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采取的接见方式是，红卫兵在长安街和广场两边坐着，毛主席乘敞篷车沿着长安街从东往西开，这样，路两边的红卫兵都可以见到毛主席了，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红卫兵被压倒在地，没有看到毛主席。
毛主席八次接见了1300多万红卫兵，平均每次160多万人，最少50万，最多250万，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奇。
毛主席头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经过挑选的、有组织的，后来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自己组织来到北京，只要当地给开介绍信或持有学生证，谁想来都可以来。外地红卫兵聚集在北京，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250万人以上。
开阳磷矿红卫兵徒步长征队
红卫兵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北京见毛主席，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火车、汽车进行革命大串联，沿途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吃住。毛泽东提倡并支持红卫兵的串联活动，鼓励通过大串联让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相互学习和交流。全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了，很多工厂也停产了，部分青年工人也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
大串联造成火车运输非常紧张。这一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于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于1966年10月最先发起徒步串联，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他们从大连徒步走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消息传开，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和高初中学校的学生们纷纷效仿，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徒步串联。
磷矿的红卫兵受到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鼓舞，从北京回来后就组织了红卫兵徒步长征队，基本上还是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原班人马，一共二十个人。
红卫兵的标志是穿军装，戴军帽，扎军用皮带。开阳磷矿有很多转业军人，红卫兵分头向他们借。转业军人虽然很珍惜这些部队留下来的纪念品，但为了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还是毅然决然地借给了他们。
红卫兵们穿着借来的军装，戴着借来的军帽，扎着借来的皮带，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出发了。他们还随身携带了脸盆、饭盒、水壶和斗笠。
红卫兵们基本没有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尽量轻装上阵。女孩子除了身上穿的外，只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毛主席语录是必须带的，磷矿红卫兵还在行囊中装上了钢板、刻笔和蜡纸，用来制作传单，宣传毛泽东思想。
全国其他城市的红卫兵多数奔北京，去见毛主席。北京的和外地见过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韶山等地。
磷矿长征队完全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制定行程，从磷矿走到乌江，从乌江走到遵义，途中过铁索桥，在遵义参观了遵义会址，从遵义走到娄山关，在娄山关上朗诵毛主席在长征时做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主席写了很多革命诗词，不少都是他转战南北有感而发的，红卫兵能够背诵毛主席发表的全部诗词，可以根据相应的场景背诵相应的诗词。毛主席的诗词都很大气，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非常适合红卫兵抒发革命情怀。
磷矿红卫兵每到一个地方，就去看当地的大字报，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刻钢板，印传单，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他们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各个城市和乡镇都建立了“文化大革命接待站”，他们将红卫兵当做“毛主席的客人”来接待。
红卫兵的背包通常就是一床被子，走到哪里住在哪里。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各地的中学或大学教室里，没有床，就睡在课桌上，或在地上铺满稻草，将行李铺在稻草上面，和来自天南地北的红卫兵挤在一起。大家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感觉自己就像中国的革命先辈一样，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心中充满使命感。
磷矿长征队到了四川境内后，原本想要像红军一样过草地。他们已经走到了草地的边缘，当地老乡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是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如果没踩着草甸就会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草地上有很多河流，有的河很宽，水流很急，不小心就会被河水冲走。当年红军过草地走了七天，死了上万人。
