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预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从此将发生变化，我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为将来的变化做准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无法预测，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除了会一点英语外，我其他什么都不会，决定这一辈子就靠英语吃饭了。那时候英语书籍非常少，除了上大学留下的英文教材和字典外，我还有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每天除了教课就是埋头读书，经常学习到深夜。书店里买不到工具书，我向朋友借了一本许国璋的语法书，从头到尾抄了下来。
很多外国朋友问我是怎样从一个红卫兵过渡到一个企业家的，我从来没有给过让人信服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就我个人而言，知识改变命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便在生活中最黑暗、最前途无望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学习，时刻准备着机会的降临。
赤水天然气化肥厂
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简称为赤天化，当时正在建设中，有几十个外国专家在那里工作。我的一些同学分配到贵州省外事办后被派往那里为外国专家当翻译，胜明就是其中之一。
我所在的开阳磷矿和赤天化是一个系统，都隶属于贵州省化工厅。父亲找到在化工厅工作的熟人，想办法让我在学校放假期间到赤天化学习。
赤天化所在地赤水县因为两件事情而闻名全国，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二是以生产茅台酒文明于世界的茅台镇就坐落在赤水河河畔。赤水河是长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和四川，也是黔、川两省的界河。
学校放寒假了，我只身前往赤水，从此开始了我二十多年的个人奋斗史。
虽然开阳磷矿和赤天化都在贵州省境内，但当时贵州的交通很不便利，从开阳磷矿到赤天化我走了两天两夜——从贵州省走到四川省，再回到贵州省境内的赤水县。
我从磷矿乘坐闷罐车到一个叫小寨坝的车站，从那里转乘到重庆的火车，坐了一夜的硬座到了重庆。从重庆又乘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一个叫朱羊溪的车站下车，然后又乘几个小时的船，天黑后到达四川省的合江县。在合江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乘了几个小时的船才抵达赤天化的工地。
第一次出远门工作，我携带了行李、衣物和所有的书籍，行囊重得要命。离开家的时候，我正生着病，发高烧，就这样也没有能阻止我出征的步伐。
我想重庆夏天那么热，冬天可能也很暖和，离家的时候，特地脱了毛衣，只穿了一件衬衣和薄棉袄。其实重庆的冬天和贵州一样，阴冷阴冷的。从小寨坝到重庆的一路上，把我冻得要死了。本来生着病，发着高烧，这么一折腾，病得更厉害了。从重庆到朱羊溪的火车上，乘客大都是农村的老乡，车厢又破又旧，拥挤不堪，空气浑浊，抵达朱羊溪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朱羊溪车站下了车，听见轮船的汽笛声，看到五十米以外的码头停着一艘船，那是我的船，我要乘那艘船去合江县。可是我两腿如同灌铅，一手拎着装有被子、褥子、蚊帐、床单和枕头的行囊，一手拎着装着我大学期间购买的全部书籍的帆布包，我一步也挪不动，急得直流眼泪。眼看着船就要起航了，我央求路边的一个小伙子帮我提行李。我的行李两个人提都是很重的，我和小伙子各拎着行李的一头，捆行李的绳子把我俩的手都勒红了，我的手勒出了血，终于连滚带爬地赶上了轮船。
我混在甲板上的老乡中，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心情轻松了下来。这时我感到浑身滚烫，头痛欲裂。身边的一个老大爷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说头疼。老大爷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掏出两个白色药片让我吃，我毫不犹豫地将药片吞了下去，都没有问是什么药。
夜色蒙蒙的时候，我们在合江县下了船，这次有老大爷帮我拎行李。老大爷背着一个背篓，一手帮我拎着行李，我们满大街地找旅馆休息。合江县正在召开县、镇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所有的旅店都客满。我们在街上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地方住。老大爷一直帮我拎着行李，陪着我找旅馆。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在一个街边的小摊上买了两条毛巾和两块香皂，又在毛巾里裹了几个从家里带来的咸鸭蛋，悄悄地放在老大爷的背篓里，表示感谢。我们在街上转了两个小时后，最后在一家旅馆的大厅里铺了一个地铺。和老大爷道别后，我和衣睡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在蒙蒙细雨中，我又赶到码头，搭乘上去赤天化的轮船，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英文专业的大学生不会说英语
在赤天化的工地上有一个二层小楼，一楼是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二楼是外国专家的办公室，这个办公楼在当时是非常豪华的。
