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特别的日子，在一所小学的集会之后，我拜访五年级某班的学生，回答那些学生有关美国历史的问题。有个学生举手说：“我以为你死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寻常，我如此回答道：“是的，我在1790年4月17日，84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我并不喜欢死，不想再死一次。”
我马上要求他们再问其他的问题，叫了坐在教室后排举手的一位同学。他问：“你在天堂的时候见到我妈了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躲起来。我惟一的想法是：“别吹牛了！”一个11岁的男孩会当着全班同学问这个问题，若不是他的母亲不久前才去世，就是出自于深切的怀念。我也知道我必须说些什么。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但如果是的话，她就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
他脸上的微笑告诉我，它是正确答案。我不确定这个答案为何脱口而出，但我想，一定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帮了我一点小忙。
天价的微笑
吴静
在20年前的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加州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她遇到一个陌生的路人，陌生人一下子给了她4万美元的现款。
一个小女孩突然得到了这么大额的馈赠，消息一传出去，整个加州都为之疯狂骚动起来。
记者们纷纷找上门来访问这个小女孩：“小妹妹，你认识在路上遇到的那位陌生人吗？他是你的某位远房亲戚吗？他为什么会给你那么多的钱？4万美元，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那位给你钱的先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小女孩露出甜美的微笑，回答：“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是我的什么远房亲戚，我想……他脑子应该也没有问题！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我也不知道啊……”尽管记者用尽一切方法追问，仍然无法一探究竟。
最后，小女孩的邻居和家人试着用小女孩熟知的方法来引导她，要她回想一下，为何那个路人会给她这么多钱。
这位小女孩努力地想了又想，大约过了10分钟，她若有所悟地告诉父亲：“就在那一天，我刚好在外面玩，路上碰到那个人，当时我对他笑了笑，就是这样呀！”
父亲接着问道：“那么，对方有没有说什么话呢？”
小女孩想了想，答道：“他好像说了句‘你天使般的微笑，化解了我多年的苦闷！爸爸，什么是苦闷啊？”
原来那个路人是一个富豪，一个不快乐的有钱人。他脸上的表情一直非常冷酷而严肃，整个小镇根本没有人敢对着他笑。他偶然遇到这个小女孩儿对他露出真诚的微笑，这使他心中不自觉地温暖了起来，让他将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心扉打开了。
于是，富豪决定给小女孩4万美元，这是他对那时候他所拥有的那种感觉定出的价格。
如果一个天使般的微笑，足以打开心中纠缠多年的死结，这样的笑容应该是无价的，同时，也是化解困境最有效的绝招之一……
风中的白玫瑰
威廉姆斯·科贝尔
我急匆匆地赶往街角的那间百货商店，心中暗自祈祷商店里的人能少一点，好让我快点完成为孙儿们购买圣诞礼物的苦差事。天知道，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哪有时间站在一大堆礼物面前精挑细拣，像个女人一样。
终于到达商店了，可当我进去一看，不禁暗暗叫起苦来，店里的人比货架上的东西还多，以至店内温度比外边高好几度，好像一口快要煮沸的锅。我硬着头皮往玩具部挤，抱怨着，这可恶的圣诞节对我简直是一个累赘，还不如找张舒适的床，把整个节日睡过去。
好不容易挤到了玩具部的货架前，一看价钱，我有点失望，这些玩具太廉价了。俗话说，便宜没好货，我相信我的孙儿们肯定连看都不会看它们一眼。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洋娃娃通道，扫了一眼，便打算离开。
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正抱着一个可爱的洋娃娃，不住地抚摩它的头发。我看着他转向售货小姐，仰着小脑袋，问：“你能肯定我的钱不够吗？”那小姐有些不耐烦：“孩子，去找你妈妈吧，她知道你的钱不够。”说完她又忙着应酬别的顾客去了。
那小可怜儿仍然站在那儿，抱着洋娃娃不放。我有点好奇，弯下腰，问他：“亲爱的，你要把它送给谁呢？”
“给我妹妹，这洋娃娃是她一直特别想得到的圣诞礼物。她只知道圣诞老人能带给她。”小男孩儿说。
“噢，也许今晚圣诞老人就会带给她的。”
小男孩儿把头埋在洋娃娃金黄蓬松的头发里，说：“不可能了，圣诞老人不能去我妹妹待的地方……我只能让妈妈带给我妹妹了。”我问他妹妹在哪里，他的眼神更加悲伤了，“她已经跟上帝在一起了，我爸爸说妈妈也要去了。”
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那男孩接着说：“我告诉爸爸跟妈妈说先别走，我告诉他跟妈妈说等我从商场回来再走。”他问我是否愿意看看他的照片，我告诉他我当然愿意。他掏出一张照片。“我想让妈妈带上我的照片，这样她就永远不会忘记我了。我非常爱我的妈妈，但愿她不要离开我。但爸爸说她可能真的要跟妹妹在一起了。”
说完他低下了头，再不说话了。我悄悄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些钱，对小男孩说：“你把钱拿出来再数数，也许你刚才没数对呢？”
他兴奋起来，说道：“对呀，我知道钱应该够的。”我把自己的钱悄悄混到他的钱里，然后我们一起数起来。当然现在的钱足够买那个洋娃娃了。
