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梅斯纳尔在季风后期登顶，并且采取的是单人行动，仍然不携带任何氧气设备，梅斯纳尔又一次创造了一个极品神话。
梅斯纳尔就像一个转动起来的止不住的陀螺，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他说：在登山运动中，任何超越前人的攀登都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我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极限——从想象一个极限到超越这个极限。然而极限又是不断变化的，追求极限就是逐步逼近一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这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魔术般地使登山探险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攀登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我逐步认识到了我的潜力和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我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不用人工氧气，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能安全地爬上那艰难的最后300米吗？“
要想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就必须在实现一个目标以后，继续给自己设置一个更高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地超越自我，达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英国的诺顿上校在1924年就曾登达珠穆朗玛峰8600米处，但他未能走上那最后300米。另一位痴迷的登山者——英国人马洛里在登顶的最后关头使用了氧气面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成功登顶的机会。尽管马洛里是位反对使用人工氧气的登山家，但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不使用人工氧气而登顶珠穆朗玛峰，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医生和登山家们都认为，从心理上讲，不使用那种被尼泊尔人称为“英国空气”的氧气瓶和面罩，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灌装压缩氧气并可以将之携带到8000米高度的设备已经完善起来。登山家们用氧气面罩吸入氧气，在海拔8800米处使用人工氧气后的吸氧量相当于人在6400米高度的自然吸氧量。但是，对我来讲，登8000米级的山峰就应该是真正的8000米级的山峰，而不是什么人位于8000米的高度吸氧量却在6000米或7000米的高度。我要试试是否可以无氧登珠穆朗玛峰。
我的准备工作在1972年就开始了，我打算同一个奥地利的登山队同行。我曾同这支队伍中的耐兹和奥尔兹医生远征过马纳斯鲁峰。但直到1978年，我们才领到登珠穆很朗玛峰的许可证。
从1972年做准备，到1978年才领到许可证，这漫长的六年，如果对于意志薄弱的人，早已放弃。事情就是这样，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取得行动的机会。
这时我决定邀请彼德·哈比勒加入我的探险行动并负担其所有开销。我与彼德的行动是完全独立的，但我付给这支奥地利登山队足够的资金以便使用他们的大本营并共同开辟和使用登山路线。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要单枪匹马地行动，这不意味着你可以完全脱离与别人的合作，事实恰恰相反，你仍然需要与别人的合作。不过，你可以让这些合作商业化，用以代替一个团人内部之间的相互合作。
我和彼德曾计划从1953年希拉里首登珠穆朗玛峰的东南脊路线和1975年伯宁顿首次开辟的西南脊路线之间的南脊路线上攀。这是一条新路线。然而，当走了一程之后，我们不得不调整计划，回到奥地利队的路线上来。那条新路线太陡，冰壁上的情况也不好，这对我们的无氧攀登来讲难度太大了。
为了挑战自我的极限，我们往往给自己设置一个较高的目标，一个新的行动计划，但这个目标和计划至少应该是可执行的，通过实践，如果发现这个目标和计划太脱离现实，我们应该必须及时予以调整。
除了登山之外，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珠穆朗玛峰地区夏尔巴人的生活状况。夏尔巴人在这个地区生活了300年，然而近年来大规模的登山探险和徒步旅行活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和彼德同其他队员共建营地。大家合作得很好。与此同时，一支英国的电影摄影队与我们同行并拍摄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电影。这部电影版权的资金也是这次攀登经费一部分。尽管在队伍中有职业摄影师，我还是带着我的相机以便拍摄登顶的照片。
