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后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书外人评：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慈禧走狗千古罪人--荣禄传
一、效忠慈禧剿灭顾命
荣禄（1836~1903），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族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姻亲关系，咸丰二年（1852），荣禄由荫生补兵部主事，但此后仕途并不平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荣禄作为侍从跟随护驾，得以接近慈禧。在热河，他充任神机营翼长，受到慈禧的赏识。第二年七月，咸丰帝病死在热河，唯一的儿子、五岁的载淳即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咸丰临终前，曾召广部尚书肃顺、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八人接受顾命，嘱咐他们尽心竭力，辅佐幼君。肃顺是几人中最有权谋的，他一直对慈禧干预朝政、居心叵测不满，因而自受顾命以来，越发不把慈禧放在眼中，往往独断专行。当御史董元醇上奏请两宫垂帘听政时，肃顺大加斥责，并着手追查幕后主使人。这些顾命大臣们所做的一切，使荣禄深为慈禧的地位忧虑，他不时向慈禧打小报告，要她先下手为强。慈禧听了荣禄的话，更加惶惶不安。荣禄因平常与咸丰帝的胞弟恭亲王奕有交情，便建议慈禧召奕自京来热河商议对策。慈禧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不料，奕来热河后，受到肃顺、端华等人以叔嫂避嫌为理由的阻挡，被拒之于宫外，无法与慈禧见面。后经荣禄策划，奕男扮女妆混入宫中，遂得以与两宫太后密议，决定早日奉咸丰梓宫回京，并让奕在京城准备兵力，发动政变，擒拿肃顺等人。
由于两宫太后一再催促回京，再加上关外已经天凉，肃顺等人最后无法阻挡，便打算派亲信兵丁在奉送梓宫回京途中，刺杀慈禧。荣禄对此早已有所准备，一路上，他精心保护，使得肃顺、端华无从下手；等走到古北口，风沙骤起，大雨倾盆，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偏偏荣禄机警非常，他不仅指挥军队更加精心照料两宫太后，自己也鞍前马后，自晨至夕，片刻不离开两位皇太后的左右，而且凡从外面送来的一切食物用具等供奉，都必须一一经过他亲自检验才能送达太后手中。由于荣禄的机警、练达和忠诚，两宫皇太后得以安全回到京城。
荣禄奉两宫太后及同治帝銮驾先行抵达北京后，便立刻行使权力，在京城要道设置好军队，只等随后护送咸丰帝梓宫的肃顺等人到来后即行事。当时，端华、载垣先行入城，二人见城内并无异常迹象，于是就放心入自己官府安歇。其实恭亲王奕到热河与慈禧密谋回京后，早做好了布置。第二天一早，怡亲王载垣刚刚起床，正准备入朝见驾，忽见恭亲王奕带领侍卫数十名大步进入府中，载垣惊讶不已，忙问何事，奕正色道：“圣旨下，请怡王即刻解任！”载垣知大事不好，但仍然壮起胆子反问道：“我奉大行皇帝遗命，襄赞皇上，哪个能令我解任？”奕道：“此乃皇太后及皇上圣谕！”正在此时，端华也来府中会同载垣一同上朝，奕道：“郑王来得正好，省得我去你家一趟，现奉皇上谕旨着怡、郑二王立即解任！”端华仗着咸丰皇帝的顾命，根本不把奕放在眼里，冷笑道：“你这是什么上谕？上谕需我们拟定的才算数。我等尚未上朝，这道谕旨从何而来，是何人拟定？”奕便取出谕旨，二人一看，那上面果真盖着皇帝的御印，不禁面如土色，忙问此印从何处而来？奕道：“这是大行皇帝临终之际，亲手交给两宫皇太后的。”二人还是不服气，奕即命随从卫士将他们拿下，交宗人府看管。慈禧得知端华、载垣已被擒拿，即命将他二人及肃顺革去官职、爵位，一面又下令逮捕肃顺。当时肃顺正护送咸丰梓宫回京，还在道路上，奉命逮捕的仁寿、荣禄等人出城后，在离京百余里的地方密云相遇，此时的肃顺正美滋滋地与两个爱妾睡大觉。荣禄等人冲入其寝室后，便喝道有圣旨命令将其逮捕。肃顺猝不及防，急忙奋起挣扎，说：“我乃先帝顾命大臣，你们这些那拉氏的走狗，凭什么来捉拿我！”荣禄不顾他的反抗，喝令卫士一拥而上，将其捆绑结实，迅速解押送京，投入刑部大牢。数日后，圣谕下达，将肃顺马上斩首，端华、载垣二人赐死，其余五位顾命大臣，一律革去职务，或流放或充军。至此，咸丰所谓的顾命大臣被一网打尽。慈禧在帝位更替的紧要关头，借助奕、荣禄的帮助，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地位，又向着掌握清廷实权更进了一步。
