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美国）
哈金，男，著名华人作家。原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并用英文从事创作。其作品曾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亚裔美国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英文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成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奖的华人作家。
“把钱退给我！”顾客边说边把盛鸡的盘子丢在柜台上，然后把收据递给我。他大约五十多岁，腰像水牛一样粗。油乎乎的嘴角还黏着一片炸鸡屑。他买了四块炸鸡，现在盘子里只剩下一个鸡腿和一个翅膀。
“鸡胸脯和鸡大腿哪儿去了？”我问他。
“你们不能这么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为恼怒格外闪亮。我认出来他是附近电机厂的一个工人。
“我们咋坑害你了？”高个头的白莎不客气地问，手里挥动着一对夹鸡肉的长夹子。她狠狠地瞪着那个男人，那人的头顶刚好够到她的鼻子。
他说，“你们这牛仔炸鸡听着好听，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名字——根本没有肉。我吃了两块，肚子里啥感觉也没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们这坑人的玩意儿，你们把钱退我。”
“没门儿。”白莎说着晃了晃烫得像喜鹊窝一样蓬松的头发。“你要是没碰这鸡，我们可以退你钱。可是——”
“对不起，出了什么事儿？”焦彼德插进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刚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我们向他解释了顾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的美国老板听。我们都不做声了，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彼德经理如何处理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语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用中文对那个顾客说，“您已经吃了两块鸡了，我们只能退您一半的钱。咱们下不为例。您只要碰了您买的炸鸡，就不能退钱了。”
那个男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他嘴里嘟囔着：“妈的假洋鬼子。”他这是说我们这些在牛仔炸鸡店工作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争论说，不应该让这个顾客就这样白占便宜，否则全城的人都可以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炸鸡。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小气鬼似的顾客，把他轰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释说，我们应该遵照美国做生意的规矩——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当初他雇用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但那是美国的生意经，他不知道这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你给他鼻子，他就会上脸。如果夏皮洛先生想当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乱套。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城里流传的有关我们炸鸡店的闲言碎语。有人说，“牛仔炸鸡是专喂败家子的”。没错，我们的炸鸡是比木基当地的烧鸡卖得贵，也更油腻。木基的烧鸡讲究火候大，烂得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块海绵去擦洗那个顾客弄脏的桌子。猩红色塑胶贴膜的桌面油汪汪地扔着鸡骨头，闻起来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闻到这种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拾另外一桌，看见桌旁的椅子上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黄豆大疤痕。这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我们根本不应该退他钱，而应该把他扣起来让他赔偿损失。
我讨厌夏皮洛先生这套虚伪。他任何时候都装出心慈面善、体贴顾客的样子，可是对我们这些雇员却狠得要命。上个月他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四十元，简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样心疼，就因为我给了我哥哥所在供电局的一个姑娘八块鸡胸脯。她上次来店里买炸鸡，按照老板的规定，我应该卖给她两个鸡腿、两个鸡大腿、两个翅膀和两个鸡胸脯。她央求我说，“宏文，大方点儿，多给点肉。”不知咋的，她冲我飞了一个笑眼我就答应了。老板当时看见我正在往纸盒子里填最大块的鸡胸脯，但是他啥也没说，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骂一顿。他说，“我要是看见你再这么做，你就给我滚蛋。”我当时真吓得半死！后来他罚了我四十元，纯粹是给另外七个中国雇员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个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们问他为啥要在我们木基市做生意，他说他想帮助中国人民。三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苏俄逃出来，曾经在木基住过三年，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木基没有人歧视他们。夏皮洛先生的圆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表情诚恳地解释说，“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感觉和你们很亲近。我们都是黑头发。”他说这话的时候嘿嘿笑了，好像说了句笑话。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屁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什么牛仔炸鸡，也不想欣赏他那个粗大的红鼻头和秃脑门，更受不了他那满胳膊浓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鸡公司不仅剥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且还压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河北省的几个村子专门给牛仔炸鸡店种土豆①，因为据说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美国生产土豆的爱达荷州很相似。这个公司还在安徽省开办了几个养鸡场，专门为全中国的牛仔炸鸡连锁店提供鸡肉。这些美国鬼子利用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劳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运回美国。夏皮洛先生居然还有脸说他是来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他这样一个救世主。至于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经在木基住过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确实没有歧视犹太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犹太人也是外国人，和那些白皮肤的洋鬼子没啥两样。咱们中国人哪儿分得清呢？
