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去塞站在孩提时代经常举头观望的地方看着阜成门。瓮城已经变成了一堆渣土，城楼的顶子已经被吊车摧毁，砖头瓦块哗啦啦往下流淌。阜成门就要没了。
他感到一种丝丝缕缕的疼，从皮肉疼到骨头。城楼在那儿的时候，也没觉得它一定要在那儿的必要性。现在，它给拆了，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心里就觉得不得劲儿了，阜成门怎么能没有城楼呢？怎么能没有瓮城呢？没了城楼，没有瓮城，还能叫阜成门吗？
随风飘过灰尘，迷了杨去塞的眼，他用手揉着，有泪淌出来。从此以后，城门和城墙就真的不在了吗？城墙不知道磨破了他多少衣裤，打小留在城门犄角旮旯的那些尿，城墙上那些酸枣棵子，都没有了吗？那些以城楼为家的燕子、家雀、蝙蝠也都没有了吗？以后，要是再想把小时的事儿抖落出来的话，就没有阜成门当参照了。
杨去塞呼吸着烟尘进入工地。青砖躺了遍地，他拿起一块看看，扔掉，再拿起一块看看，又扔掉。他就这样拿了扔，扔了又拿，直至在拿起的一块砖上看到他想看见的东西。
忙到天黑，灰头土脸的杨去塞把三块城砖抱回办公室。三块砖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多斤，累得他直喘粗气。
他把城砖小心排放在桌上，用一块软布把灰尘弹干净，上面的阴刻清晰地显现出来，年代最早的那块上刻着楷书“大明正德三年制”，第二块上刻着楷书“大明嘉靖八年制”，最后一块上刻着楷书“大明万里四十八年制”。背面的刻字都是“京师官窑刘”。
杨去塞请教了十多个烧窑的老北京人，终于弄清楚了，那三块城砖是明代1508到1620年间的，是刘家窑烧制的。
烧窑的老人说，过去北京东南那一片儿，刘家窑、潘家窑，还有大北窑，都是给朝廷烧砖的。刘家窑的规模最大，潘家窑排第二。刘家窑和潘家窑之间的黏土最好，烧出来的砖也好，两家砖窑都从那里取土。日子久了，刘家窑和潘家窑之间的空地就给挖出了一个大坑。夏天免不了积水，朝廷又让人管理起来，就成了现在的龙潭湖。
烧窑的老人说，瓷器烧制前在泥坯上刻字是常事，但城砖上刻字并不多见，而能在上面刻字的城砖，说明该城砖的身份不同一般。刘家窑最初是民窑，后来归了朝廷，晋升官窑，烧制的城砖属于皇家贡砖，专供修缮北京城墙城门，所以，刘家窑的城砖高贵。
普通的砖，都是烧之前在土坯上刻字，然后入窑。而贡砖则是烧制好后由专人在成品砖上雕刻，然后涂上金色。刻什么内容，什么字体，都是朝廷规定好了的。
也不是每块砖都刻字，通常，每一窑刻上十几块，这也是刻字贡砖的金贵所在。俗话说，城砖好烧，刻字不易。
城砖上的字与瓷器、木器、铁器等其他物件上的款书是不一样的，不能事先描画好了再慢慢刻。城砖刻字要下刀字即成字，不能错，也不能修改。错了，或有修改的，这块砖就废了。因为，皇家主管土木工程的营缮分司官员要亲自检查每一块刻字城砖的质量，不合规矩是要追究窑主责任的。
告别烧窑的老人，杨去塞奔了档案馆。途径北京图书馆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李大军出车祸的牌楼已被拆了，马路开阔了，却好像少了灵性，傻呆呆，空荡荡的。黄四儿诅咒牌楼的声音在他脑际回响。唉！黄四儿啊，也许你内心并不像你嘴上骂的，毕竟你每天拉着车在牌楼下跑多少个来回儿，你能真的恨它吗？
杨去塞在档案馆里调阅了不少资料，终于把刘家窑的历史查清楚了。他又把刘荫侯的人事档案调了出来，终于弄清楚了，师傅刘荫侯原来是刘家窑的第四代孙！
当巡警前，刘荫侯专在自家砖窑里出的贡砖上刻字。他的曾祖父是工部营缮分司的官员，花钱买的，叫“捐纳”，没有实职，只是一个空名儿罢了。
杨去塞设法找到十多个刘家窑的后人，他还在那些人拿出来的家族照片中看到了刘荫侯一家人，当人指出刘荫侯的女儿刘淑娴的时候，杨去塞愣了。刘淑娴和黎嘉的模样竟然分毫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