慈禧虽手握大权，但仍考虑到名分不合。因为6岁的幼主不能临朝独立处事，按祖宗制度，摄政王是必须要的。眼前，只有恭亲王奕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咸丰之弟，是幼帝的亲叔叔，由他来担任摄政王是比较合适的，过去慈禧的一切谕令，都是由荣禄从中传给恭亲王，再由恭亲王出面去办的，这不仅有很多不便，而且长期下去，也极容易造成大权旁落。因而，慈禧便与荣禄商议，由荣禄在京四处活动，给那些京官们吹风，示意他们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经荣禄的活动，那些少廉寡耻的大小官吏们都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极好机会，于是纷纷上书请求两宫垂帘听政。慈禧得了这些奏折，征得慈安太后的同意，遂批道：该大臣等体国公忠，见识超卓，所有一切政务，当由皇上奉两宫裁决。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一日，两宫太后正式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就这样，大清政权名正言顺地归入慈禧这老太婆手里了。在这场生死搏斗之中，荣禄确实出尽了死力，慈禧听取了荣禄的计谋，并由荣禄出面活动，荣禄也不遗余力地尽忠报效于她。荣禄为慈禧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坐稳清廷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曲尽逢迎东山再起
同治七年，32岁的荣禄提升为左翼总兵，授内务府大臣，赏赐头品顶戴，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报效慈禧。后来，恭亲王奕因杀了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安得海得罪了慈禧，与慈禧渐生嫌隙，再加上奕本来与慈安太后关系甚好，这对慈禧的统治肯定是个威胁。但是荣禄这时也正受到奕的重用，因此他对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忧虑。考虑再三，他决计采取对策，一方面拉拢奕，另一方面在慈禧面前替奕说好话。由于荣禄从中斡旋，恭亲王与慈禧的矛盾逐渐缓和下来。但奕看到宦海波涛，官场险恶，不免灰心丧气，打算急流勇退，以全性命。
同治十三年，同治帝载淳病死。同治虽然没有子嗣，却留下了身怀有孕的孝哲皇后。慈禧看见儿子死了，并不十分伤心，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动摇起来，因为只要考哲皇后生下一个男儿，那自己的太后地位就保不住了，得让孝哲皇后来做太后，一切权力都得转让给她。于是慈禧便决定马上找一个与同治辈分相同的载字辈子侄来继承皇位，这样，她就可以依旧做皇太后，继续垂市听政，继续掌握大权。主意拿定，她马上宣召恭亲王、醇亲王以及荣禄、魁龄、崇纶等人人见。在宣布皇帝晏驾的消息以后，慈禧命令诸王大臣立即议定立嗣之事。奕道：“现在皇后有孕，不如等到她分了娩以后再说。”慈禧反驳说：“国岂可一日无君？岂能等到皇子诞生？”恭亲王又道：“按承袭次序，可立溥伦为嗣。”慈禧最忌恨最害怕的就是立溥字辈的人，便说：“溥伦族系太远，不宜嗣立。”她怕诸大臣另议别人，再生枝节，不等他们再开口便说：“据我的意思，醇王之子载湉最为合适，此事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议。”载湉，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他不仅是同治的兄弟辈，而且是慈禧的姨侄，他的母亲就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当时年仅4岁，不能亲政，慈裕当然又可以垂帘听政，再度掌握朝政。为了确保慈禧一手导演的“立嗣”戏能够顺利演下去，荣禄率领禁兵，层层布防，严加守卫，以防不测。众亲王大臣见宫廷内外侍卫森严，兵戈耀眼，哪个还敢开口说些与慈禧相悖的言语？只得依了慈禧之命。孝哲皇后听到消息，又受到慈禧的羞辱，又气又急，便饮恨自杀了。在慈禧确立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重掌大权的阴谋中，荣禄显而易见是立了头功的，从而更加受到慈禧的信任，得以荣升步军统领，并代表太后亲到醇王储迎接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
