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受宠二十年，极尽迎合谄媚取宠之能事，赢得乾隆青睐，终成首辅大臣。他掌控军政、科技、财政、文教、人事、外交等要害部门大权，六权归一，一手遮天，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一举两得，一石二鸟。
1．权压群臣，不可一世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被乾隆皇帝赏识后，他极尽谄媚取宠之能事，赢得了乾隆帝的欢心和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权力不断增大，到了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便成为首辅大臣。
由于和珅一贯“善体圣心”，经常出纳帝命，实际上成了乾隆帝的代言人。他身兼数职，集军政、行政、财政和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方面：正如嘉庆帝所说：“和珅揽权专政。……盖由和珅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和珅利用职权控制着许多要害部门。在行政上具有很大权力，他掌握着官员的诠选，并拥有推荐和直接用人的权力。这样，使许多人投靠在他的门下，畏其淫威，不敢与之抗衡。这正如薛福成所说：和珅“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
（二）财政方面：和珅秉政二十多年，长期掌管着户部事务，他又与其子丰绅殷德相继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同时他还掌管着内务府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以及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田赋、税收、漕运和盐政等事务，也就是主管国库的收支，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宫内各种物件的修造、配置，宫殿、园囿的修葺，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工部所负责的事务。这样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了。
（三）文化教育方面：和珅通过担任许多官书的正总裁、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日讲起居注官等职务的方便，控制书籍的出版与查禁及考试、诠选和教育等一切事务，实际上又控制了礼部所掌管的事务。
（四）军事方面：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及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外，也曾兼任过兵部尚书，并曾率兵镇压过甘肃回民起义。此外，他长期兼任步军统一领即京师九门提督一职。他还负责着建锐营和火器营的事务，这样他就控制了皇家的精锐部队和火器制造。
军机处是清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又是皇帝亲自控制的部门，它远比内阁重要。和珅多年来把持着军机处的实际大权。
和珅集大权于一身，是他贪污受贿的前提。由于他的职权和地位，使不少官员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情愿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拿出一部分，贡献给和珅。
纵观和珅的发迹史，其实就是他不断夺取权利，扩大权势的过程。牢牢抓住权力不放，并逐步巩固、发展自己的权势，是和珅得以生存并走上高位。
2．当家理财，乾隆放心
和珅就才能而言，尤以理财、敛财最为乾隆中意，他进入官场后，就开始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
和珅先肥皇帝，后肥自己，是十足的理财能手。晚年的乾隆，为了实现十全武功的梦想，不惜穷兵黩武，耗费民财。而喜好奢侈，讲究排场，好大喜功，又要维护皇帝形象的虚荣性格，使他既需要钱财供他挥霍，又要不使国库有损，引起批评。
和珅善揣乾隆帝心意，对聚财亦得心应手，满朝文武无人能比。
当时的朝廷要员如阿桂、王杰、刘墉等人，他们很清楚皇帝巡幸、游玩、庆宴、赏赐需用大笔钱财，却没有去帮助皇帝实现这一隐晦目标。相反，他们还多次发动正直大臣，限制皇室的开支，阻止皇帝私欲的膨胀。
当和珅以极力维护帝王私欲的面貌出现时，乾隆帝顿觉千百大臣中，惟和珅一人能理解自己。
这样一来，和珅是得到了皇上的荣宠，但却被许多正直大臣所不齿，为他以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患。
在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之前，内务府这个主管皇宫财务的机构，经常财政告罄，入不敷出。
按照清朝规定，无论国家财政多么紧张，首先要满足皇室的开支，内务府进项不敷用时，可取户部库银进行接济。
和珅接任内务府大臣后，内务府竞出现了赢余。
那么，和王申是如何做的呢？和珅治理内务府，其扭亏为盈的手段是实行平余充公。
平余是征收银两时为了防止损耗而多征收的部分，其数量很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前这部分收入尽入主管官员的私人腰包，和珅让这部分平余银两充公后，内务府银两立刻出现赢余。
内务府里的官职都是肥缺，多由满洲亲信大臣把持，和珅掌管内务府，既保证了皇室的奢侈性消费，自己也从中捞到不少好处。
