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才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尽管高考成绩达到了清华、北大的标准，却不能录取她，她被分配到某矿业大学学习采矿专业。
娟长得极其美丽端正，是所有男同学钦慕的对象。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背景，娟选择一个年长她十岁、政治背景可靠的同学做她的男朋友。男朋友是班长，对待同学像老大哥一样。娟对老大哥没有太多的感情，而老大哥对娟却是顶礼膜拜。
毕业后，娟和老大哥一起被分配到了某省的一个矿山当了采矿工程师，吃了不少苦。改革开放后，他们夫妇俩调到某省一个化工研究院工作。娟虽然不爱老大哥，还是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和老大哥生了两个孩子。娟的婆婆也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娟对婆婆也特别好。老大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可娟就是不爱他。娟说到老大哥的时候也感到愧疚，但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那时候，中国人离婚的很少，离婚被看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离婚还会影响一个人的仕途。
娟来北京参加外语培训班，认识了班上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同学，俩人相互爱慕，但无奈各自都有家庭。娟对我说：“这种诱惑太大了。”我能理解，她那么优秀，那么美丽，却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情。
八十年代中期，娟获得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娟在北京等签证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娟相差二十岁，虽然我们很谈得来，但她对我是有所保留的。我凭直觉肯定娟这次出去后不会回来了，那时候，访问学者都是公派，学成后必须回国。如果有人知道她出国的意图，她肯定走不了。
多年不公正的遭遇使娟成为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经常感觉到她渴望与人倾吐但又保持提防心理，她对谁都好，但对谁都不能敞开心扉。临走前她对我说：“我这次出去不准备回来了。”我非常感动，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
娟走了二十年多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后来她将女儿和儿子都办到美国去了，只留下老大哥一人在国内。其实，我挺同情老大哥的，娟和老大哥都是受苦人。我一直想找到娟，我很挂念她，想知道她出国这么多年的生活和感受，想知道有关她的很多谜。如果我们现在能见面，可以毫无顾忌地交谈了。
1986年我被公派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叫雷克兰德的小城工作了六个月。我经常到一个湖边跑步，湖边有一所当地的大学，我常常溜进这所大学，在美丽的校园里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学生，心里羡慕得要死。我隔着窗户偷看学生的休息室，铺着地毯，有舒适的沙发和彩色电视，心想要是在这里读书美死了。那时候很多中国的家庭还没有电视，更不用说彩色电视了。
我遇到过主动要求担保我到美国读书的美国人，可我下不了决心。我已经结婚了，如果抛开家庭去美国读书，几年时间内都不能要孩子。公公婆婆盼望着我给这个家庭传宗接代，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如果在这个时候留学，不知道要学习几年才能回国，我这样做对丈夫家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很窝囊。我和丈夫没有感情，却要为他和他的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没有人逼我这样做，我从骨子里是传统的中国女性。
在回国的飞机上，邻座是一个清华大学教授，我对一个陌生人聊起了我的留学梦和婚姻状况。教授说：“你一定要到美国留学，你的婚姻是没有希望的，不值得你牺牲前途。”
我还是豁不出去，回国后生了孩子，当了母亲。
孩子快到两岁的时候，我获得一个到英国学习一年的考试机会。当时英国政府每年资助一定名额的中国公务员到英国学习一年。化工部每年都有名额，1989年给了矿山局一个名额，我报名了。
这个决定做得挺揪心的，如果我考上了，就意味着要离开孩子一年的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大的牵挂。
孩子出生后，我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上班，在家里照顾孩子。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如果晚育妇女放弃独生子女费就可以休一年半的产假。加上怀孕的时间，前前后后我有三年没有用英语了，考试对我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又开始刻苦地学习。这次要困难得多，我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两岁的儿子，还要抽出时间复习功课。考试那天我从河北涿县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对外经贸大学的考场考试。考的基本上是托福的题目，最后一道题是问答题：你想到英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有很大的野心，我到英国学习的目的就是当一个更好的英文翻译。
