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客厅，妈妈的头偏向一边，闭着眼睛。为了便于行动，她穿着红色的缎子布睡衣，上衣的前襟被口涎浸得乌黑，潘妮在徒劳地帮她擦下巴。我走过去，摸着她的头发向她道歉，然后握着她蜷缩、干枯的手说：“事实上那套房子很完美，我们一定要买下它。”
这就是我搬到罗瑟希德镇的原因。
在葬礼上，妈妈的朋友—包括一些从纽约来的远房亲戚，是我从未见过的。他们说会来看我的新房子，如果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会和我保持联系，但是我没有鼓励他们这么做，他们也不再强调这件事。我认为他们不想打扰我，他们也觉得我的朋友们会照顾我的。
拉什达是我唯一想倾诉的人，因为她确实见过我妈妈。我们是在八年级时成为朋友的，当时她爸爸限制她的上网时间，所以她不得不在放学后到我家来玩电脑。妈妈给我们买来上面涂满了生奶油的饼，妈妈还告诉拉什达她曾经想去印度，可是那个时候怀了我，后来就一直没去成，她希望我能够代替她去那里。回忆她在世的时候，她总是唠叨一些蠢事，我就会表现出不耐烦。“可是我不想去印度！”我说。拉什达会咯咯地笑，贴着我的耳朵根儿说：“我也不想去。”
我和拉什达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不过，我们一直在脸谱网（Facebook）上保持联系，直到她和她的未婚夫搬到罗廷顿。准新郎斯图亚特是个业务顾问。我给她发了一个邮件，告诉她我妈妈去世了，她说她很遗憾。而且还说，如果我去罗廷顿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她和斯图亚特。我看到她在网上挂了一些图片，秀她的订婚戒指，像学校里的学生妹那样做了美甲，指甲尖上还画上愚蠢的白色条纹，看起来让人很不爽。
我没再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在脸谱网上告诉了她我的新地址。还有一个叫露西的女孩，我同她一起在尼罗咖啡店工作过，她给我回了一条短信，她在伦敦金融区附近开了一家三明治店，还说我们该见个面。但是露西一直都怪怪的，她休息的时候常去马路尽头那家化妆品店，偷一些化妆品样品。她总是问我要不要，说也要帮我偷一点儿，我说我不需要，她就会很生气，即便是她明明看到我根本就不化妆。
我在脸谱网上有73个好友，大部分是学校里的女孩，整整那一年我们都像是彼此的朋友。比如圣诞节那天，每个人都给别人一张卡片，也不管人家喜不喜欢，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收到卡片，搞得大家在吃中餐的时候会比较收到卡片的厚度。这些人中有一两个和我还有拉什达交流得比较多，但是在十年级的时候，她们就不搭理我们了。她们开始对男孩感兴趣了，把注意力转到了对她们有威胁的女孩身上。
经常会有人发出邀请信息，邀请大家参加某个开放式晚会，我也去过其中的一个，是塔什·爱默生组织的。那是在2009年，妈妈建议我去的，因为我们俩都意识到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出门了。晚会是在霍尔本的一个像洞穴一样的酒吧里举行的，音乐声大得可怕，我记得有一首歌叫《今天晚上是个美丽的夜晚》，放了一遍又一遍。这样的夜晚，那首歌听起来真是特别讽刺。一杯橘子汁就要3.5英镑，每个人都在谈论她们网络交友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她们不谈的时候就彼此照相。在她们身边，我感到自己都被吸干了，我不得不在转角的一堵墙上靠一靠。
奇怪的是，她们当中好多人都热切地想和我一起照相。在我看来，我们根本算不上朋友。我记得路易斯·温特加登和贝斯·斯古尼同时朝我走过来，胳膊绕着我，好像我们特别亲密，照片拍完了，她们把胳膊一抽，一句话也没说就走掉了。然后是露西·尼尔和塔什，还有埃莉·库卓。她们把照片挂在脸谱网上之后，甚至懒得给我标上名字。我把其中一张照片给妈妈看，妈妈说这些女孩看起来真的好俗气，头发染过，脸色蜡黄。我看起来就像灰姑娘被夹在两个后妈生的姐妹当中。我没告诉她其中一张照片下的留言，“啊哈，一个老气横秋的站在两个水嫩水嫩的中间，搞笑吧？”我不在乎，不过我知道，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伤心。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任何派对，不过我一直都在关注她们更新的日志。我当时不明白，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吗，要不就是聊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的八卦；要不就是说一些电视节目或者名人，或一些我看不懂的视频网站上的截图。有时候我会打开她们感兴趣的链接，结果一看，都是些很白痴的事，比如说一只小猫被塞进一只酒杯里的图片，或者是一个莫斯科少年在他的卧室里一段乱唱的视频。她们的照片总是拼凑成九格，摆的姿势也差不多；吸着脸颊，像马尥蹶子一样前翘后弓地支棱着腿。她们好像是要给我上培训班，不过这样的培训班我从来没有被邀请过，我也不想被邀请—头发必须是拉直的，指甲尖上一定有白色条纹，你还得把手表戴在手腕内侧，书包必须用胳膊肘钩着，手臂得像骨折了一样卡着。
个人签名也是，某些时候她们的信息又是省略的，读起来根本就狗屁不通。有时候觉得弄这些玩意儿还不如不弄，根本就搞不清她们到底要说什么，纯粹是乱搞。她们的生活充满着庸俗的东西。我记得拉克尔·雅可布曾经说她把公交卡掉到厕所里了。我的意思是说，谁有必要或者谁又有兴趣想知道那种事呢？看起来真是蠢得不可思议，而且毫无意义。看她们的回复，好像这事既重要又有趣，还都喜欢用这样的话，例如“whhhoooop”，或者乱拼一些词，像“牛×”，毫无理由地缩写，什么话都要在后面加上“×××”，并不是我不想那样做，而是我根本不理解她们怎么会有这种搞法、那些套话黑话，如何做到立刻用“正确”的方法发评论。那个以前在学校里看起来很蠢的伊娃·格陵兰黛，看起来也做得很顺手。