磷矿长征队改变了路线，决定走另外一条红军长征路，从四川的大巴山翻过秦岭到达西安，从西安走到革命圣地延安。
菊华从磷矿出发后不久，就走瘸了。红卫兵没有徒步的常识，穿的鞋和袜子都不适合走长路，加上菊华是平足，走长路很吃力，每天几十公里的行军，满脚都是血泡。到了四川境内，菊华几乎完全走不了了，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到医院检查，两只脚的韧带都走断了。医生建议她终止徒步长征，菊华死活不干。长征队队员也商量让她返回磷矿，菊华说：你们不带我走，我自己走，反正我不回去。
翻越秦岭的时候，沿途很少见到红卫兵接待站，有时候走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非常荒凉。菊华经常掉队，一个人在大山里慢慢地挪动，队友们都走得见不到影子了。后来他们听说有红卫兵在大山里被杀的，还有女红卫兵被强奸的，就每天安排两个人陪着菊华走。
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磷矿长征队徒步长征了三个月，历经了整个寒冷的冬天。
三个月中，他们只洗过两次澡。红卫兵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睡觉脱掉衣服后就开始抓虱子，虱子和虮子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衣服里，抓也抓不完。头上也长满了虱子，将手指伸进头发里，就可以逮住一个虱子，天气暖和时，虱子就会从头发里爬出来。
对女孩儿们还有一个考验就是来例假。
那时候没有卫生巾之类的用品，也没有专用手纸。老百姓用的都是报纸、传单、旧作业本等。妇女经期用的是旧布或很粗糙的草纸。旧布用完后不丢弃，洗干净晾干后再用。
来例假时，女孩儿们用一张硬一点的纸叠成一个长条，两头各钻一个眼儿，穿上绳子，将草纸或布条放在纸条上，用两头的绳子固定住，然后放在胯下，两头的绳子一前一后系在腰间的绳子上。
这种简易的自制经期用品非常不舒服，硌皮肤，女孩子的大腿内侧都磨烂了，走起路来，疼痛难忍。
用旧布不方便洗涤，草纸的质量很差，没有韧性，被血水浸湿后一会儿就断了。女孩子们任凭血水顺着裤子流下来，从厚厚的秋裤或棉裤透出来。裤子里的血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形成厚厚的一层壳，硬邦邦的。女孩子们就穿着硬邦邦的裤子完成了长征的壮举。
在距离延安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红卫兵接到了通知，中央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动员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1937年至1947年毛主席在延安居住了十年。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磷矿长征队离延安已经这样近了，怎么能回去呢？
磷矿长征队决定化整为零，谁能搭上过路车，谁就先走，到了延安再会合。
当时还有很多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他们一定要到延安后才肯回家。天寒地冻，红卫兵们搭乘拉货的卡车，任凭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
磷矿红卫兵长征队历经三个月，行走一千多公里，完成了徒步串联的壮举。
回到家后，菊华的脚治疗和修养了半年才基本痊愈，但留下了终生隐患。
我十四五岁时，红卫兵流行的是学习解放军徒步野营拉练。1971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三十六周年，我们徒步走了一个星期从磷矿走到遵义。我经常走在队伍的前面，双手捧着毛主席的画像。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我和三个要好的女孩儿自发排练了一个舞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表演：
北京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巴扎嘿！
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就获得成功。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舞台下看我们演出，一回家，父母就兴奋地告诉我观众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舞蹈。
我们自发地到农村、车间、学校、工地去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小有名气了，队伍也从四个发展到十几个，都是女孩儿。
当时开阳磷矿已经成立了宣传队，都是成人，听说我们的事情，决定将我们收编了，我们一起加入宣传队的有十二个女孩儿。
这是磷矿的第一个宣传队，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时而成立时而解散，人员也不断地更换，而我从十一岁到十六岁始终是宣传队的主力。
那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厂矿、学校、部队、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群众集会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农村、厂矿、工地、部队演出，第一个节目都是《东方红》——
大幕（如果有）徐徐拉开，水平参差不齐的乐手们演奏起《东方红》乐曲，穿着红卫兵服装的演员们满怀深情地翩翩起舞。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歌颂他老人家，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每当《东方红》音乐响起，观众们全体起立，手握“红宝书”放在胸前，台上台下齐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宣传队负责人是当时磷矿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苗青，他经常来看我们排练。
