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公主是在乾隆四十年正月出生的，这一年，乾隆已经六十五岁。这时，其他皇女或死或嫁，竟无一人承欢膝下，而且自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七阿哥永琰降生以后，十年间没有龙种诞育，如今又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呱呱坠地，因而上自八十多岁的皇太后，下至宫女、太监等执事人役，无不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意外之感，那欢快的喜庆气氛，绝不亚于皇子的诞生。乾隆把他所有的温情，都付于这个酷似自己的女儿身上。只要有女儿在身旁欢闹嬉戏，他就会把所有的疲劳倦怠都抛到九霄云外，他就再没有了老年人的孤独落寞，只要抱起十公主，乾隆就觉得生活一片温馨。
和珅更喜欢这个小女孩，他引逗她发笑，教她学走路，趴在地上给她当马骑。和珅给她玉狮子、玛瑙仙鹤，他给她送来毛茸茸的小鸡、憨态可掬的小狗。小女孩见到了和珅，就会飞进他的怀抱。
乾隆也最放心和珅带着自己的女儿玩耍。渐渐地，三个人似乎融为一体。乾隆离不开女儿，也离不开和珅，每天一处乾隆总是带着自己的女儿，也就必然带着和珅。随着几年的相处，和珅由一味的讨好、谄媚、邀宠、窃权，朦朦胧胧地也搀杂些对乾隆的情感归依；另一方面对十公主的疼爱也是真挚而又纯正的。晚年的乾隆更需要生活上感情上的慰藉，这方面和珅胜过了乾隆的皇子皇孙。
和珅步入避暑山庄的皇苑，见乾隆正与十公主戏闹，十公主眼尖，见一个太监随和珅走来，手里又提着许多好东西，便飞奔而来。
金巴狗舔着十公主的脸颊，孔雀在公主的欢笑声中开屏，鹦鹉在公主的逗弄下与公主说着话，连乾隆也喜欢起这个凤头鹦鹉，与女儿一道逗着它。乾隆见女儿如此快乐，心里也着实感谢和珅。和珅搬过椅子，乾隆坐在上面，和珅边给他梳头边说：“过几天木兰秋猕也把公主带上吧。”乾隆道：“我也想把她带上，只是到木兰围场打猎和到其他地方不同，朕有点不放心。”和珅道：“奴才挑选一匹驯良的小马，再亲自调教调教，让公主熟习马的性情，多多地练习一下。另外到木兰围场时，大家都形影不离，绝对不会有什么闪失。”乾隆道：“你与她在一起，朕才放心。”十公主听说要带她到木兰打猎，马上高兴得跳了起来。
于是和珅除督建须弥福寿庙的扫尾工程外，每日里便教十公主骑马射箭，公主小小年纪，倒也满身英气。
只见她穿着一身戎装，骑在小马上，马背上配着特制的“驾子鞍”。小公主把小撒袋挂在腰间，俨然一位英俊的少年武士。乾隆大喜，便与女儿及和珅驱马前去，搜寻猎物，忽见公主拉弓，箭落之处，一只野兔滚翻在草地上。乾隆惊喜道：“什么时候学得这样本领？”公主道：“是丈人教我的。”乾隆奇怪道：“哪个丈人？”公主道：“不是和大人还有谁？”乾隆诧异道：“你怎叫他丈人？”公主说：“我就叫他丈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说罢驱马前行，和珅紧紧随后。
看着女儿的背影，听女儿叫和珅“丈人”，乾隆内心不禁一动。乾隆想：对女儿真正的爱，莫过于早早为她安排好一生的前程。就十公主而言，财富和尊崇的地位固然重要，但这些对她来说是与生俱有的，这些无须为她操心，最重要的，莫过于为她选择一个终身靠得住的如意郎君。和珅文武全才，正值壮年，与自己心心相印，情投意合，自己从军政到外交乃至生活起居诸小事，似乎已离不开他，他的公子今年也已六岁，小公主半个月，八字吻合，和珅钮祜禄氏，是满洲十大姓之一，与母后同姓；而其先人随吾先祖入关，俱得军功，和珅家也算是望族名门。公主与和珅又极为融洽，和珅之子长得又极像和珅，英俊秀美，聪明睿智。把公主下嫁于和珅之子最为合适。乾隆心里高兴，拍马赶了上去。
木兰秋猕之后，皇上匆匆而行，因为马上要准备七十大寿节大典。各国使臣已陆续来到，对和珅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乾隆把十公主许给了他的长子，并赐名丰绅殷德，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钱花褂，待年龄长大时，再举行婚礼。
“丰绅”在满语中含有“福禄”、“神泽”、“福祉”的意思，乾隆希望额附福寿如海。
