的重要原则。人事两宜，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按照需要，量才使用。社会的发展不仅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且也为发挥人才的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积压人才，用非所学，不把人才分配到最能发挥其专长的地方去，强人所难，就会影响事业的发展。其二，要了解人，不但要了解得彻底，还要有全面的观点，在使用人才时要职能相称，量才适用，适才所适。人才是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要做到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使相应的人才处于相应能级岗位，把人的才能、专长和岗位、职务、责任一致起来。
另外，在选人用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全局，教育人们服从需要和分配，而且必须考虑人才的志趣、特长、气质、能力，做到合理使用，让每个人去干自己最擅长的丁作，为他们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和机会，不要强人所难。这样既能避免大材小用，造成人才浪费，也能避免小材大用，才不称职，贻误工作。
用人不能有疑心
——崇祯自毁长城食恶果
春秋时期，齐桓公有志于称霸天下，问管仲哪些行为有损霸业。管仲答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可见，对人才的信用与任用是同等重要的，惟有任之信之，方能成大事，反之，则会挫伤人才的积极性，影响其才能的发挥，造成用人活动和事业的失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信任是对人才的最有力支持，领导者对人才委以重任时，还应把一颗赤诚的心掏给他，你投之以李，他必定会报之以桃。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国君姬窟昏庸无道，残害百姓。人们怨声载道。应中山国百姓的要求，魏文侯决定出兵讨伐中山国，但主帅之选让他举棋不定。
谋士翟璜认为乐羊文武双全，品行端正，可以担当此任。可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乐羊的儿子乐舒为中山国重臣，让他带兵出战，令人放心不下。翟璜力排众议，据理反驳：“乐羊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乐舒曾奉中山国君的命令，请乐羊去做官，他不但不去，反而劝儿子离开中山国，以免与暴君姬窟一道自取灭亡。如此深明大义，我敢担保，让他领兵前往，准能成功！”魏文侯听了，点头赞许。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西门豹为先锋，率领五万人马进攻中山国。中山国派大将鼓须迎战，双方交战数月未见胜负。后来，乐羊命令西门豹带人夜袭敌营，乘敌大乱，乐羊率领大军掩杀，所向无敌，一直追至中山国都城下，把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中山国大夫公孙焦对姬窟说：“乐羊是乐舒的父亲。大王不如派乐舒到城上劝乐羊退兵。”姬窟认为很有道理，马上命乐舒照办。乐舒深知父亲绝不会答应，但身处危境的姬窟怎么会放弃这根救命的稻草呢？被逼无奈，乐舒只好登城喊话，请求父亲退兵，乐羊一见儿子，高声怒骂：“你这个贪图富贵。不知进退的东西，废话少说，赶快让昏君献城投降，这是他惟一的出路！”乐舒央求说：“投降与否由国君做主，我只求父亲暂时不要攻城，容我们商量商量。”乐羊说：“看在父子情分上，我给你们一个月期限，望你们早拿主意。”随后，乐羊命令将士围而不攻。
姬窟以为乐羊心疼儿子，决不会急于攻城。基于这种想法，他企图借城防坚固，粮草充足，来拖延时间。一个月期限很快到了，姬窟又派乐舒求情再宽限一个月，乐羊又答应了。如此反复三次。
消息传到魏国，文武百官议论纷纷，怨声不止，多次建议魏文侯撤换乐羊。魏文侯对此也很着急，但他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不仅未怪罪他，反而连续不断地派人去前线慰劳乐羊，犒赏将士，并且带信给乐羊，说正在都城为他修建住宅，等待他班师回朝。乐羊非常感动，但仍然按兵不动。这时，连西门豹也着急了，问乐羊：“难道我们总这样围而不攻吗？”乐羊耐心解释：“怎么能不打呢？你也知道，我们是因为姬窟暴虐无仁才来讨伐。要是我们急于攻杀，百姓肯定认为我们也一样凶暴。我三番两次地宽限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乐舒之命，而是让他们再三失信，借以瓦解敌人军心，收复中山民心啊！”西门豹听了，非常钦佩乐羊的谋略。
时间飞逝，可姬窟还没有投降的表示，于是乐羊命令攻城。姬窟见状，使出无赖招数，把乐舒五花大绑地推上城楼，并扬言魏军如果攻城，就先杀乐舒。乐舒大呼救命，乐羊骂道：“你这个逆子，既无计退兵守城，又不能劝君投降，只知道号叫求饶，生有何益？”说着，弯弓搭箭，欲射杀。姬窟见状，赶忙命人把乐舒拉下城楼。随后，在公孙焦的挑唆下，杀了乐舒，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企图用这种手段从精神上瓦解乐羊，使他失魂落魄，无心作战。乐羊强忍内心悲痛，平静地对中山使者说：“我儿子追随暴君，执迷不悟，这是他咎由自取。同去告诉姬窟，我已准备好大锅，等着煮他呢！”然后，下令攻城。
姬窟见守城无望，又怕城破受辱，只好自杀。公孙焦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投降。乐羊入城，历数他不赦之恶，把他杀了。接着出榜安民，派西门豹留守中山，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班师回朝。
魏文侯率领满朝文武大臣到安邑城外迎接乐羊凯旋归来，并安慰他说：“将军为了国家，舍了自己的儿子，这实在让人过意不去啊！”乐羊回答说：“公而忘私，原是做臣子的本分。”回朝后，魏文侯大摆宴席，为乐羊庆功。宴毕，还赏给他一只密封严实的箱子。回家后打开一看，吓了一跳，箱子里面全是他率兵攻打中山时朝臣攻击弹劾他的奏折。乐羊一边看，一边落泪，感慨万千道：“想不到朝中有这么多人背后毁谤我，要不是国君坚定不移地信任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第二天，乐羊上朝谢恩。魏文侯要真正封赏他，乐羊再三推辞说：“攻破中山国，全是大王的英明，我有什么功劳呢？”魏文侯说：“将心比心，除了我，没有人这么信任你；可是除了你，没有人能这么帮助我。你忠心为国，怎么能有功不赏呢？”魏文侯封乐羊为灵寿君。
所谓用人不疑，自然是指对部下的能力不存怀疑，更重要的是，一，既把工作交付于人，就不应该再抱怀疑态度，而应给以完全的信任，放手让人去干。其二，由于主观的、客观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下级工作失误，领导者可能会终止信赖行为，但对人的信赖不能终止，还应给予另外的全权责任。要做到这两条，领导者应该在五个方面切断自己的后路，以使下级在心理上、感情上、行动上，与领导建立起交融与共的亲密关系。
1．断疑人之路。领导者与下级之间的信任危机，大多是在好事者、多疑者、挑拨者、离间者向领导进言之时发生的。此时如果领导者对言论对象没有切实的信任，那么，在这种时候，信任感往往是要动摇的。批驳进谗者，继续信任，则得人心。否则失去信任，终止信任行为，信任感就没了，人才便由此与你若即若离，或离你而去。
2．断知短之路。用人在于扬长避短。扬长用长是用人的最佳方法，也是避短的最好途径。作为领导者应该了解下属的短处，以便避短就长，还可适当引导，缩短助长。但是，当有人进谗别人的短处时，则应避而不听、断然拒斥。即使听到他人议论下属短处，也应淡然处置，不予理睬。这种冷处理，一是表明领导者用人不疑、坚定信任的态度，二是不让杂言碎语干扰自己的用人部署，三是可以净化用人环境，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