偶然也会有人挂出一个合适的问题，例如，个人电脑用一个外接移动硬盘与一个内置硬盘相比较有什么好处，这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有时候也有人回应，埃斯特·穆迪就回信说，谢谢你，你是明星×××。我告诉她如何用自动填写改变她的谷歌设置，然而她们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和我的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如果我认为自己是被隔离的，那也纯粹是我自己的选择。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和尼罗咖啡店的露西见个面，或者去参加脸谱网上的一个又一个派对，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在妈妈患病之前，这种状况非常惬意。我每个晚上和每个周末都待在楼上，要么读书，要么上网，妈妈就在楼下打扫卫生、看电视，或者做她自己的小手工，然后她会频繁地叫我，要么吃饭，要么要抱一抱。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的最好状态。
我从老房子里拿了一些家具来，这些家具一直都放在储物间，妈妈去世之前，她就安排潘妮让她的儿子用小货车帮我搬到新公寓里去。但是最后我和潘妮把关系弄僵了，我们因为九宫格游戏很荒谬地吵了一架，她发现我擅自在她的拼图里填了一些内容。我跟她解释，我只是帮她填了一些她自己填不出来的格子，但是她不依不饶。
后来妈妈去世的时候，潘妮总是在说“好奇怪、好奇怪”，因为妈妈去世的前一天，一点儿征兆都没有：“她的脚不冷，而且还喝了一碗汤。”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她的儿子从来没有因为家具的事同我联系过，不过那倒没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想要那些家具。一次，我坐地铁回到老屋的储物间，看到了那些家具—一张咖啡桌；一块烟熏的玻璃桌面；一个橱柜，抽屉是白色的，把手上还包着橡皮，是为了方便妈妈打得开；黑色皮质的躺椅套子；一张饭桌；还有一幅狭长的框起来的家谱图，是妈妈花了900英镑才搞定的，这幅家谱图证明了有一个远房亲戚曾经娶了安妮·博林①[① 安妮·博林，英格兰王后，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威尔特伯爵汤马斯·博林（Thomas Boleyn）与伊丽莎白·博林（Elizabeth Boleyn）之女。安妮·博林原本是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侍从女官，1533年1月与亨利八世秘密结婚，5月被宣布为合法妻子。
]的姨妈。我对那个玻璃角柜印象特别深，那是妈妈用来展示她的小制作的。从记事起，我就一直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一直很喜欢看屋子里的摆设，但是现在储物间里只有一些不值钱的架子，妈妈的小手工作品都装在一堆箱子里，那堆箱子都用胶带捆扎了起来。我想，即使我把这些架子和箱子都带走，把它们擦干净，然后完全按照妈妈的方式摆好，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所以我决定把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只不过每个月要交119.99英镑的保管费。
我从罗瑟希德的特易购大百货商店买了一批新家具。我要的东西不多：一个充气床垫和床单，一张小书桌，一张懒人沙发，一台土司三明治烤箱。我把书堆起来靠墙放着，按颜色分类；然后我把衣服装在垃圾袋里，把穿脏了的放在另一个垃圾袋里，袋子装满了拿去洗衣房。反正我在家里工作，也不需要收拾打扮。
我很容易就通过了电脑课程的学习和考试。一搬进来我就开始给戴米安—妈妈朋友的儿子干活。这个工作不难，每隔几天他就给我发一个链接，去一个需要测试的贝塔测试场，我通过一个质控程序操作它，检查病毒和补漏洞，完成后把报告发送给他。每次工作我都得到了报酬，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干完，更复杂的可能会需要两天。完成任务后，我会继续待在电脑旁玩游戏，后来在红药丸网站上发帖。我把书桌放在窗户边，很快就意识到了饭店的招牌把窗玻璃的下半部遮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从不会反光。
后来，警察一直追问我，是什么契机让我进入红药丸网站，我告诉他们，我记不清楚了，我只不过是点了一个任意链接就进去了。不过我当然很清楚地记得是怎么上去的，我只是不想告诉他们罢了。
照我看来，在搬进这套房子之后，我玩游戏的时间增加了，每天都有八个小时左右，尤其是《魔兽世界》，我认为那是我的全职工作。我把测试工作放到一边。我很喜欢时间过得很快的日子，玩游戏时，毫不费力就把整个下午打发掉了，就像两大口吃完一个甜甜圈一样。我很快就打到了60级，被邀请进入一个高级协会，协会每周会搞两三次偷袭，有好几次我被任命为组长。那是在偷袭前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战略战术，另一个玩家开始了一场讨论，是关于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决断方式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人生观。例如，在一次偷袭之后，你是把你个人获得的金币分给团队里的其他人，还是一个人拿着。我先前没有从这些角度去考虑过游戏，发现还挺有趣的，他建议我试试这个网址：redpill-uk.info。他写道：“这是一个非常过瘾的哲学网站，它会让你着魔。”他发给我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艾德里安·德维什创建的一个播客网站。