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别人。我们可以争取和别人的合作，但我们应该把底线留在自己这里。
出发之前，当我准备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消息传出之后，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权威们在电视上，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虽然可能登顶，但不可能活着回来；即使回来了，也是一个植物人。这些舆论自然对我们有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序上挫伤了我们的热情。但是我还是要试，要顶风逆行。舆论的批评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不仅在登山的问题上是这样，在我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不是要顽固不化地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我只是想很严肃地试试不用人工氧气攀登珠穆朗玛峰。
任何行动，如果你让别人参与评论，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消极负面的评论。因为许多人习惯于消极地从反面看问题。对于这些消极的评论，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能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心和决心。那种一听到风声就应声而倒。我们要有自己的主意和决定。
1978年春季，彼德、我和那支奥地利登山队来到海拔5400米的大本地，那里仍然天寒地冻。一到下午五点，冷气直钻睡袋，把我们从头到脚冻个透，一夜也暖不过来，在这座巨大的山峰脚下，时常能听见冰层断裂的噼叭声，这使得我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能战胜这高寒缺氧的环境。尽管在我的词典中从来就没有“怕”字，但在这两个月漫长征程的开始有些情绪波动也是正常的。
的确，面临长期的困难局面，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可怕的不是我们的负面情绪本身，而是我们及时化解这些负面情绪。
到4月底，我们登达了南坳，彼德的感觉不太好，我决定同两名夏尔巴民工安格和明玛先走一步。正在此时，一场暴风雪使我们困在南坳两天两夜。我体验到了呆在8000米的高度而不使用人工氧气是什么滋味。也正是在这时，我更坚定地相信只要天公作美，不用人工氧气我还可以登得更高。
只有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忍受的极限。同时，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还可以继续提高自己的目标。
5月8日，当耐兹，电影摄影师博格曼和那两名夏尔巴民工登顶后，我和彼德开始了最后的冲剌。我们俩人同加一名电影摄影师琼斯当天到达了南坳。第二天凌晨，又冒着风雪向上攀。
选择南坳作为突击营地是经过考虑的。我们需要尽量减少在8000米以上高度的滞留时间。在8500米处建营过夜而不用人工氧气是不可取的。如果我们像其他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那样将最后的冲剌分为两个阶段——从南坳到8500米，露营一夜后冲顶——那我们将不会成功。在高海拔地带滞留的时间越短，各种危险就越小。
危地不可久留。危险的人物不可长期接触。远离危险的工作地，危险的工作，危险的人物，是智能的象征。
从南坳到顶峰我们用了大约8小时。最后一程我在前面走并拍摄电影。当彼德翻进希拉里台阶一步步走上顶峰时，我拍下了这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现在再看这些资料时，马上就使我回忆起登顶后我们是如何昏昏沉沉地坐在这世界最高峰上的，那时我们几乎动都不想动了。
下山的情节是对剧性的。彼德是坐着滑到南坳的，我在山顶停了一会，拍电影，看风景，并在录音机里留了言。我希望这样能准确地保存我的记忆，仅仅依赖回忆是不可靠的。当我开始下撒时，前面的彼德已成了一个小黑点。到达南坳后，我的眼睛被灼伤了。这一天来我经常摘掉雪镜以便拍电影，到了晚上发展成雪盲，疼痛难忍，眼泪也一个劲地流。
当我们只想到某种使命，可忽视了必须注意的安全问题时，我们往往不得不付出代价。
5月10日，天气仍然很不好，下撤像是在作一场恶梦。彼德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抓着绳子摸索着。他下到三号营地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会合后，休息了一会，他又先走一步。待我自己下到洛子壁脚下时，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像我一样，也受了伤，在滑下南坳时，他扭伤了踝关节而且脚也早已冻得失去了知觉。