我的考试通过了，但最终没有被录取。有人指点迷津说：“你怎么能说你的目的是当一名更好的翻译呢？英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培养一名翻译？英国政府需要培养政府官员或管理人才，将来这些人掌权后，与英国有感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贸易合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之我的留学梦破灭了。因为孩子的原因，这一次到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这次考试是在1989年的夏天，考完试后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因此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如果我当年出去留学，现在的命运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没有出国留学，我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部过程。如果留学，我非常有可能留在海外了。现在想起来，我一点都不后悔，甚至很庆幸自己留了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所学到的东西是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三十年的经历成了我的宝贵财富。由于工作的涉外性质，让我有机会与西方世界接触与合作，改革开放给我带来机遇，让我有能力周游世界。这样的经历形成了我的优势，我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这使我在目前从事的行业中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而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那些来中国发展得很专业很知名的西方公司，这又给我提供了更大的提高和发展空间。西方人无论对中国有多了解，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对自己国家的了解。
当年我羡慕出国留学的同学，现在他们也很羡慕我。
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逐渐过渡到经济建设上来，一时间中国需要大批的人才，尤其是外语人才。
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发疯地学习，我们的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学习最刻苦的一代，每天在公园里、在公共汽车上、在火车上、在站台上，都能看到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人手不释卷地在读书。
我又是这一代人中最最刻苦的人之一，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周围有比我更刻苦读书的人。回家探亲，要乘两天两夜的火车，除了睡觉的时间外我都在学习。探亲期间，洗衣服时，放留声机听英语，做饭时，打开收音机听英语，就是不能让自己闲着。如果有一点时间没有被有效利用，我就会后悔不已。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开始，外事权力高度集中。八十年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由外经贸三大窗口——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控制。这三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二里沟的一栋大楼里，因为所有的外事谈判都集中在那里，那栋大楼被称为“谈判大楼”。那时，中国刮起了一阵引进风，盲目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谈判大楼”每天谈判不断。
1979年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英语很差。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大学期间光干革命了，没有正经学习，毕业时，我的英语还赶不上现在的初中水平。我在化工部矿山局引进办公室工作，矿山局没有外事权力，所以与外方的谈判都要经过化工部外事司或化工建设总公司。有什么外事任务，也都是上级单位的翻译挑剩下的，我无所谓，只要能与外国人交流就行。领导安排我跟着有经验的老翻译参加谈判，老翻译翻译时，我在一旁用心听。每次参加谈判前，我都认真地做准备，看大量的资料，背大量的英语词汇，一有机会就主动要求翻译，我的英语和翻译水平逐渐地在提高。
说我是一个骨子里很害羞的人，没有人会相信，我的确是，现在仍然是。我不断地对自己说：“我既然选择翻译这个行业，我必须向前冲，不能躲起来，我必须行！必须战胜自己！”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对老翻译说：“能不能让我翻译，您在旁边听着。如果我应付不了了，您赶紧接上，好吗？”
我之所以后来能成功，能超过很多与我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的同行，就是因为这种勇敢和不断战胜自我的精神。按我当时的英文水平，一般人都会往回缩，我也紧张也害怕，但我没有选择退却。
1984年2月，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结婚了。当时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绝对说不上出色，还得不到同事和领导的充分肯定，我决定在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之前不要孩子。
我意外地怀孕了，我陪同世界银行的专家在云南和广东考察矿山时，妊娠反应极其严重，才知道自己怀孕了。世行财务专家带着怀孕三个月的夫人来华，我的任务主要是陪同这个夫人，没有想到我不但不能照顾她，自己还病得东倒西歪的。
考察结束后，我决定做人工流产，我当时的想法是：我的业务水平还没有得到肯定，如果我现在要小孩，领导和同事会认为我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我会失去很多机会。等我业务得到普遍肯定，做出一定的成绩后再要小孩，即便有了小孩，也还会被重用的。