和珅与乾隆结为亲家，他在朝中的地位已稳固得牢不可破。和珅为皇上分忧解难，操劳国事，更为勤勉。
政治联姻、攀龙附凤是历代枭雄走上飞黄腾达之路所施的一种常用手段。和珅模仿前人而又高于前人，既攀上皇亲又为自己找到靠山，从而铺平了自己的升迁之路。
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消平）之，人满则天概之”。天之平人原本无形，必然要殷手于人。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后悔，就已经晚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这个道理。和珅怙宠贪恣，滥施淫威，蠹国害民，埋下了大清帝国社会危机的祸根。晚年重在做“快活天子”的乾隆没有想到他留给子孙的已不是什么“盛世”，而是内部已腐烂不堪、创痕累累且已开始动荡的大清帝国，一个由此开始走向衰落的大清帝国。月圆则亏。封建社会虽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但人事方面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它对国家的治乱兴衰会起到一种延缓或加速作用。大清帝国走到目前这一步，乾隆与和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历史对他们的惩罚却大不相同。以“十全老人”自命的乾隆，做着“功德圆满”的好梦安然崩逝。他的儿子很隆重地葬了他。至于作恶多端、积怨太深的和珅，在扰乱了大清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乾隆在位时，和珅位尊宠厚，有泰山之安，平日只顾哄这位已衰老的皇帝开心，从未认真考虑过像他这样的宠臣和重臣会受到什么威胁。但在1795年，和珅的内心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这一年，乾隆八十五岁，在位已六十年。他决定正式公布密立的储君，并于明年禅位于新君。和珅从乾隆那里已预知这位储君为十五阿哥嘉亲王永琰。乾隆的这一做法使和珅吃惊不小。春风得意、气焰薰天、胡作非为的和珅一下子从对自己权势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乾隆帝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这个靠山如即将崩溃的冰山，难以长久地靠下去了。他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一位老皇帝建立储君，他将要面对一位自己并不十分了解、心中毫无把握的新君，这是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明年老皇帝就要禅位，他的思想还没有做好接受新君的准备。新君如何待他，更是不得而知。他从来没有这样切切实实地感到自身受到了一种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种现状，和珅忧心如焚。但事在人为，和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保住自己现有的地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生抗争。
乾隆决定的禅位时间，对于还未巴结好新君的和珅来说太仓促了。他当然愿意老皇帝在位，虽说面对新君是迟早的事，但老皇帝在位一天，他能心安一天，至少可以赢得从容巴结新君的时间，为继续受宠于新君，保持自己既得的一切打好基础。想到这里，和乾隆启奏道：“内禅的大礼，史书上虽然常有记载，也没有多少荣耀的地方。只有尧传舜、舜传禹算是旷古盛典。帝尧传位时，已在位了七十三年；帝舜六十一岁始践帝位，在位三十九年才传位于禹。当时，尧舜的年纪，都已到一百岁左右，皇上精神矍铄，一定会比尧舜还要长寿，再在位一二十年，传给太子也不算迟。况且四海之内仰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远庇护。尤马尚知恋主，难道奴才不如犬马吗？”
