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我们决不能走！而只能自觉地按照党的要求、革命事业的需要改造自己，自觉地与修正主义、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自觉地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生战斗。
我清楚地知道，决定到西藏工作，这只是第一步。走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要一辈子走到底却是不容易的。关键还在于今后的几十年，一辈子。但我坚信，始终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决不会错！也一定能走到底的！我们就是要用战斗一生的实际行动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和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工农兵学员质量差”叫嚣、给“走资派”妄图复辟的阴谋以有力的回击。
我迫切希望学校党委批准我的申请。同时，我还要为实现这一愿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如果名额有限没有被批准，我也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坚持斗争哲学，努力搞好工作，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申请书中我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其实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懂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我申请去西藏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到西藏自治区的外事部门工作，回开阳磷矿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中学老师。
我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贵州本身就是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大学生援藏的名额不多。贵州大学一共批准了三名援藏毕业生，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从贫困的农村来上大学的。
学校将他们当做英雄来宣传。
这三个同学分配到西藏后都从政了，荒废了英语专业。其中两个同学早已调回内地，只剩下一个现在还在西藏。
刻骨铭心的单相思
1976年寒假后不久，七三级的大学生全部要求到工厂去开门办学、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实习。
我们被安排到遍及贵州的各个军工厂，我和几个同学来到距离贵阳市几十公里的某机械厂，被分配在各个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学习技术。我的师傅叫建国，我跟他学习车工技术。共青团员还要接受工厂团委的领导，一起学习和活动，除此以外，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工人们学习英语。
我到厂团委去谈共青团的事情，团委书记卫红问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教英语？洪涛都等不及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两只大眼睛清澈纯洁，正盯着我看，是一个十分英俊的大男孩。我怦然心动。更让我对他感兴趣的是，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居然有一个工人这样迫切地想学英语。
英语班开课了，我成了洪涛的老师，一起学英语的工人有几十个，每天晚上的英语课是我最期盼的。
绝大部分的工人学英语都是一时的兴趣，没有多久就坚持不下来了，最后只剩下了三个学生，洪涛、我的师傅建国和曙光，曙光是我在工厂交的一个女性朋友。
与洪涛接触多了，就更加喜欢他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学马列主义的书，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懂，因为看不懂，心里很内疚。一次，我问洪涛是否有一本恩格斯的书，他说有，可以借给我。我到他的宿舍去拿书。他打开一个箱子，居然满满一箱马列书籍。我太惊讶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我的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那个年代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读不读马列的书、工作是否积极、是不是艰苦朴素等等，洪涛什么都占。
我的三个学生一直坚持跟我学英语，我和曙光成了知己，无话不说。曙光和洪涛虽然在一个单位工作，但相互之间来往不多，因为跟我学英语，曙光和洪涛才开始有了接触和了解。曙光和洪涛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人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家庭都有部队的背景。洪涛的父亲是部队干部，“文革”期间受迫害，在南京的雨花台自缢了。洪涛想当兵，但受父亲的牵连没能如愿。洪涛的叔叔也是部队干部，想办法将洪涛安排到属于部队领导的军工厂。洪涛父亲的故事让我非常震惊，也让我的心很痛。
与洪涛也有过单独接触，非常的纯洁，在一起就是聊理想。他与我谈起他的母亲，他对母亲非常崇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儿子这样佩服母亲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他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养育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他讲到他的妹妹，说她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上海纺织学院上学。我又特别羡慕他的妹妹，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哥哥。他还提到他的小妹妹，带着宠爱的口气说她娇气，有资产阶级思想。我羡慕洪涛家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是洪涛的血肉至亲。
曙光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干部，“文革”期间是贵州某机械厂的军代表。曙光和洪涛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如果不从大城市到位于穷乡僻壤的军工厂当工人，就可能要下乡插队。
因为一起与我学英语的缘故，曙光和洪涛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我发现曙光也非常欣赏洪涛，她说洪涛时，对他的好感暴露无遗。曙光是一个很挑剔的北京女孩儿，好像谁都看不上。我经常想，曙光将来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少有人能达到她的要求。我的预测一点没有错，比我大一岁的曙光至今未婚。
一个月后，学校排球队召我回去参加贵州省大学生运动会，回到学校，与好朋友胜明谈到洪涛，她说我不能自拔了。
在比赛期间，我总是想着洪涛。以前如果有人与我谈到恋爱和结婚，我很是不屑一顾，感觉这些事情离我太遥远了。我这样有抱负的青年，那能想这些事情？
认识洪涛后，我的想法完全变了。如果洪涛要与我结婚，我会立刻答应，为洪涛我什么都愿意做，那年我二十岁。
我对洪涛一直是单相思，不知道洪涛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有时我感觉他挺喜欢我的，有时又觉得他特别单纯，根本没有任何邪念。很多人都说洪涛不会在贵州长期待下去，他将来一定是要回上海的，是不会在贵州找女朋友的。