“谢谢上帝，给了我足够的钱。”他轻声说，“我刚刚在祈求上帝，给我足够的钱买这娃娃，好让妈妈带给我妹妹，他真的听到了。”然后他又说，“其实我还想请上帝再给我买一枝白玫瑰的钱，但我没说出口，可他知道了，我妈妈非常喜欢白玫瑰。”
几分钟后，我推着购物车走了，可再也忘不掉那男孩儿。我想起几天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一个喝醉的司机开车撞了一对母女，小女孩死了，而那母亲情况危急。医院已宣布无法挽救那位母亲的生命。她的亲属们只剩下了决定是否维持她生命的权利。我心里安慰着自己——那小男孩当然不会与这件事有关。
两天后，我从报纸上看到，那家人同意拿掉维持那位年轻母亲生命的医疗器械，她已经死了。我始终无法忘记那商店里的小男孩儿，有一种预感告诉我，那男孩儿跟这件事有关。
那天晚些时候，我实在无法静静地坐下去了。我买了一捧白玫瑰，来到给那位母亲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殡仪馆。我看见，她躺在那儿，手拿一枝美丽的白玫瑰，怀抱着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和那男孩儿的照片。
我含着热泪离开了，我知道从此我的生活将会改变。
六岁的圣诞节
弗洛伊德·德尔
那年秋天，我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穿的鞋子去上主日学校。有一次，校长将各个班级的学生全部召集起来讲话，说这些日子人们的光景不太好，许多贫困的孩子甚至吃不饱肚子。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校长号召大家在下个星期日从家里带些食品来接济那些穷孩子。我为那些孩子感到十分难过。
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小信封，好让家长捐些钱放在里面让我们带回学校去。主日学校那位漂亮的女老师对我们解释说，小信封的左上角需要写上我们的名字，我们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由家长代写。
回家后，我就把学校通知的事情告诉了妈妈。紧接着的那个星期日，妈妈给了我一小袋土豆，让我带到学校去。我想，那些穷孩子的妈妈可以用它们来煮土豆汤。
在我看来，土豆汤可是好东西。爸爸是个很幽默的人，时常装着吃惊的样子说：“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又能喝上营养丰富的土豆汤了！”我们每天都喝，这真是件叫人心满意足的事。
那些日子，爸爸整天待在家里，天天如此。对此我很高兴，尽管他在阅读前总统格兰特的回忆录时显得脾气暴躁。我们家几个孩子只有我跟爸妈住在一起，其他几个都远在别处。我最大的哥哥在昆西，另外几个在哪儿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在乡下亲戚家里吧。
我扛着那一小袋土豆到了学校，四下环顾，寻找那些穷孩子。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找不到他们。我只在故事中听说过穷孩子。老师叫我跟其他孩子一道把捐献的物品放到房间里的一张大桌子上。
我还随身带来了那个黄色小信封，里面装了一些钱，是给那些穷孩子的。妈妈把钱放进去时将信封封了口。她不愿告诉我到底放进了多少钱，但我觉得大约是几角硬币。她不让我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我已经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并且为此感到骄傲。但妈妈坚定地说，不用写了，没有必要写，但没告诉我为什么。在去主日学校的路上，我用手按了按信封里的硬币，发现里面不是角币，而是几个分币。
我交上信封时，老师注意到我没写上名字，便给我一支铅笔，说我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我就写上了。但我感到有些迷惑，妈妈可是叫我别写的。回家后，我对妈妈如实相告。她显得很不安，说：“我可是叫你别写的！”她没做任何解释。
那个秋天，我再也没有回去上学了。妈妈说是因为我病了。开学的那个星期，我的确患了感冒。我在排水沟里玩耍，打湿了双脚，因为鞋底有洞。爸爸用薄纸板为我剪了一双鞋垫，我垫在鞋里。只有我待在家里不出门，纸鞋垫才管用。
我被“囚禁”在家里，没有玩伴。我们家没订星期日报纸，只有一张地方周报。尽管我认不出那些细小的文字，但我看到上面印有圣诞老人和冬青花环的广告。
厨房里有日历，星期日和节假日都是红色字体，红色的“25日”是圣涎节。星期日我是知道的，因为每逢星期日，我就透过窗户，看到邻里的孩子衣着整洁地去上主日学校。而这年的圣诞节就排在星期一，我确知圣诞节就要到了。
可事情有些蹊跷！爸妈对过圣诞节的事闭口不提。有一次我向他们提起，面对我的却只有一种奇怪的、令人尴尬的沉默。于是我再也不想说这事了。但我疑惑不解，也为此苦恼不堪，为什么他们要缄口不语呢？难道是我索要的礼物(我已经记不清当年我索要了什么礼物)过于贵重吗？
我不再任性，也不再多话，变得沉默寡言，心里感到害怕。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他们不愿谈一谈圣诞节呢？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渴望爸妈透露一点有关的消息。
圣诞夜到了，这个日子我不可能弄错，但爸妈还是只字未提。我整天都在痛苦和迷茫中等待。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并获准在睡前可以多玩一个小时。我等着他们开口说话，可妈妈最后却轻轻地说：“你该去睡觉了。”我不得不开口了。
“今天是圣诞夜，不是吗？”我问，仿佛不知道一般。
爸妈相互凝视片刻，之后妈妈移开了视线。她脸色苍白，没有表情。爸爸则装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清了清嗓子，假装说他不知道今天是圣诞夜，因为他很久都没看报纸了。他说他将进城去把事情搞清楚。