从前，和珅伺乾隆喜怒，所言无不听从，不料这次却难以劝转，只听乾隆说道：“爱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二十五岁即位，曾对天发誓，如果能在位六十年，就传位于太子，不敢超过皇祖在位六十一年之数。蒙上天保佑，甲子已周，初愿已尝，怎敢再生奢望？皇十五子永琰，克肖朕躬，所以朕将公开宣布他为皇太子，明年禅位。如果怕他初登大宝经验不足，出什么差错，这时朕躬尚在，自然会随时训政，不劳爱卿忧虑。”
和珅听后无话可说，但心又不甘，于是又暗中运动和硕礼亲王永成等人联名上奏，请乾隆帝暂缓归政。乾隆帝仍不改初衷。和珅见事无可挽，不得不另作打算。不过，乾隆虽说明年禅位，但也明确表示“随时训政”，并未彻底放权，禅位只是个形式问题。这一点让和珅多少有些心安。
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冲，新皇帝亲政是早晚的事。只有早作准备，才可能为自己赢来更多的时间。乾隆已是风烛残年，他必须抓紧老皇帝在世的时间，搞好同新君的关系，以便能继续受到宠信，一如乾隆在时。否则，将来乾隆驾崩，新君亲政，于他和珅是大有不利的。他现在觉得自己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去消除自己所感到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基于自己得宠的经验，和珅为邀新君欢心，依然决定采用那一套讨好逢迎的手段去达此目的。
在乾隆帝于当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宣布册立永琰为皇太子的前一天，和珅为了表明自己对新君的“拥戴”，拿了一柄表示吉祥、喜庆的如意，来到永琰府上进献，暗示喜事就要来临，他先表祝贺。和珅想通过泄露机密取悦永琰，为将来在他手下站稳脚根捞取政治资本。
嘉亲王永琰聪敏好学，性格内涵，且以仁孝见称，他得以成为皇太子是和他这些自身条件分不开的。和珅今天前来预先透露消息，对于大清的状况以及自身的处境十分清醒的永琰心情却是复杂的。他知道父皇交给他的将是一个亟待整顿的烂摊子，但在父皇的有生之年他却不能去打破他的“盛世”之梦，否则，自身之位难保，整顿大清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他只能顺从父皇之意，等待这位老人归天之后再行整顿；再者大清这种已露衰败之象的局面的形成，奸佞和珅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真想早除此贼，但他现在不能，确切地说，父皇在世之日他不能有所动作，因为他知道父皇对和珅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他们这些皇子们的信任，他得罪了和珅，同样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对于和珅，他目前已只能隐忍不发，且谨慎以待。见和珅以泄密来邀“拥戴”之功，永琰既不表特别的感激，也不表特别的冷淡，不温不火，喜怒不形于色，让狡猾的和珅看不出他的心思。以常理相推，知自己将为皇太子岂能不高兴？知某人拥戴岂能不感激？善于察颜观色的和珅却从永琰脸上看不出个究竟来，只得以为他就是这么个性格罢了。
熟不知，这只是嘉庆的韬晦之计。
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宣布册立永琰为皇太子，第二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归政大典，将象征皇权的“皇帝之宝”亲授给皇太子，自己称太上皇，本年即称嘉庆元年。归政之后，乾隆继续执掌国家重务，用人行政，非他莫属。他才不愿做一个无权的太上皇，使自己像历史上曾有的一些太上皇那样受制于人。嘉庆名义上是皇帝，但在乾隆心中，他顶多也没有高出皇太子的地位。不过，岁月不饶人，乾隆的精力是越来越不济了。始终不肯给自己不放心的嘉庆放权的乾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宠臣和珅替他处理政务，和珅得意非常，也狂妄非常。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忽视嘉庆的存在，相反，对这个让人摸不透的嘉庆，他是警惕的。他不能让新皇帝培植自己的人，另起炉灶，拆自己的台；他要让新皇帝任用他就像老皇帝一样，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这位新皇帝。