渐渐地有人开始知道我对洪涛的心思，在与洪涛的关系中，我一直是很自卑的。有人说洪涛也喜欢我，我一直认为是瞎猜的，也不敢相信。某机械厂给大学生们安排了一个姓王的妇女担任政治指导员，我们叫她王师傅。王师傅说，如果这两个孩子好了，还真是挺好的一对。
我看了当时写的日记，发现我与洪涛的接触比记忆中要密切，现在居然都淡忘了。
1976年6月13日
与洪涛整整谈了一上午，很有收获。
“你想过没有，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洪涛问。
怎么没有想过呢？这正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我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是下了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理想奋斗一辈子的，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可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呢？我以为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学习。
洪涛也是这样认为的。
对我来说，学习是为了投入将来的战斗，是为了掌握斗争武器。我们这些人对于错误的东西是很敏感的，但不能在理论上加以分析，所以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懂得为什么，应该怎样处理和对待。而且，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如果我们再不认真地学习几本马列原着，就会分不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就很可能会在将来的斗争中充当炮灰。要知道一切搞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人都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的，他们可以任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因此，斗争的发展要求我们掌握真正的马列主义。
“阶级斗争的重点是不会在西藏的。”洪涛的话让我深思。这正是我的担心所在！（当时我告诉洪涛毕业后要到西藏工作。）
是否去西藏确实需要进一步慎重地考虑。
通过交谈，对洪涛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已经很信任他了，相信他也是信任我的。的确没有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难得的好同志。如果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将会怎样？
我虽然特别喜欢洪涛，但感觉我们之间没有缘分，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体制下，有太多的顾虑和障碍。想到将来不可能和洪涛在一起，我经常会哭，当然洪涛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挑明说过这些事情。
我甚至希望洪涛是一个女孩儿，这样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接触了。我在日记中说：
他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人，是一个毫不虚伪、光明磊落的人。我总是想他如果是女孩儿多好，那么我们的接触就可以没有女孩儿和男孩儿之间的限制，也许，他还可以给予我更多的帮助。
毕业后，我回到开阳磷矿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对洪涛的思恋日益增强，终于忍不住，给洪涛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上海他的家里，他当时在上海过春节。在信中我表明了对他的感情，这封信写得很艰难，写了撕，撕了写，用了厚厚一沓信纸。信寄出后，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琢磨，是否有什么写得不合适的地方？是否有错别字？如果洪涛的妈妈看了我的信会怎样看我？他回了信，信写得很严厉，在信中批评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首缅怀的诗，寄给了洪涛。洪涛给我回了一封热情的信，并附上他写的一首纪念周恩来的诗，我又开始幻想与洪涛的关系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后，洪涛考上了我的母校贵州大学英语系。不知道我教给他的英语是否对他考上英语系有帮助，从心里我希望是这样。我总是在想，洪涛班上的女同学该是多么喜欢他呀！
贵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北京见到我，我给他讲了我与洪涛的故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自告奋勇地要帮助我，他回到学校后找到洪涛，不知道他怎样与洪涛谈的。他给我写了信，说相信我和洪涛会“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我就收到洪涛的信，在信中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忘记他说了什么，反正我挺伤心的。
洪涛在大学期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我们在学校附近的花溪公园里走了很久，谈了很多，就是不谈感情问题。那次与他谈话很被动，我总是说错话，念错字，洪涛都不客气一一给我指出。比如“直呼其名”，我说“大点其名”；比如说“腼腆”，我说“腼典”等。我感到非常丢脸和狼狈，我想洪涛一定很瞧不起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没有好好上学，洪涛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的童年是在中国西南的大山沟里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文化都不高。洪涛的家庭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母亲还是学英语专业的。虽然我是大学生，洪涛是工人，但他的文化基础比我好得多。
那次见面后，我感到如果与洪涛生活一辈子，我会很累，会很自卑，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洪涛的念想，因为他对我的态度总让我感到有一线希望。这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喜欢他，所以不愿意轻易放弃。
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回了上海，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当时我也调到中国最大的旅行社工作，我想也许我们会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听说他到美国念书去了。
最初的几年，洪涛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所有的梦都是很纯洁的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就像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或《柳堡的故事》那样。直到现在洪涛仍然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梦中，故事情节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人能让我魂牵梦绕几十年，这种感情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我现在回忆这段经历是很坦然的，只是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和感慨，没有触动心灵的感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