妈妈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我也不想看到爸爸那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干脆起身去睡觉。我没有开灯，独自一人进了卧室，在黑暗中解衣就寝，钻进被窝。
我感到浑身麻木，就像遭受了一场打击。我憋闷得呼不出气来，从头到脚一阵剧痛。躺在床上，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为此我惊呆了。
我心灵的痛苦是继身体的痛苦之后来临的，这使我恢复了知觉。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秋天我只能带一小袋土豆去主日学校，为什么那个黄色的小信封里只装有少得可怜的几个分币，为什么我被迫辍学，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新鞋穿，为什么接下来的整个冬天全家人都只能靠喝土豆汤来填肚子……所有这一切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放映，显得意味深长。
接着，这些“为什么”凝成了一句话——我对着黑夜说：“因为我们穷！”
这正是原因所在。我就是那些我曾为之感到难过的穷孩子中的一员。妈妈一直没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爸爸长期失业，我们根本没有钱，家里哪里还有庆祝圣诞节的气氛呢？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躺在黑暗中反复对自己说。我必须面对现实，适应目前的境况。我曾经有许多梦想，我想过要去读密歇根大学——之后去当一名律师——在广场上对着公众做演说——之后当选美国总统。可我如今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曾经向爸妈要过圣诞节礼物，我再也不会了。我不想再要任何东西。
我感到一阵伤痛，却又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以前的一切不过是梦魇一场。这是我6岁那年的圣诞节，我没有悬挂任何长统袜，可当我睁开眼睛时，却发现床脚上地挂上了一只长统袜。那是一袋爆玉米花和一支铅笔，是爸妈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他们在我得知圣诞节到来时已经尽其所能，可他们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我真的什么都不再想要。
一个家庭的遗产
琳达·里弗斯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项影响他人一生的决定，当这一抉择到来时，曾在我父亲眼中出现的骄傲，又闪现在我女儿眼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5年那炎热的夏天，妈妈突然死于一种医学上都无法解释的疾病，年仅36岁。当天下午，一位警官拜访了我父亲，征得爸爸同意，医院将要取出妈妈的主动脉膜及眼角膜。我几乎完全被眼前这一事实击昏了，医生要解剖妈妈，把妈妈身体的一部分移到别人身上！我这样想着，冲出屋子，眼泪夺眶而出。
那时我14岁，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把我深深爱戴的人割裂开来，但爸爸却对那位警官说：“好吧。”
“你怎么能让他们那样对待去世的妈妈，”我冲着爸爸哭喊着，“妈妈完整地来到这个世界，也应该让她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
“琳达，”爸爸用手臂环绕着我，温和地对我说，“你能献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妈妈和我很早以前就决定了，如果我们死后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好的影响，那么我们的死也就有意义了。”
那天，爸爸给我上的这堂课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数年过去了，我结了婚，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80年，爸爸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于是搬过来和我们一同生活。在以后的6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讨生与死的问题。
爸爸高兴地告诉我他去世后，不管怎样都要将身体的一部分捐献出去，特别是要捐献眼睛。“视觉是我能给予别人的最好礼物，”爸爸说，“如果能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恢复视力，使他也能像温迪那样画马，那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幸福和激动啊！”
温迪是我的女儿，一直都在画马，还曾多次获得绘画奖。
想像一下，如果盲童像温迪一样能够绘画，那么做父母的该多么自豪啊。
爸爸说：“如果我的眼睛能使盲人实现绘画的愿望，那么你也会感到骄傲的。”我把爸爸的话告诉了温迪，温迪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拥抱着外祖父。她当时不过14岁——与我被告知要捐献母亲器官时的年龄相同，可是我们两人又多么不相同啊！
爸爸于1986年4月11日去世了，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我们捐献了他的眼睛。3天后，温迪对我说：“妈妈，我为你替外祖父做的这件事感到骄傲。”
“这怎么能使你骄傲呢？”我问。
“您当然值得骄傲，您想过吧，什么也看不见该多么痛苦呀，我死的时候也要像外公那样把眼睛捐献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