归政后，乾隆想把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朱珪召为大学士。这触动了和珅敏感的神经，因为朱珪不是别人，而是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和嘉庆帝感情非常好，嘉庆帝十分敬重他。这人若被召为大学士，他和珅的位子岂能不受威胁？
善于保护自己、狡猾阴险的和珅，在自己不知道谁将被立为皇太子时，早就注意伺察每位皇子的过失，作为将来控制他们的资本，正所谓闲时备下，忙时用。“磨刀不误砍柴工”。
和珅这一具有“远见”工作这时派上了用场，不但排挤了朱珪，也使嘉庆帝险遭阴沟翻船之灾。
原来乾隆五十五年这一年，既是乾隆八旬大寿，又是朱珪花甲之年。永琰情不自禁，竟不顾避讳地在贺诗中把父皇与老师联在一起。诗曰：
圣主八旬岁，鸿儒花甲年。
三年德夙著，五福寿为先。
律转浃辰纪，辛占二百前。
芝驻丹景，艮背贯渊泉。
鹤下瀛州树，花摇海岳烟。
千春桃结实，十丈藕成船。
论道心追洛，传家族茂燕。
吏铨资重任，台鼎待名贤。
文笔超韩柳，诗才贯道禅。
早锤爪着盛，不使葛腾牵。
设醴诚难罄，尊师独敬尊。
期颐长颂祷，如阜更如川。
这首诗，和珅早就盯上了，不过，到现在它才有了利用价值。和珅偷偷地取来这首贺诗给乾隆看，说嘉庆早就想“施恩于师傅。”乾隆大怒，准备治嘉庆的罪，多亏董诰劝谏才得以做罢；但对朱珪，不久就因他事降为安徽巡抚，并谕令“不得内召”。
嘉庆帝经此一挫，对和珅更加小心，表面上似乎也很倚重和珅。遇有需要上奏太上皇的事，就托和珅代言。一些近臣认为不当如此，嘉庆说：“朕正依靠相国处理四海事务，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轻视呢？”和珅还不放心，又推荐他的老师吴省兰给嘉庆抄录诗稿，以便监视其动静，嘉庆当然知道和珅的用意，吟咏中一点也不露出对和珅的不满。这样，和珅才安了心。
此时的和珅任首席军机大臣，并兼管吏、刑、户三部事务，是精力严重不逮的乾隆处理政务所依靠的得力大臣。太上皇的过分宠信和倚重以及新皇帝的隐忍退让，使手握军政财大权、总揽一切的和珅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老皇帝一点也离不开他这个国家重臣，特别是现在，这个感觉是真实的；他又有一个感觉，即不及乃父、缺乏经验的稚嫩的新皇帝，也会倚重他这个老皇帝曾倚重二十年的能臣，这是一个错觉。对这个错觉，他有一套“合理”的解释：嘉庆以仁孝见称，其父所重，岂能不重？自己有“拥戴之功”，嘉庆岂无感激之心？嘉庆无理政经验，岂能不需要他这个身历多职、熟悉国家事务的国家重臣为自己效力？如此一想，他和珅真是为新老皇帝所重的“国宝”了。
和珅心中春风轻指，难免得意忘形。老皇帝在圆明园召见和珅，和珅竟然骑着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失人臣之礼，一派无父无君的气势。八十几岁的老皇帝身体不佳，批折里的字的笔画有不真的地方，和珅胆敢说“不如撕掉”，竟然另行批旨。训政期间，乾隆的很多谕旨是由和珅传达出来的。和珅的专权比以前更甚，虽然人人侧目，却无可奈何。
嘉庆三年（1798年）和珅被封为一等公爵，荣耀无比。但他那里知道这是他人生历程的“回光返照”。
嘉庆亲政后，和珅即刻伏法。这说明，人不能没有一个长久之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和珅由成而败的真实写照。
5．排除异己，不留后患
党同伐异，古已有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是被当权者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来。党同伐异、打击对手是历代枭雄走上成功的必由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