尽管后来上百次听过艾德里安的播客，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这件事情我做过笔记—对发生过的所有重要事情我都做笔记，不过直到现在我都不需要再查证它。当时的题目是《这是我看到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艾德里安的开场白是：“那么，伙计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真正知道的有多少？”说完他就对古典认识论做了一次简单的回顾，从苏格拉底讲起，然后以《黑客帝国》结束，这恰巧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他加了一条评论—“我百分之百确定我现在是对着扩音器说话。”接着他又说：“百分之百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能够用最好的方式描述这件事，它就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击鼓传花游戏：每个主意打开之后，都会展示出里面还包含着另外一个主意。我记得当时随着播客的进行，他开始不断抛出那些“但是”，好像这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大的乐趣。
很快，艾德里安的声音里有了一种强迫的意味。他是美国人，他的发音温暖而有亲和力，他会说一些让人扩大视野的事情，却是用一种很温馨惬意的方式，用一些典雅的词，例如“他者”和“视域”。这确实是能够让你做哲学思考的东西，或者他还会说：“如果你认为这确实有趣，那么，再等等，你就能听到我接下来为你说什么。”听了几分钟，我关掉播客，为了盖过楼下街上的噪音，为了重新听一遍，我坐到地板上，把笔记本电脑搬到我的脑袋边。
自从第一次上了播客之后，我就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一张奶酪飞碟图片，再回到论坛，从头至尾又听了另外四场。我一边听一边重新搜索了一下网站，网站的标签是“选择真相”。红药丸的名字跟电影《黑客帝国》有关：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人们不在意是不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他们被邀去吃药，要么吃一颗蓝色的药丸，要么吃一颗红色的药丸，以保持面对现实，而不管现实多么让人沮丧。
我调查了这些论坛。有一次，论坛成员们在讨论“笔记本电脑”播客，我当时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辩才都相当出色。我在上面读到一个观点，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道理。接下来就有人向他们挑战，提出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同样也十分有说服力。例如，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成员叫兰德梵，他发表意见说：“只有白痴才会这么认为，在物质世界实际存在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觉，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尤里阿瑟卡特回应说：“那你又怎样知道当时的情形是什么？要不然，你又怎样知道你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他们讨论的就是这些宽泛而抽象的概念，似乎就是他们每天必然会聊的话题。这些话题频繁而随意地发生，就像妈妈和潘妮谈论哪家超市的折扣最划算。
不仅有谈“纯”哲学的论坛，还有其他论坛，谈一些具体的当下的话题。例如，带某个人出去吃饭跟召妓是同一种性质，或者有关下载音乐的道德标准。网站还辟出一块地方供人们展示个人真实生活中的糗事，还可以得到理性指导。例如其中有一个成员写道：她有一个在工作中看起来志趣相投的新朋友，却很快发现这个朋友信仰守护神，现在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同她相处了。
主页上有一段艾德里安写的评论，他介绍自己是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他声明尽管他对所有哲学都感兴趣，但内心却是“自由意志论者”。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自由意志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听到过这个词。他这样解释“自由意志论者”—人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质上是反对外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能够自由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妨碍别人。这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