工地上所有的外国专家都由贵州省外事办公室管理，每一个外国专家配备两名翻译，外国专家要上工地，就到一楼来叫翻译。
我是来短期实习的，一开始没有安排我具体跟哪个专家。我成天捧着英语口语书练习英语，经常读得嘴皮子都麻木了。外事办的领导看我学习刻苦，安排我跟贵州工学院的一位张老师实习。
我们在大学里政治挂帅，没有条件好好学习，虽然是英语专业，但英语口语、听力和写作都很差。在赤天化工作的翻译中除了几个大学英语老师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我的母校贵州大学毕业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能用英语对话外，大部分的翻译既说不了多少也听不懂多少。因此，只要空闲下来，大家都捧着一本书练习英语。
一位翻译被安排给一个宴会当翻译，她紧张极了，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拼命地读英语。等到宴会那天，她的嗓子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是一个略懂英语的工程师帮忙翻译的。
我在赤天化待了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基本上是跟着别人实习，自己不能独立工作。
在外国专家中有一个很活跃很年轻的美国人，经常跑到翻译的办公室来学习中文。有一次，一个翻译教他说“来得及”和“来不及”，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翻译用英文解释说：如果你去机场需要一个小时，而你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赶往机场，那就“来不及”了。如果你有一个半小时，那就是“来得及”。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心里想：“天啊，他居然能说这么复杂的英语。”
那时候能到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少，能够和外国人工作，还能讲洋文的翻译让人羡慕死了。能够分配到赤天化工作的同学，当时被看作是天之骄子。
因为我是利用寒假和暑假到赤天化学习的，所以一到开学时间，磷矿中学就敦促我回去教书，而我实在不愿意回去教那些根本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在赤天化工作期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意识到我将来的工作和发展都离不开英语这门语言。从那时起，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英语，想办法离开洋水——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夹皮沟。
外国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我们有严格的外事纪律，翻译人员除了工作和在办公室以外，不允许与外国人自由交谈。如果不是翻译或外事工作人员，即便会讲英语，也不允许与外国人说话。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写日志，将与外国人工作和交流的情况一字不落地写下来，报告上级领导。
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从开阳磷矿来的。在场的一位中年女翻译立刻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把国家机密给泄露了？”我吓得要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家机密，不知道泄露国家机密的后果有多严重。这个中年女翻译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英语说得很好，平时就挺牛的，挺事儿的。我一个下午都在写日志，检讨自己泄露了国家机密。
除了贵州省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外，国家安全部的人也长驻在赤天化的工地上。外国人下班后或者在周末，是不能随便上街走动的。外国人住在外宾招待所，中国人除了少数允许住在外招的外事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其他人都住在离外招不远的一栋居民楼里。外国人如果外出，居民楼是必经之路。一个周末，我与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叫晓群的工作人员在宿舍里聊天，无意中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一个美国人走过。只见晓群立刻站起身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啪”的一声上好子弹，往腰间一别，就尾随那个美国人走了。晓群是个极其美丽的女孩子，她上子弹和别枪的动作特别潇洒，让我既羡慕又佩服。那个美国人到几公里以外的县城买东西，晓群尾随他走到县城又走回外招，当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感觉晓群是个女英雄，敢只身一人跟踪美国鬼子。外国人知道中国人的规矩，有时也故意违反规定“挑衅”一下。
我在赤天化工作了几个月，只去过一次外招。外招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都很神秘，工作之余的一大乐趣就是打听外招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来探亲，我们更是乐此不疲地议论他们穿的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中国长期的封闭让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