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明白，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把律师们管好，就会弄出很麻烦的事情来。
超级电视台的点子没戏了，我更加坚信必须找个新的合作者带我们进入表演业。
我们最初与丁克尔接上关系是通过朱利安·古德曼，他是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董事，本人也是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
古德曼是一位极有街头聪明的肯塔基州人，是我们公司内部放在电视业里的耳目。他认识电视业所有的人，涉及电视业内我不明白的事情时，我总是听他的劝告，这就使得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谈。
眼下，我们一行出席沃多尔夫社交活动的几个人包括古德曼、克雷、麦克柯金戴尔、丁克尔和我本人。
我对丁克尔的第一印象：
* 真正的绅士。
* 人到了60岁还显得干劲冲天。
* 很冷静，精明，还很随便。
你好，好莱坞（2）
丁克尔为人诚恳，但是态度并不明朗。他知道会有很多人来找他的，谈了很久却并不很快答应。
“我是60岁的人，也许还能好好地干上10年左右的实事。我想看看到底能否再来一把。”他说，他这是在怀念MTM时代的事情，“虽然弄不清楚到底在接下来的冒险中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来，但是，我肯定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富有的伙伴。”
“要富到什么程度？”我问。
“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比我们当初弄MTM公司的时候多些吧。肯定需要一大笔钱。”他开玩笑说，“也许需要好几百万吧。”
见面之后，丁克尔带着当时年轻的同居者麦兰妮·伯克去巴黎度假。麦兰妮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姑娘，以前是他的秘书。
3个星期之后，他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候选单子弄得很短了。如果你们还想谈，现在就来谈吧。”
我们去了他在贝莱尔的洛珊纳路山坡小屋，离后来成为罗纳德和南茜·里根的退隐之地的地方很近。
丁克尔在这里住着很舒服，比在纽约的时候感觉好得多。他不喜欢曼哈顿那种又穿西装又扎领带的生活环境，他穿开领衬衣和毛衣开门接待我们。麦兰妮穿着网球衣慢腾腾地走出来，丁克尔就带我们去网球场那边参观。
我们到他很大的客厅里谈话，阳光充足。
“我想告诉各位自己在想什么。我相信有机会为电视网络或个人开发节目，我的专长是做连续剧。我觉得自己明白那些网络公司的弱点在哪里，我觉得可以组织一班手下开发有可能起作用的节目。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就需要一个伙伴。”他说。
“一个肯出钱又不瞎插话的伙伴，出齐了钱就让我放手干。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和多家组织一起干。”
丁克尔是走红人物，他在尽量利用自己的名声。
我告诉他说，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们开始谈起细节问题。他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他能拿出一年方案吗？三年方案呢？五年方案呢？
出钱又不管闲事
格兰特当时还不想拿出具体方案。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他想试试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想怎么一个运作法。他很肯定，知道自己可以从多个来源拿到钱，他明显需要的是出钱又不管闲事的资方。
这对加内特公司来说是相当新式的一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出钱永远都意味着控制权。但是，在好莱坞和百老汇的世界里，银行家对钱怎么花根本插不上话，或者没有多少话可以说。
与丁克尔的谈话是一场考验，看看我本能的直觉能否与商业判断力结合起来。结果，本能占了上风。自从担任加内特公司的掌门人以来，我们第一次拿出了钱而不管事。
就这项新的冒险活动所达成的财务协议，在好莱坞是早有先例的，所有搜罗丁克尔的人都在谈差不多一样的生意。
只有一样是很不同的：他的另外两位决赛选手——迪斯尼和环球电影公司，他们都有现成的园地供他制作节目，加内特公司却没有。我们主动提出建一个基地，或者为他购买一处基地。
丁克尔的脑海里有一个地方。库尔佛城的莱尔德国际影视中心处在破产管理小组的一位法官手中，很快就要拍卖了。塞西尔·德米尔曾在那里做过导演，《飘》和《公民凯恩》的部分场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是个老地方，有历史意义，不错的影视中心，需要做些工作，但可以变成基地，需要相当大的一笔钱。”
“多大？”我问。
“我觉得可能在2500万到3500万美元之间，另外还需要几百万美元加以改善。”
“嗯，这个数字吓不倒我们，”我说，“那是房地产，只要价格合适，地点合适，那就没有问题。”
丁克尔又说出了一件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事情。
“别的公司都在这边，我和他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丁克尔说，“你们是一家了不起的报业公司，我很尊敬各位。但是，你们并不在电视剧制作行业，而且你们还都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却都在这边。”
这是很容易就变成长处的一项短处。
“我来跟你说一点我们华盛顿特区总部的事情。我们公司目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关岛报纸的出版人，次一等的也在檀香山。离公司总部的距离越远，你们得到的独立性就越大，你们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
另外，这么想吧：其他的人不仅仅都在这里，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明白你们准备干的事情。我们不在这里，我们也不懂你们要干的事情。
他们不仅给你们提供一个基地，他们还会掠过你们的肩头打量一些事情，每天给你们提一些劝告的话。如果你们需要一位只出钱又不管闲事的伙伴，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伙伴。想一想吧。”
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说完我们就离开了。
10天之后，他打来电话，说他愿意当合伙人。
他那边管财务的人和我们这边管财务的人弄好了细节。
一项交易中财务方面的细节总是让我心烦。我只给公司财务方面的人员提了一个大致要求，告诉他们弄出合乎道理的东西来。我们准备好拿出1个亿，我明白道格会保护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不习惯于拿出1个亿的钱而又不对事情加以控制，但是，我们对丁克尔有信任。我们只打两个赌：
你好，好莱坞（3）
* 丁克尔是业内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会吸引有才能的人才再次成功。