我们背地里管夏皮洛先生叫“党支书”，因为他就像许多单位的党支书一样啥也不干。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不组织政治学习，不要求我们向他汇报思想。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他的父亲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担任志愿军的一个排长，后来被美国人俘虏过。战后，霈海的父亲出于爱国热情又回到了祖国。但是他回来以后却被强迫从部队里复员，发配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北郊的一个农场。当时所有归国的志愿军战俘都被定为可疑的叛徒，有许多人重新进了监狱。霈海的父亲在农场里被监督劳动，但是人们并没有虐待他。他在农场附近的一个村里安了家。我记得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他妻子也是个没嘴葫芦。这个女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好像是个侵华日军的军官。这两口子唯一的儿子霈海每天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九七七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业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儿。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地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儿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那些木基大学的英语教授们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
当初我们这个牛仔炸鸡店开业的时候，市政府里的五十多个官员前来致贺。开业典礼上一个副市长用一把两尺来长的剪子铰开了红绸带。然后，他赠给了夏皮洛先生一个像火钳子那么长的黄铜钥匙。这是干啥使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城墙早都拆了，根本没有城门，哪儿有这么大的锁要用这把钥匙去开呢？庆贺的来宾们品尝了我们的炸鸡、薯条、凉拌卷心菜、沙拉、热松饼。可口可乐、姜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费喝，简直就像水那样敞开了流。来宾们摸摸我们的聚酯座椅、塑胶贴膜的桌面、洗碗机、微波炉、收银机、厨房里的防水地毯，有人甚至探头看看我们的冷库和崭新的厕所。他们对这一整套从美国运来的速食店设施赞不绝口。一个白胡子老干部说，“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学习他们不仅照顾到人口吃的，还照顾到拉出来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有些来宾观看了我们在不锈钢油槽里炸牛仔鸡。这种厨具安全卫生，不像中国厨房里用的那些锅底满是油垢的大锅和哧啦作响又放不平稳的炒锅。副市长和我们每个员工都握了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同我们的美国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牛仔炸鸡店的长篇文章，把牛仔炸鸡落户木基说成是市领导积极引进外资的成功样板。
刚开张的几个星期，我们吸引了大量的顾客，特别是那些急于尝尝美国风味的年轻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来。因为我们的生意太好了，街上卖小吃的摊子都躲得离我们炸鸡店远远的。有时候我们从那些小吃摊前走过，小贩们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着我们骂：“狗汉奸！”
我们也不示弱地骂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鸡，又香又脆又好吃！”
开始的时候，夏皮洛先生也很卖力气，经常工作到十点半关门为止。但是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闲起来，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时候还嚼一种玻璃纸包的瘦肉香肠。他白天养足了精神，没有事情干，就开始和手下的姑娘们约会。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女孩子，两个全工两个半工，都是二十多岁，健康活泼，长得不算特别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约会，而且去哪儿都没问题。这使我们这三个夏皮洛先生雇来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个太监一样没用。特别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就更觉得自己窝囊。大多数女孩子对我都不错，但是在她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心肠好的小伙子，对我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够资格成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只是个下流的糟老头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卖出去——不管卖的是笑、是甜言蜜语，还是肉体。
夏皮洛先生带白莎出去后的第二天，我问她和老头子约会是啥感觉，心里想知道那个胖猪除了有钱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请她们吃饭以后是不是带她们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觉。这可是非法的事儿。如果他真睡了她们，我们就给他记着账，以后有必要就去告发这个老混蛋。我一边把盘子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摞在桌子上，一边装得轻松地问，“他家有几个房间？”
“我怎么知道？”她怀疑地瞪了我一眼。这个丫头鬼得很，脑筋转得飞快。
“昨晚上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是啊。我们吃了个饭，就完了。”
“饭吃得咋样？”我听说他带姑娘们吃饭都是去农贸市场附近的好运餐厅，那家饭馆可是不咋样。
“一般吧。”
“你们都吃了些啥？”
“炒面和干煸牛肉丝。”
“哪天有谁能请我吃顿这样的饭就好了。”
“你咋知道是他请客？”
“你说啥？他没请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摞好。
“我们分开付账。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气鬼。”
“如果不是他请客，干啥要约你出去？”
“他说这是美国的做法。他给了那个女招待不少小费，十块钱哪。可是人家没要。”
“吃完饭你就回家了？”
“是啊。我寻思他会请我去看电影或是去唱卡拉ＯＫ。可他只说这个晚上过得不错，然后一抬屁股走人。我们出来走到街上，他还打着哈欠说他想念在美国的老婆孩子。”
“这可是够怪的。”
我同店里的另外两个男工满友和京林在一块儿议论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约会的怪法子。我们想不出来他到底要干啥。和一个姑娘吃顿饭就算是一个晚上没白过？真让人整不明白。我们又去问彼德，是不是美国男人都这么抠门儿。彼德说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一样，请女士吃饭也都是男的付钱。他解释说，“也许夏皮洛先生是想让她们明白，这不是约会，只是个工作晚餐。”
这话谁会相信呢？他为啥不找一个大老爷们共进工作晚餐？我们猜他是在利用这几个中国姑娘，因为如果他带她们去那些高级餐馆，像四海园或者北星宫，那里有专门供外宾消费的地方，他要付比中国顾客高五倍的价钱。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姑娘，她们承认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让她们点菜。他的确付的是中国价钱。怪不得他这一晚上没白过呢，真他妈的是个老狐狸。可是，为啥他不把这几个姑娘领回他的公寓呢？虽说她们不是美人，但是她们年轻肉体的新鲜气味起码可以激起这个老头子的情欲。特别是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又有文化，他为啥也不动心呢？这两个姑娘每个礼拜只在店里干二十个钟头，平时也懒得和我们这些人说上几句话。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个真正的太监。
我们的生意没有兴隆多久。有几辆手推车每天到我们炸鸡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卖辣味鸡。每辆车上还插个牌子：“请吃爱国鸡——酥脆、鲜嫩、味道好。比牛仔鸡便宜三成。”说实话，牌子上的话倒不都是王婆卖瓜。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推车，都禁不住气得骂娘。城里的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那些老人都愿意买价廉物美的爱国鸡，自然就冷落了我们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们店里吃炸鸡，吃完又在外面骂我们，“真他妈的坑人！这么贵，这牛仔鸡根本就不是给中国人吃的。”这些人再也不会光顾炸鸡店了。这样一来，我们店里的顾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
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个开设自助餐的主意。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自助餐”这个词儿，就问老板：“那是啥玩意儿啊？”
焦彼德解释说，“你付一点钱就能随便吃，吃个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