和珅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崇文门税关设立于明朝，清沿明制，承袭了这一机构。乾隆为加强这一税关的管理，特设正副税务监督各一人，多由满洲出身的内务府包衣、侍郎、尚书等兼任，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和宠臣。
崇文门税关名义上隶属户部，是户部第四大税关，实际上控制在内务府手里，成了皇家的财源机构。
和珅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开始担任这个税关的监督。这是和珅向乾隆历陈取财之道，得到乾隆赏识后而恩准的。连任8年，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曹锡宝上书弹劾和珅家人刘全之后，和珅才辞掉该职。
和珅增加崇文门税关收人的主要办法是扩大纳税对象。他看准这里是达官贵人、地方豪绅和富商入京必经之地，因此，下令来往客商行旅、赴京官员与会试学子，一律纳税，不得逃避。
天下榷关，以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税收之苛刻天下闻名。
江苏有位陆中丞，吴江人氏，因升任山东布政使，就职前要先到京师觐见天子，向皇上谢恩并领旨。过崇文门时，为关吏所阻。
陆中丞出示了一切证件和皇帝的诏谕，详述入京的原因，并出示了皇上的委任状。关吏们对这些证件不加理睬，而对陆中丞表示出莫大的兴趣，态度谦恭而殷勤。然而征税时，关吏们却一点也不客气。税单上开列的款目共一万两银子，清楚而醒目。
江苏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省份，朝廷赋税的大半和漕粮出自此处。
和珅的手下把陆中丞当作了财神，趁机敲一把，是和珅常用的手法。他们认为江苏既然是首富之省，在首富之省任中丞的陆大人肯定是首富之人了。现在陆大人又升任为布政使（布政使号称藩司），主管全省的财务大权，这陆中丞真是交上了财运，敲他一笔应不成问题。
孰不知，陆藩司也不是善茬。他为人正直，做官廉洁，所携资金哪有一万之巨？因而对关吏的税单表示异议。
关吏们当然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
陆藩司义愤填膺，据理力争。双方僵持不下，陆藩司就是进不了京城。
关吏们觉得陆藩司不识时务，过于吝啬，因而开始瞧不起他，言语也变得轻蔑而粗野。
陆藩司虽说不服气，但进不了京城，误了觐见之期，可要犯轻君之罪，这新到手的藩司丢了事小，但性命事大。
如何能既进京城又不花巨银呢？随侍身边的老仆人出一个计策。
税关征税的内容主要在入城者的携带之物上。藩司入京，除了生活用品、沿途所需外，还要带上进贡和打点的形形色色物品，总有几辆车子随行。如果不携车入城，只身而入，那就花不了几两银子了。
陆藩司虽觉此举太过寒酸，但是京师重地，举目无亲，无计可施，只好点头同意。
第二日，陆藩司仅携老仆而行，关吏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只好谩骂几声，呵斥而过。
陆藩司入得京城，一切应用只有向友人举借，朝觐完后，归还完借物方回。
此事在知情者中曾被传为笑谈。
和珅被迫辞去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后，由其子丰绅殷德以额驸身份承袭了这一肥缺。
子承父职，换汤不换药，而崇文门税关真正的代理人并没有变，他就是和珅的大管家刘全。
此时的和珅依然受皇帝赞善与恩宠，因为和珅为皇帝带来了滚滚财源。
从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和珅受任内务府大臣时起，皇帝就把理财的重任交于和珅这个年仅26岁的年青人，在他的经营下皇帝内帑猛增。在当时作为皇帝收入的款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正式收入，一是额外收入。
作为皇室的正式收入是皇庄及利用内帑生息银两。
（1）当铺
为增加皇室收入，从雍正时起皇帝开始委托内务府以内帑银两生息，此即所谓生息银两。
在清代经营当铺非常盛行，一个县就有几十家当铺。虽然从表面上看当铺的年利率只在8％～12％，而放高利贷则为36％。但经营当铺要比放高利贷保险，不至有收不回本金之虞。而且在当铺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能赢利，在收典当物时把价压得极低；支付典价银时只给当票银两的九折，其中一折作为当月的利息扣下；当典当者在期限内回赎当品时，则需要按照当票上银两的130％支付，在一当一赎的过程中当铺已得44％以上的利息；即使典当都逾期无力回赎，当铺的经营者还可以拍卖当物，所获银两数倍于当票银两。因而，至康熙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开当铺趋之若鹜，大学士索额图、明珠等人都出资开设当铺，并委托家仆代其经营。
乾隆即位以后，皇当的数量急剧增加，可以查出名号的就有21家，它们分别是：丰和、万成、万春、春和、恩丰、恩吉、恩露、恩成、恩德、恩庆、永庆、裕和、复兴、信义、庆裕、庆瑞、庆盛、庆泰、庆祥、宝聚、庆昌。内务府每年年底都要把各当铺的本金、利息，以及所有资产（当铺房屋、购置房屋），向皇帝作详细汇报，并对经营不善的官员责令赔偿，对经营好的予以奖励。内务府替皇帝经营当铺一事，在当时不向社会公开，属于皇室的机密，只有皇帝及有关人员了解真相。
（2）皇庄
皇庄是直属于皇帝的庄园，皇庄的土地由皇帝直接占有，其收入作为皇室的家私。皇帝直接占有土地在西汉时就已出现，只不过当时称之为“苑”，至唐代改称“官庄”，这一称呼一直延袭到明初。迨至明中叶，才改称“皇庄”。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把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土地35顷及强行霸占的民地40顷作为皇庄。伴随着明代土地兼并的日益激化，皇庄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从天顺八年到崇祯十七年（1464～1644年）的180年里，皇庄已增至300多个，占地达37000余顷。