* 电视节目制作最终会为加内特公司赚到大钱。
丁克尔、克雷和我把注意力转到如何称呼这种合伙关系上，以及结构如何确定。
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叫GTG，指格兰特·丁克尔—加内特公司。我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很值钱，需要特别突出。
GTG将为电视网或独立电视台制作30分钟或1小时的辛迪加电视节目。制作什么样的节目，到哪里去销售，这一类的事情由丁克尔说了算。
通过无线电拉到全美观众
之后，我们专门谈论我对进入了演艺业的主要兴趣。我想开发出《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希望通过无线电实现我们通过印刷媒体达到的梦想。
对于这样一个项目，还有3位电视界的高级管理人员接触过我们：
* 凡·高登·索特尔，他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总裁时，曾跟我们见过面，看看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一种新的晨间节目，按照《今日美国》的调子来。我们没有产生很大兴趣，因此没有同意。两个星期后，他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炒掉了。
* 拉里·格罗斯曼，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任总裁，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符合《今日美国》品位的节目。我怀有戒心，因此没有同意。那个节目叫“美国年鉴”，由罗杰·马德和康妮·张主持，结果失败了。后来格罗斯曼被解雇了。
* 更早以前，《今日美国》才只有一年历史的时候，我在迈阿密州的朋友德里克·丹尼尔斯刚刚离开《花花公子》；还有吉姆·贝娄斯，他因为制作“今晚娱乐”节目十分成功而赢得很大名声。他们来见我，谈起了《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我对他们的方法很有兴趣，但是因为那份报纸刚刚开办不久，再办电视版的时机不成熟。
我对丁克尔谈起《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他说：“那不是我拿手的事情。我是制作现实节目的。”但后来，他提出建议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是顶级高手，他与国家广播公司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许到时可以找到他，这个人名叫斯迪夫·弗里德曼。”
我知道那个名字，也知道他名声很大。
“他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广播公司呢？”我问。
“因为他再也不想干‘今日’栏目了。他已经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样，他也很想赚大钱。斯迪夫在国家广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钱，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资，一年提高5万或者10万美元，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诉丁克尔，要他想办法跟弗里德曼接触，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20分钟后，我打电话跟我在《南达体育》的伙伴汤姆·布洛科联系，他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
“汤姆啊，跟我讲一讲斯迪夫·弗里德曼的事情吧。”
“你个狗娘养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栏目中把你捧红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说，“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当然是个能干的人。”
“说真的，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问。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够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请把你的爪子拿开。”
第二个星期，我们与弗里德曼见面，又是在我们设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面的封闭阳台里见面──丁克尔、克雷、麦克柯金戴尔和我。
我对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 过于自信，为人粗鄙。
* 外表邋遢。
* 跟丁克尔正好相反。
但是，弗里德曼对达成交易兴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我们会把这份报纸弄到无线电里面去，直冲云霄。我们会为电视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在报业爆发一场革命。”他的声音尖厉难听。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GTG在东边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跟它在西边能够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差别。
“在西边，格兰特在电视剧方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今日美国》弄到空中去，节目就必须在风格和方法上适合报纸。我们并不想把名声很响的报纸的名声毁掉。”
斯迪夫反驳道：“我也不想让报纸毁掉我的名声。”他的自大意识比我接到的警告还要严重，结果这就成了大问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聘用这样一个人，说得太多，没有实质内容。但是，我尊重丁克尔和布洛科的判断力，而且我觉得格兰特能够控制这个人，因此我们达成交易。
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进入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进入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你好，好莱坞（4）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期望，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美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播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次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映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