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主义”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保护者，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按中国通常的习惯，他们便是代表着党组织、政府、行政部门。被保护者，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在经济领域坑蒙拐骗者，在社会生活领域违法乱纪作恶犯罪者，等等。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认识，仅限于它“是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也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容的．是一种腐败现象”（引自1996年1月1日《报刊文摘》转载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观点）。因为我们把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在经济领域坑蒙拐骗、在社会生活领域违法乱纪作恶犯罪者的庇护、纵容等行为定义为“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说“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腐败现象”，似乎给人一个认识深刻的感觉。然而，就所谓“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行为来看，岂止是一个“地方保护主义”的名词定义可以说得过去，而它所反映出的实质问题，又岂是“一种腐败现象”可以定性的。
河北平山县钢铁公司总经理梁泽生诈骗金额逾一亿元，山西梅次县、河北石家庄市、重庆市三地机关先后对其实施依法逮捕，均未能如愿，不是梁被捕后被当地有关部门保释出去，便是梁事先得到消息逃之天天。相反，重庆市3名执法人员及索要骗款的业务员却遭到当地“不明身份者”的殴打致重伤，并被非法拘押。虽然经平山县公安局出面，3名刑警获救，但索要骗款的业务员仍然被羁押在平山无人过问。梁泽生实属欺天大骗，却可以不顾共和国的法律与法制而为所欲为，倘没有当地某些要害人物的庇护和纵容，他哪来如此胆量？这般践踏社会准则和法制的狂妄之徒，对他的庇护和纵容行为，能说是“地方保护主义”吗？
江苏南通市柴油机厂名不见经传的厂医于夫欺世盗名，擅自成立“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并大肆进行“科研”舞弊和制售伪药活动。他“研制”的抗癌药品“血室丹”经药检发现，其中含有激素成分强的松，患者服用后不但不能减轻病症，反而会扩大病灶，使病情恶化。这样一个置患者生死于不顾的违法犯罪者，却混上了副主任医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江苏省5位政协委员对这起“江苏省乃至全国都罕见的”大案联名提请查处，但时至今日，于夫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的非法招牌却依然高高悬挂。为什么？据说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一些领导认为，于夫的“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是南通开放的一个窗口，而存着庇护之心。那么，说这些领导的“保护”行为也是违法犯罪，难道夸大其词了吗？
湖南岳阳，曾因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而名传天下。如今，岳阳县城所在地荣家湾，却盛传着“先天下之骗而骗”的感叹。自1988年以来，岳阳县年年打骗，却年年行骗，屡骗屡打，屡打屡骗，成为远近闻名的“骗子县”。浙江、广东、山东、河南，遭荣家湾各类公司骗买骗卖的有全国各地的生意人。荣家湾骗子太多，骗术也千奇百怪。荣家湾所以骗子猖獗，当地一些职能部门难辞其咎。“有的主管部门领导，对骗子行骗一清二楚，却装聋作哑，推卸责任。一旦被执法机关追究，则托关系说情，亲自出马找领导告状．甚至倒打一耙，振振有词地说政法机关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经营活动，发不出工资、奖金要找政法部门。”这简直就是对骗子的公然支持与纵容，是同流合污的骗子行径，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以上三则事例引自《南方周末》1995年12月15日、12月29日、1996年1月12日的报道。）
“地方保护主义”的要害，大抵是以局部利益影响、牺牲全局利益，它干扰影响的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并不损害国家法律和社会法制。而一旦一种行为危害了法律制度，对违法犯罪活动给以庇护、纵容和支持的行为，便是违法甚至是犯罪，已远远超出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范围。一些人所以津津乐道于“地方保护主义”，是因为他们明白，犯“地方保护主义”的错误，他们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些严重违法犯罪活动所以长期难以得到惩治，是因为法律对于袒护支持它们的“地方保护主义”无能为力。法律不能动“地方保护主义”一根毫毛，“地方保护主义”就可以公然成为护佑支持违法犯罪的保护伞，甚至与之同流合污。
撕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外衣，还它本来的违法犯罪面目，依法严肃惩治各种借地方党政和部门名义所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干扰以及由此而来的恶果。
一九九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