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负责统管京城军队，城内一切军民人等，都得归其指挥辖制，权力之大，无可伦比，向来由朝廷最亲信的人物担任。荣禄担任此职，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也更加沾沾自喜，不可一世。
光绪四年（1879），荣禄由步军统领又升工部尚书。可就在这个时候，荣禄因事触怒慈禧，被着令革职降级，逐出京城，关于荣禄被逐的原因，明面上的说法是因为贪污受贿被人告发；但据野史大观等记载，则是与宫闱丑闻有关。荣禄因慈禧经常有要事相询，便召他入宫商议，久之得以自由出入宫禁，接触宫中人物。同治帝遗下的慧妃娘娘生得漂亮妩媚，荣禄见后曲尽逢迎之能事。他常常从宫外带些精巧玩物奉送给她，以博得她的欢心。久之二人眉来眼去，目逗言挑，渐渐有了情意。此情景被人发觉后，传到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那里，翁便密告太后，弹劾荣禄有秽乱宫闱之罪。慈禧先是不相信，后来派人在暗中侦查，果然有此胆大妄为之事，不禁暴跳如雷，立即将荣禄革去官职，逐出京城。而慧妃看到丑事败露，也觉无颜见人，于是自颈而死。此事是否小说家言虽未可知，但就荣禄为人一贯奸劣狡猾的禀性来看，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况且，荣禄一直是慈禧最亲信的得力助手，又为她多次立下大功，即便是贪污受贿，也不至于使慈禧极为恼怒而被革职逐出京城。荣禄出京后，又通过几年上下走动各处打点，至光绪十七年，又做到西安将军。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其时内务府因库银不够，便示意朝廷内外大员，各捐俸银，作为祝寿的礼仪。荣禄得知此消息后，认为这是个能使自己时来运转的好机会，绝不可随便放过。他火速来京，除奉上银两之外，又送上大量金银珍宝。贪图财货的慈禧一见，眉开眼笑，再加上恭亲王为其说情，便又起用了他，仍担任步军统领。荣禄好不容易回到慈禧身边，此时当然格外殷勤谨慎，更加小心翼翼。他自己不便深入宫闱运动、打点，于是让其妻子经常入宫陪伴慈禧聊天逗乐，又竭力巴结慈禧最亲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送了不少金银财宝。由于这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慈禧对荣禄的印象又渐渐好起来了。次年，便交给他一件复查慈禧陵寝雨损情况的差使。这个工程原先由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两。据说这位大臣因考虑此工程是醇亲王监工督办完成的，不便低估原工程质量，因而对损毁程度报得并不严重。但荣禄摸透太后对别人督办陵寝工程并不放心的心理，他把毁损程度大大夸张了一番，报修缮费为银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奖赏荣禄办事认真细致，而把那位大臣臭骂了一顿。这件事，不仅使慈禧对已经死去的醇亲王的忠心发生怀疑，也对荣禄更加信任了。
三、再立“新功”镇压“维新”
荣禄复出后，为了邀功固定，更加费尽心机揣摩慈禧心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为人也很机警乖巧。她因经常出入宫禁，不仅摸透了慈禧的脾气，而且对慈禧与光绪帝母子不和的事情渐有所闻。老奸巨猾的荣禄了解到这些情形后，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当然更倾向于站在慈禧这一方。他认识到这又是一次为慈禧效力建功的绝好机会，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定计谋，取得慈禧的更大信任。当时，光绪帝已经开始亲政，他见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越来越积贫积弱，就决定听取维新派的意见，实行维新变法。面对光绪帝所发布的各种改革祖制的变法维新诏谕，那些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的王公大臣都只知哭哭啼啼地向慈禧告状诉苦，但老谋深算的荣禄却处事不惊，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了计策。他最早打算是想联合六部九卿大臣上表，请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再度出来垂帘听政。但由于其时正是甲午战争败后，故附和他这一议论者不多，荣禄只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