清代的皇庄又称内务府官庄，由内务府负责管理。其土地来自清初的圈地与投充。
圈地系清初一大弊政。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初，为了解决满洲权贵与八旗兵丁的土地问题，于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四年（1647年）、康熙五年（1666年）三次大规模圈占畿辅一带的土地，累计达17万余顷，导致近百万汉民无地可耕，无家可归，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清政府在顺治二年还下达了投充令，从表面上看是允许无衣无食的汉民投到旗下为奴，但处于畿辅地区的汉族地主面对改朝换代所掀起的圈地浪潮。为求新朝保护，只得带地投充。投充令虽然只实施两年，但所掠夺的土地已达3万余项。圈地与投充地共计20万顷以上，占畿辅耕地四分之一左右。
上述土地，约有15万顷按照每丁25亩的标准分配给八旗兵丁，称之为旗地。剩余的土地，一部分给宗室亲王、郡王、公等作为王庄，其余33669顷作为皇庄。清初皇室的主要收入，来自皇庄，每年收粮9万余石，豆2200余石，草81900余束，此外还要从户部拨银百万两以为补充。
对皇室来说，还有许多名目的非固定收入，即皇室的额外收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臣下纳贡
收受贡品，充分体现出君主对臣下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清代从宗室贵族到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吏，从致仕大臣到盐商、僧人，从孔府到在华的西洋人等都在进贡之例。按照常规，每年的元旦、冬至、端午、中秋以及皇帝、太后的诞辰，臣下都要按时进贡，贡品有各地土特产（如各种茶叶、荔枝、孔雀翅、藏香、锦缎等）、时令鲜品（如新米、新笋、花卉等）、西洋物品（如西洋钟表、西洋鼻烟壶、西洋珐琅及五彩玻璃瓶等）以及金银、珠宝、玉器、古玩、裘皮、佛像、朝珠、象牙制品等。
一向以善办贡品讨得乾隆欢心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乾隆三十六年冬至所进的贡品有：
金如意一柄，金无量佛一尊，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祥福禄三星一件，白玉蟋桃一件，白玉春花洗一件，白玉保和太和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拱壁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飞熊叶瑞一件，汉玉炉瓶一件，白玉印池一件，白玉元洗一件，定窑洗一件，嘉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宋瓷霁红花囊一件，宋瓷霁红瓶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青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天青锻绣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绣缎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浆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包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洋花绒二十匹，洋锦缎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贴一百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镇面玻璃横被一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珐琅镶玻璃五凤妆镜九座，东洋漆香盒五件，东洋漆炕桌一对，孔雀宫扇一对，鸾翎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红玛瑞瑙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珐琅手盆九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洋金银线二百支，蜜蜡鼻烟壶二匣，翠花五十厘，翠顶花五十厘，天然沉香一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另据孔府《进贡册》所记，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一次常贡中就有：
“白玉镶嵌如意一柄，白玉炉一件，白玉驼一件，古玉果洗一件，古玉文玩六件，古玉灵芝仙洗双件，古玉彝炉一件，古玉蟠桃香盒一件，周青绿象鬲鼎一件，周青绿花觚一件，周青绿越尊一件，汉青绿方壶一件，哥窑双管瓶一件，霁红一统尊一件，定窑宝莲洗双件，嘉窑花囊一件，宋欧磁查斗一件，赵松雪秋江待渡图一轴，倪瓒松石图一轴，李从训平安戬谷图一轴，赵彦麟扫径迎贤图一辆，唐寅山村夜色图一轴，击壤图一卷，陈道复牡丹图一卷，赵曼山茶竹鸟一卷，仇英山水一卷”。还有各类土特产品：“猪九十口，羊九十牵，鹅九十只，鸭九十只，挂面三箱，耿饼三箱，林谐三箱，荸荠三箱，小菜三箱，野菜五味，点心五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