任何成功，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代价。你所追求的目标越高，越大，你需要付出的代坐也往往越大。
我们到达二号营地时简直就是一对伤兵。但我们却深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我们成功地登顶了珠穆朗玛峰而没有使用人工氧气，尽管很多人，其甚至是专家，都预言这是不可能的。
以往的不可能的认识总是不断地被事实打破，前提是你必须有勇气这挑战这种大多数人树立的偏见。
无论我们摆出什么样的证据，仍然有人怀疑我们的成功。直到又有人重复了我们的成功之后，那些鼓噪不休的饶舌才算罢休。
在成名之后，质疑和流言蜚语往往会接踵而至。
2.创造神话——单人无氧登珠穆朗玛峰
在梅斯纳尔采取无人工氧气登顶珠穆朗玛峰两年以后的1980年，他决定再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不过，这一次他并非要重复上一次的行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动机和计划：“这次行动不是要加倍证明我的第一次登顶，也不是要显示没有彼德我也能单干。而是要尝试在不同的季节攀登8000米级的山峰。这是个新节目。我多次去过喜玛拉雅山脉，但都是在春季或秋季。这次我要在印度洋季风肆虐的季节里去一回。另外，我要从北坡登珠穆朗玛峰，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西藏。”
创新没有止境，只要不停息追求，你会发现总是存在更新、更高的目标。
当中国开放了西藏的一些山峰之后，梅斯纳尔就马上开始申请许可证。他说：“西藏对我的吸引力同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一样巨大。另外，北坡也是有历史意义和有趣的地方。这次攀登对我来讲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当我抵达北京时，我幸运地拿到了许可证。”
1980年7月，梅斯纳尔和他的女朋友赫尔尤茵进入了珠穆朗玛峰北侧的绒布冰川。1920年到1930年间，英国人从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攀登探险。
梅斯纳尔带着女朋友赫尔尤茵来到了大本营，他面临的不但是登山本身的困难，还有巨额的登山费用。“按中国方面的要求，必须有一名联络官和一名翻译陪同我们到达大本营。尽管这是一次极小规模的行动，但花销却是最大的一次。靠我讲课、写书、与工商界签广告合同等是挣不回这么多钱的，但是我还是下决心要干。因为去西藏和单独攀登珠穆朗玛峰对我来讲太重要了。金钱相对这两件事是第二位的。”
在成本、费用和价值取向之间，我们必须明白哪个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勇敢地做出取舍。
一开始，梅斯纳尔就遇到了困难：“我立刻就感觉到只有当印度洋季风间歇的那几天才能攀登。但季风过后深深的积雪使我行动缓慢。费了很大的力气我才上到北坳。在这种松软的新雪上攀登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我回到大本营，离开了珠穆朗玛峰，去西藏西部游历了一圈。”
并非一切危险都可以迎头而上。暂时避开危险并非是怯懦，而是明智。能够在危机面前激流勇退，这本身其实也需要勇气。
8月中旬有好几天天气不错，但梅斯纳尔没有立即行动，原因是他没有把握这是否意味着季风季节已经结束。结果他犹豫了几天，耽误了一些时间。
8月17日，梅斯纳尔开始行动，第一步，他需要从大本营往6500米处的前进营地运送物品，不过，这一段可以使用牦牛运送。到了前进营地以后，梅斯纳尔又往下一个营地运了一些物品，然后返回前进营地。8月18日，梅斯纳尔就登到了北坳7800米的高度。
梅斯纳尔觉得自己必须快速行动，他说：“我单人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经验告诉我，单人登山必须行动迅速。由于我要带全所有的物品，所以我必须计较一两一钱的重量。”
虽然梅斯纳尔在第二天从6500米上到了7800米，进展神速，但是8月19日他发现不可能再登1000多米直冲顶峰了。
他发现沿计划路线上行是不可能了。在东北脊下边的一个山谷里积满了雪。于是他向右横切，沿着他在大本营观察过的另一条路线上行，这里是珠穆朗玛峰的北侧，攀登的路线是互相关联的，“最后一步走哪里取决于第一步往哪儿迈；第一步往哪里迈取决于最后一步要到哪儿。”他用了一天时间横切珠穆朗玛峰北坡。
8月20日，梅斯纳尔到了大诺顿谷，这条谷虽不是特别陡，却很危险，上了谷地以后地势开始变得平缓，这时，离顶峰已经不远了。
但通向顶峰的路爬得非常痛苦：“通向顶峰的最后一段山脊似乎是无尽头的，我的步子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慢，最后不得不靠手和膝盖爬到顶峰。这是痛苦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从未那样疲劳过。
我坐在峰顶，长时间地坐着，其他什么也不想做了。我不是不想下去，实在是没劲了。最后，我强迫自己向下走，这时我已到了体力崩溃的边缘。“
在最后时刻，我们能够使用的资源和能量已经消耗得剩下不多了，行动自然就会变得要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