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因不满苏联对自己国家的干预和统治，就以他们历史上最有名的诗人裴多菲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沙龙，叫“裴多菲俱乐部”。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姥爷的家，也是七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类似的沙龙，一个小型的“裴多菲俱乐部”。
那时候的中国，经历了五十年代末的大炼钢铁，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担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可是这些话又不敢在外面随便乱说，一旦有人检举，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九十岁的姥爷，经历过清末列国侵略、北洋军阀混战、民国军阀割据，又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生都随着国家和历史在动荡中度过，跨越了整个中国近代史。
这样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像一棵老树一样，把世态炎凉全部看在眼里。而他的阅历，他的大度，对人的包容、慈悲和善良，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大家觉得，在他这儿，是可以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
每天吃罢晚饭，各位叔叔、大爷、大大、伯伯们就陆陆续续地往我们家来了。有些人住得远，也天天不辞辛苦，想到这个“沙龙”里来听听消息，聊聊时事，一吐心中之闷。
“俱乐部”的成员，有画家、教师、京剧演员、会计、工人、工程师、四类分子、右派分子……从二三十岁到六七十岁不等。
姥爷会早早地把茶沏好，烟备好，只等大家到来。随着一声声“唐大爷”的呼唤，小小的屋子渐渐聚满了人。
那会儿人也闲，白天各自上班上学，晚上没有任何娱乐，连电灯都舍不得开，全家都早早地睡觉。唯有姥爷这儿，每天晚上，在25瓦的昏黄灯光下，各路神仙慷慨陈词，把自己听来的小道消息分享给诸位忧国忧民之士。
那是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现代化电子产品的时代，我们家连收音机或小喇叭都没有，对外面世界的了解，除了一份大家传阅的《参考消息》，就是每天晚上的这个聚会了。
姥爷给大家安排好椅凳、香烟和茶水，自己靠在小床上，眯缝着眼睛听，通常不发表言论，只在大家聊得过于激进时，插上一句：
“莫谈国事。”
我的妈妈是最担惊受怕的。“文革”刚开始，她曾因为丢了一个毛主席的像章被同事检举，差点儿自杀，得亏后来找到了才躲过一难。
姥爷让大家坐在椅子或板凳上，帮他们安排好香烟和茶水，自己便靠在小床上眯缝着眼睛听。
他通常不发表言论，只在大家聊得过于激进时插上一句：莫谈国事。
所以，每天晚上，只要妈妈不上夜班，就见她不管多热的天，都把所有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还跟特务似的不时向窗外张望。一有人经过，她立刻“嘘”一声示意大家安静，并神秘地指指窗外，也来上一句：
“隔墙有耳。”
现在流行看“谍战剧”，想想妈妈那会儿的形象，还真像解放前的地下党员。齐耳的短发，一脸的正气，趴在窗边神情紧张地观望，包括手语和暗示的眼神，活脱脱的一个江姐啊。
想来，又觉得很可笑，我们又不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在革命的红旗下啊。
大家都盼着妈妈去上夜班，这样气氛会稍微轻松些。
可妈妈就是去上夜班，临走前也不忘关好窗户，并在踏出门的一刻，留下那句亘古不变的话：“小声点儿，隔墙有耳。”
只有年三十的晚上，妈妈是笑着离开家的。
从我记事以来，妈妈每个年三十的晚上都去上夜班，因为一天发两天的钱，所以大家全都争着上。
妈妈帮姥爷做好一年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姥爷也捧出一年来都舍不得喝的好酒。待大家纷纷入席，妈妈只拿个馒头，就笑呵呵地离开了，临走前不忘跟大家说上一句：“谢谢你们，陪我父亲过年。”
小时候，每个年三十的晚上，我都是跟姥爷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当时觉得除夕夜就应该这样过，好朋友们共聚一堂，辞旧岁，迎新春。
长大了，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过年的。
除夕夜，就像国外的“圣诞夜”一样，是跟家人团聚的日子，而不是跟朋友团聚的日子。
可是，为什么我儿时的年三十都是这样度过的呢？
为什么这些叔叔大爷们都不回家，陪自己的父母妻儿一同守岁，而是要跟我的姥爷一起度过这一年中最珍贵的夜晚呢？而且十几年来，年年如此。
我只能这么想：他们把姥爷当成自己的父亲了，而姥爷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了。
过年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就不那么高了。
一年来，天天晚上相守在一起的老朋友、老哥儿们，还是满心盼望着来年我们的国家会好起来，孩子们不用下放农村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