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更接近于非理性主义。
在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那里，因为精神只有被规定为一种活动，才可以趋向他者，所以，精神本身就是活动。而活动总在时间中进行的，所以，由此必然涉及活动的源头，这就是哲学家们所思考的“起源”问题。精神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确定的历史内发生的，是生成以及生成在其中积累起来的被生成物。由于最一般的时间观念需要某种时间的东西，所以任何活动都不会没有现实的基础，不会没有一种力量和活动所作用的东西。唯心主义的学说会吸收作为过程的神学的先验性并使之成为一种内在性，唯心主义最大的不协调也许是：“一方面它必须把世俗化推进到极端，以免牺牲它的总体性要求；而另一方面又只能以神学的范畴来表达总体性——它的绝对之幽灵。”
阿多诺用费希特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有当自我本身也是非我时，自我才对非我做出反应，才作为某种事物，只有这样，做这一行动本身才是真实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现实主体绝不是精神本身，而是以经验的主体为前提的思维。因此具体的主体思维破除了思维高于它的他者的至上性，因为在它自身中，思维的他者总是他者，即与之不同一的具体主体。因此，一切活动的最高抽象不应具有先于实际起源的优先地位。在先验功能的现实性要素和现实主体的活动之间并没有出现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别，因此，在心灵和劳动之间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根本差别。不能把精神等同于定在，同样也不能把定在等同于精神。阿多诺认为，“关于心灵和身体的先验性的争论是一种前辩证的做法，它继续吃力地背着关于一种‘第一性’的问题。”第一性问题涉及的就是本体论就黑格尔而言，他在关于主人和奴隶的论述中已经指出自我意识起源于劳动关系，而且以此使自我适应于自我确定的目的和异质的物质。他几乎一点也不掩饰自我根源于非我。为了弥合自我和非我的裂痕，黑格尔把精神吹嘘成一种整体，尽管按照精神的概念，精神的特定差别在于它是一个主体，而不是整体。然而，这种虚假推断不会消除辩证概念的紧张状态，精神作为黑格尔的整体实际上无法实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因此，精神应是一个总体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把精神当作一个总体，排除了它同它以之生存的他者的每一区别，那么精神就第二次变成了虚无，而在这种虚无的开端，辩证逻辑必然要诉之于“存在”。精神、概念实际上是被自身中介的，所以，我们看到，“黑格尔在写《精神现象学》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把精神的概念设计为自身中介的，既是精神又是非精神；他没有探究到底，没有解开绝对同一性的锁链。”
而且，在阿多诺看来，就是把劳动当作现实中介也仍然存在理论困难，因为，现有劳动恰恰把人当作手段与工具来使的，在这里，精神活动作为劳动既是靠个人也是靠整个人运用的手段来实现的，在进行这种活动时个人被贬低为个人的功能。唯心主义的精神概念利用了通向社会劳动的道路，并把那种同化个体行动者的一般劳动美化成一种自在，但却忽视了个人的自由实现。自由自觉的个人才是马克思等人追求的价值理想，而这在阿多诺看来这个理想在现实中只是空想：“只有个别和个人才是的真实的现实一一这一命题不符合受到黑格尔训练的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的理论，即这种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在人们的头顶上实现的。”在现实中，普遍(社会一体化)实际上是统治的代名词，这种普遍同时也不会顾及社会中不幸的特殊状况。
二、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
阿多诺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的泯灭实际上意味着反思能力的丧失。这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主体与客体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别，这是客体的多样性及其丰富性决定的。同样，主体形成之前的未分化状态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因为当时人与自然界还处于一种没有主体意识存在其中的混沌的一种恐怖状态。在阿多诺看来，主体意识虽然不占据第一性位置，但它确实是客体的中介，就像客体是主体的中介一样。作为中介的主体意识是拯救人类的现实途径：“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主体意识。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是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这里阿多诺强调的是主体意识的核心即自我反思，所以，“自然界主宰人类的神话，来自于全面的社会监护，来自于人们的眼睛还没有被自我反思打开的时代，来自于主体意识尚不存在的时代。所以，旧时代未分化状态的一段时期应当被遗忘，而不是以一种集体的惯例去为那个时代的复归招魂。”可见，阿多诺并不希望回到所谓“黄金”年代。
阿多诺在“主客体辩证法”部分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了辩证阐述：主体与客体是反思的抽象，同时又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别不能被简单地否定，它们既不是一种终极的二元性，也不是一道掩盖终极同一性的屏幕；二者互相构成，就像它们由于这种构成而互相分离一样。因此，严格说来，二元论是不能被确定为基本原则的，“假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被确定为基本的原则，那么它就会像它拒绝符合的同一性原则一样成为另一种总的一元论：绝对的二元性就是统一性。”这是专门针对黑格尔而言的，因为，黑格尔以这种统一性来表达最终把主、客体两极性纳入他的思维中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展开，黑格尔高于费希特和谢林之上。他认为，作为存在的结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开始成为主体。在黑格尔那里，二者作为抽象物，是思想产品，关于二者对立的假定不可避免地宣告思维是第一性的。然而，这种二元论也不屈服一种纯思想的暗示。尽管它仍然是一种思想，但它又是按照已成为思想形式的二分法发生的，没有这种二分法，就不会有思想。每一概念，甚至存在的概念都再生思维和被思维者区别。阿多诺认为，这是与现实中的分裂相符的，这种差别带有人们对现实的对立状态的意识的烙印。就它表达着这种状态而言，二元论的虚假性倒是真理。相反，脱离了这一点，这种对立就会成为解释二元论的永恒性哲学理由。(有关内容可以参见黑格尔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在那里，黑格尔制订了包含二元论的同一性)