我做了人工流产，看得出来公公婆婆很不高兴。
不久后，我就得到一次出国的机会，随化工部代表团到芬兰访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如果我选择要孩子，就会失去出国的机会，会失去以后好多的机会。
世界银行决定贷款给几个化学矿山做可行性研究项目，要派一个技术代表团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国雅格布斯公司的技术人员一起工作。
在项目确认之前，世行专家多次来中国考察并谈判。在一次重要的谈判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好好地表现一下。有关领导担心我的翻译水平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谈判，安排了化工建设总公司的一位老翻译参加谈判。我自信有充分的把握做好这次翻译工作，谈判开始前，我对老翻译说：“今天让我翻译，您在旁边把关。”
我翻译了一上午，效果非常好，专家们说我比老翻译译得好，表达得干净利落。当天下午老翻译就消失了，几天的谈判他再也没有出现。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我的翻译水平得到普遍的认可，这一年我三十岁。
我听到风声说那位老翻译要求随技术代表团去美国工作，出国可以挣外汇回国买电视、洗衣机、录音机等市面上买不到的大件电器。老翻译虽然经常出国，但是在国外待几个月的机会并不多。时间待得越长，挣外汇越多，购买大件的指标也多。我为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艰苦的矿山考察是我去的，大量的文字翻译是我做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与我争，去美国就有人与我争了，这次我要当仁不让。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对购置大件也不在乎，就是想在业务上出人头地。
我找到矿山局的领导说：“您觉得这样公平吗？工作是我做的，出国却要换人。这个项目将来几百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要翻译成中文，美方技术人员还要多次到艰苦的矿山去考察，这些工作是不是也由老翻译做？如果老翻译承诺他来做这些工作，我就将出国机会让给他，绝不与他争。”
我以前有好多次出国的机会都被人顶了，这次不再让了。我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化工矿山专业翻译了，说话很有底气。
矿山局领导认为我言之有理，就到化工建设总公司给我争取。那位老翻译自己也觉得理亏，他专门找到我，说服我将这次去美国的机会让给他，他给我提供另一个出国的机会。我没有答应。
1986年6月，我如愿随化工部矿山局技术代表团，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工作了五个月，回国不到一个月，我又与第二个技术代表团到美国工作了一个月。那年月，出国非常不容易，连续两次出国，我感到自己很重要，很有成就感。我是最了解这个项目的翻译，要保证工作质量，翻译非我莫属。
从美国回来不久，我决定要一个孩子。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世行又有专家来华考察。矿山局的领导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可能陪同代表团考察，我心里很高兴，被承认和信任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怀孕了还让我出差，说明没有人能替代我。我答应做世行考察团的翻译。
很多人对我的决定不理解，考察团去的都是条件非常艰苦的矿山，每天要在崎岖的公路上颠簸几个小时，不用说是孕妇，就是正常人也被颠散架了。我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说不，可我想去。
世行考察团从美国带来一位美籍华人做翻译，可是翻译的内容太专业了，她基本上插不上嘴，从头到尾都是我在翻译。我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这次旅行比以往更艰苦，尤其是从武汉到一个叫大峪口的矿山，路况极差，人都要颠簸散架了，汽车开了十几个小时，我一直捂着肚子，担心肚里的小孩保不住了，世行专家和中国项目负责人都开始担心了。没想到一路下来，安然无恙。
这是我生产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世行财务专家的夫人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头几年她每逢圣诞节都给我寄照片，后来失去了联系。
我经常会想那个为了事业牺牲的第一个孩子，如果留下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的时候，心会痛。
儿子郑憾出生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
六个月与一生
我每次出国超过一个星期，就开始想家，想回北京了。
当我在机场贵宾室休息时，当我品尝着不同国际航班的公务舱的美酒时，当我在阿布扎比五星级酒店享受海景房时，当我在纽约唐人街最好的餐厅招待美国朋友时，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会是我的生活？为什么命运选中了我？
仅仅是二十多年前，每次到西方国家我都乐不思蜀，不想回国，总嫌时间短。1986年6月至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心情一直很压抑。每每想到六个月结束后我就要回国了，重新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环境，回到自己简陋的住所，面对不幸福的婚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我经常想，在美国的六个月让我将一生的幸福都享受完了，这种幸福以后不会再有了。回国日期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