苗青是个老革命，他的夫人秀珍是他的战友，两人都曾经在延安搞情报工作。
一次，苗青听我唱歌后说：“这个小鬼嗓子好，好好唱，以后送你上音乐学院，长大了当歌唱家。”
我们在矿山子弟学校排练节目，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排练节目，一群红卫兵冲进教室，高喊口号：“打倒保皇派！”原来，苗青被打成“走资派”了，“宣传队”就成了“保皇派”，红卫兵称我们为“苗青宣传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造反的、造反不积极或同情“走资派”的就是“保皇派”。
宣传队的大人们与红卫兵辩论起来：“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怎么能说我们是保皇派？”
红卫兵挥着手中的《十六条》，言辞犀利、义愤填膺地批判宣传队，一些红卫兵开始砸乐器。
一个宣传队员气不过，说了一句：“什么红卫兵，简直是红母猪。”
这一下可闯了祸了，红卫兵们立刻群起而攻之。这时，不知谁关掉了电灯，黑暗中，教室里一片混乱。
红卫兵们写大字报、画漫画来批判宣传队。我被画成一只小乌龟，在十二个小孩子里面我是受到重点批判的，原因是“走资派”苗青要培养我成为歌唱家。
我不记得骂红卫兵是“红母猪”的那个大姐是怎样过的关，要知道，那可以是坐牢的罪过。可能因为小山沟的人还是比较纯朴，没有置她于死地，只记得她一遍又一遍地赔着笑脸公开向红卫兵道歉。
红卫兵说我们年纪小，受了“保皇派”的蒙蔽，动员我们退出宣传队。除了我以外，十一个小孩都退出了宣传队。我之所以没有退出，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保皇派”。
因为我对宣传队的忠诚，大人们对我格外爱护。那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小孩跟着一群大人东跑西颠地到处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还是解散了，苗青和他的夫人秀珍都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抓了起来，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据当时一个看管他们的红卫兵回忆，用来捆绑他们夫妇俩的绳子上沾满了鲜血，麻绳的纤维里嵌着人肉。
母亲陪父亲游街
一天，铺天盖地的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贴到了大字报栏上。我已经记不得父亲的罪名了，只记得，父亲和他的几个好朋友经常聚在一个姓赵的叔叔家喝茶聊天，宣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人揭发了他们，然后“造反派”就写大字报批判他们是“反党反革命小集团”，给他们起了名字叫“赵家茶馆反革命集团”。
不知道因为什么罪名，“造反派”和红卫兵冲进我家，要揪父亲去游街。父亲坐在床角，抱着我最小的妹妹，母亲与“造反派”争论，阻止他们揪父亲，两个弟弟低头坐在屋子中间的火炉旁。“造反派”一窝蜂冲进家里，把火炉的烟筒推翻了，家里乱成一锅粥。
红卫兵里有一个是大弟弟的同学，“造反派”和红卫兵与父母辩论的时候，她在一旁端着一把红缨枪，头始终低着，不敢看我家的人。
“造反派”和父亲僵持了很久，同楼的邻居石大娘不避嫌疑，来我家，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开始给我们全家做饭。两个弟弟对这一幕永远记忆犹新。
最后父亲还是被“造反派”揪出去游街了，母亲怕父亲被“造反派”打，就端起一杯茶，陪父亲游街去了。在游街的过程中，母亲时不时将茶杯递给父亲，让父亲喝口茶。前面讲到给豹子下套的王育发叔叔是支持父亲的一派，为了保护父亲，他也跟着游行队伍走，还递给父亲一根点着的烟。
当时人们分成很多帮派，支持父亲的人怕他挨打，自愿陪着他游街，“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打父亲。
“造反派”要将父亲押到省城贵阳批斗，同楼邻居肖汉山叔叔告诫父亲千万不要到贵阳去，到了贵阳没有人保护，去了可能就不能活着回来了。父亲坚持不去贵阳，父亲的支持者围着父亲，不让“造反派”将他押上车，最后“造反派”妥协了。父亲性格刚烈，如果不是听了肖汉山叔叔的话，可能会一赌气就去了贵阳，父亲后来一直将肖汉山叔叔看做是救命恩人。
当时我与磷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们乘坐一辆大卡车，正准备出发到一个矿区去演出。游行队伍从我们的卡车旁经过，一个叔叔见状，立刻用双手蒙住我的眼睛。
演出回来，母亲抱怨我，说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还跑到外面疯。
一天半夜，几个“造反派”敲开我家的门要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搜查我父亲的反革命证据。当时父亲被关在“学习班”里，我陪着母亲看着他们搜查。我看到抽屉里有一本母亲的日记，中间有一段话说：今天有人反映某某人书写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我吓出一身冷汗，天哪，母亲怎么能重复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母亲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很紧张。一个“造反派”与母亲曾经是同事，我平时叫他“叔叔”。妈妈央求他允许她将那页日记撕了，他同意了，我们立刻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还翻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里有一双朋友送的芭蕾舞鞋，我拿芭蕾鞋给他们看，说：我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我父亲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处长，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会被定为“走资派”。父亲是“走资派”，子女就受到歧视，就被欺负，突然间，小朋友都不理我了。
一天，一帮孩子在大街上拦住我，指着我说：“你爸是走资派，我们不和你玩。”我不理他们，他们就在街上追着我喊：“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