因此，对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唯一可能的路线是对个别要素主观确定性的辩证否定，由此主体和客体变成了绝对对立面。但恰恰又是彼此同一的。在现实中，主体不完全是主体，客体也不完全是客体，但这二者不是用那种超越它们的第三者串起来的。其实，阿多诺并不反对二元性，而是主张，“必须批判地坚持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反对思想成为总体的内在要求。”思想中，由于使客体成为被支配的异己物而加以占有，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的确是主观的，是有秩序地准备的结果。主体和客体分离不仅是思想暴力，当下也是现实中存在的。
概念和事实、主体和客体二元性消解，在阿多诺看来，只有在确认现实中存在二元性存在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性批判才能成功，而且这种成功并不可能完全废除二元性，而是以反思为基础使两者合理中介起来。海德格尔的方法是采用本体论途径，寻找一个已经预设为没有二元性的本原性净土，即存在，这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而当哈贝马斯把阿多诺指责为意识哲学的终结者时，他必须超越阿多诺对二元性的消解。哈贝马斯采用了以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交往来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一方面，哈贝马斯以隐蔽的方式完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只要主体与主体之间达成了和解(政治民主等等)，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成为多余，这在其后期著作中显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完成了人道主义伦理学倒退：抽掉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这一社会实践基础，颠倒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分析。
显明的是，阿多诺不反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二元性或称为两极性，但反对把两者等级化！“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把客体放在一度被主体所占据的、现已空出的皇位上。客体在这个皇位上将不过是一种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废除等级制度。”先验主体很难被消解，因为，它对应的是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先于个别意识及其经验的：社会先于个别意识及其所有经验。所以，关于思维靠客观性来中介的见解并没有否定思维，也没有否定那些使思维成其为思维的客观规律。
与主体和客体互为中介的关系相关的是，阿多诺对真理的界说。他说，那种看似合理，并且似乎可信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假若真理的概念由本质的相似物所决定，那么便应该放弃这种概念的观点。真理思想也没有在主体(无论是先验主体或纯粹的思想合法性)一方研究真理。还不如说，真理思想需有主体与事实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及其真理的客观性包括了综合并带向完成事物综合的思想主体。综合与张力同时不能互相分离。真理的客观性离不开主体。一旦真正与主体分离了，真理将成为纯粹主体性的俘虏。这并不是说，真理不能从事实或主体中产生。还不如说，真理是不能被设想为主体方面或客体方面的剩余物的那种因素的星丛。在阿多诺看来，“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论同时未达到真理，因为它们把真理当作同一体来安置……真理还不如说是一个力场。”
在这里进一步区分海德格尔与阿多诺的中介说是必要的。我们看到，阿多诺一再地把自己与海德格尔哲学思路区分开来，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阿多诺认为，在“存在”以及“是”的中介之中，主体还存留着。海德格尔避而不谈那种人们愿意叫做唯心主义的因素，并因而把主体性抬高成先于一切主、客体二元论的绝对即“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的“第三者”。事实上，第一判断的分析把人们引向主体和客体，但这一事实上并没有创造一个超越这些要素的领域——一个“自在的”领域。分析的结果是这些要素的星丛，不是一个优越的或至少更一般的第三者。不回避主体与客体，但也不作同一性还原，而是回到星丛。当然海德格尔也不是有意要在主、客体之外设置一个第三者即存在，但不管怎样，以传统方法已经无法检验出海德格尔那里有主体、客体的还原，海德格尔的存在被看作是超越主体和客体的。这样去思考存在，使得海德格尔偏离了对内容的思考，偏离了具体理性。在坚持主体与客体的不可还原性，坚持认为不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直接的和最终的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是辩证法的坚持者，但他又跳出了辩证法，因为他追求某种超越主体和客体的直接且首要的东西。这种直接的且首要的东西即“存在”本身如此，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处在纯粹的眼前客体和纯粹的思想这两个互不关心的极端之间。
阿多诺对胡塞尔的批判使自己与第一性哲学划清了界限，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使自己与无内容的中介哲学划清了界限。那么，是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传统的“综合”呢？回答是否定的。为此，阿多诺展开了对传统认识论工具即综合的批判，而核心是把黑格尔综合中所坚持的否定与阿多诺本人所坚持的批判性反思的否定区别开来。阿多诺认为，在黑格尔思维的实际结构中，预先起支配作用的是概念的确定的反思性否定，最后构成了否定的否定是肯定这一精神性结构，这一结构保持着对否定的信仰，想念只有概念的否定才能拯救曾服从于概念的每一在先的运动的东西。这样，一方面，在黑格尔那里，只有在完成了的综合中、在矛盾着的要素的结合中，这些要素的差异才被表达出来。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即他把综合与差异结合起来，而不是主张先验的综合，黑格尔与康德正相反，他限制了综合的先验性：对康德来说，杂多和统一已是并肩存在的范畴；黑格尔遵循柏拉图后期对话的模式，承认它们是无此便无彼的两个要素。另一方面，黑格尔手里的综合本质上是使非同一物同一化，其目的是让主体逆向地吞并掉非主体性，虽然表面上，好像保留了非同一性。阿多诺认为，黑格尔所创造的这种本质是非辩证的综合是可以改造的，“综合行为的方向可以通过反思它们对杂多做些什么而掉过头来。”①即通过批判的反思可以改变综合的性质，使其成为否定辩证法的内在要素。这种批判的否定性的综合超越了黑格尔，因为它保留了非同一物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