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期和20世纪最初的20年期间，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不断更迭的方式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很多，不限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它们了。与本文有关系的问题是这些情绪真实地存在，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不仅因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们中更为突出，还因为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有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境遇使他们在思想上对议会民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情感，他们忘记了这些条件，因而不知道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任何理论来解释它。1914年到1922年所发生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条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所发表的精辟的分析，虽然在意大利以外没有引起共鸣和其他反响，却是他的成就中最耀眼的部分。但最主要的是他目击了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意大利社会的解体，这只有当一个人亲眼看到才会去相信。
把这些年里的一切困难都归咎于颓废的资产阶级疲软无力的政治制度，这位罗马史学者可能想到在罗马共和国中元老院所使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们任命一位实际上具有无限权力——虽然是临时权力——的官员，即独裁者。执政官应该注意使国家的利益避免受到损害。但是在意大利的宪法里没有这种规定，同时，即使有这种规定，也不会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独裁者必须自己任命自己。除了这一点及赞誉墨索里尼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1922年至1943年期间任意大利王国首相。——译者注在恢复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外，帕累托从来没有再走一步。墨索里尼对始终宣讲温和主义的人及始终主张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都给以参议员之类的地位，并引以为荣，但一直到晚年，帕累托始终拒绝接受这一主义，就像他拒绝接受任何其他主义一样。根据英美的传统观点来推断帕累托的行动——他的任何行动或感情——是得不到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沉在他的人格深渊之底。
二、理论家
在对帕累托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做出任何评价时，首先必须充分称赞他的领导才能。他从来没有在意大利教过书，洛桑大学的法律系也没有成为智力征服运动的非常好的司令部。他在西里奈的乡村住宅看起来像一个很好的休养所。可是他实现了瓦尔拉没能办到的事情：他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1900年以后不久就出现了由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部圈子，由一些不甚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追随者组成的广泛圈子，此外还有一大批比较固定的外围支持者。他们在积极创作方面彼此合作，并且在私下也保持私人来往。在争论当中他们互相支持。他们衷心服从于一个导师和一个学说。
这一学派是明确地刻有意大利人的鲜明烙印的。前面已经指出，它极少有什么外国的信徒，虽然帕累托学说的部分章节在英国和美国最终也被接受了。帕累托学派从来也没有统治过意大利经济学界，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学派曾经统治过它的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曾经统治英国经济学，而这一现象也只是由于不实事求是的历史编纂工作造成的。许多其他意大利杰出的经济学家，像爱因奥地，完全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另外一些人，像戴尔·韦基奥等，尽管承认帕累托的盛名，采纳他的某些学说，但也思考和写出了许多东西，正如世界上未出现帕累托时他们所做的一样。然而事实是，一个学派确实在这种理论结构基础上出现了，这种理论结构不仅一般读者不容易接近，而且对于一些最有创造性的部分，连经济学研究者也感到分析起来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导师讲课或会见过这位导师的研究者。
但是一旦我们正确地认识到并因此抛开他的领导才能，我们就看到了一位继续着瓦尔拉工作的理论家。当然没有人曾经否认这一点，甚至帕累托的忠实信徒，至少是帕累托本人都未加以否认。在这一点上的意见分歧显然局限于以下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帕累托超过了伟大的先驱者瓦尔拉？两人在智力发展方面谁高谁低？有几种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弟子们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无论是他们与外界还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其中有一个理由我们要立刻提出来。瓦尔拉在政治哲学的外衣下提出了他的不朽理论，其本质是超科学的，因而不会合乎每个人的口味。我恐怕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它是什么哲学，因此倒不如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哲学。瓦尔拉觉得有责任宣讲一种“社会理想”，它来自19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准社会主义作家们（或者我们可以同样公道地说它来自功利主义）。他把土地国有化看成他的学说中的主要内容；他是一位货币改革者，他的学说散发着清晰的、现代的气息。但是这一切正是帕累托所讨厌的东西。这些只是形而上学的空想，而且是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形而上学的空想。他们的共同基础仅仅局限于纯粹理论方面，特别是瓦尔拉的均衡公式。但在其他任何方面，他们的不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即使他们曾经共同为了树立经济学的发展而精诚合作并缔结了一定的情谊，而且帕累托对于瓦尔拉向自己推荐洛桑大学的教授席位也心怀感激，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互相厌恶，这种厌恶的情绪还不时在他们与其他人的谈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虽然他们的纯粹理论的出处都来自于同一个模型，但是他们各自的整体思想体系，各自对于社会过程的看法却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所有无意忽视一个人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长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只是因为这一理由，就会认为帕累托的结构和瓦尔拉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们暂时忽略一下社会学——仅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成就，就已经在这门学科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其中也有例外的情况。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一例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及1896年的一篇单独的论文里，帕累托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发表了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著作，这首先确立了他的国际声誉；并且在“帕累托法则”的名称下，他创造了可以称为对它所精密讨论的问题有贡献的一整套文献。如果以N代表收入比x高的所得者的人数，以A和m为两个常数，则可以把帕累托的“法则”陈述为
log N=log A+m log x
《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7章有帕累托对这一概括的最成熟的解释。我们必须把自己限定在注意他所提出的两类问题的范围内。首先，是适当性的问题。人们曾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一些著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或是完全驳倒了这一“法则”，或是提出了另外一些较好的方法来描述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读者会观察到，关键的问题在于m值的近似不变。然而总的来说，帕累托定律经得起批评，因为直到现在，有时还有称职的统计学家应用它，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还有如何解释的问题。假定直到最近的某个时期，按照等级的收入分配情况已经十分稳定，我们能从这一点推导出什么呢？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讨论的参加者，其中包括庇古，都只局限于批评帕氏本人的解释——这一解释，至少可以说，最初确实容易遭到反对。并且像我们的许多争论一样，这一争论也以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结论而告终。似乎很少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这类公式具有在将来的经济学中仍然能保留下来的可能性特别是，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寻求和解释这一类型的公式可能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原注。从这一观点来看，帕累托的“法则”确实是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使最终它也没有留下任何特殊形式。
我利用这一机会来讨论另一件事。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有关人口的一章中讨论了收入分配定律。就这一标题下通常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章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这一章里包括了许多其他东西，它们像这个“法则”一样，通常是不会包括在人口理论这部分的。而正是这些内容使这一章变得生动活泼，赋予它新颖性和创造性。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就是一个例子（参考后面的“三、社会学家”部分）。其中大部分内容本质上是社会学的，而不是经济学的，而且有一些部分尖锐地、诚然几乎是天真地显示出了一些偏见，这些偏见不适当地压在这位分析人类偏见的伟大分析家身上例如，不管我们对于他对女权主义现象的解释有何想法，当我们读到以下句子时，就会感到忍俊不禁：“女权主义是一种弊端……”这种说法不能表示什么客观性或不能表明其不偏不倚。关于帕累托的严格意义的人口理论和那些社会学方面的补充，请读者参阅J·J·斯彭格勒教授的《帕累托论人口》一文，载于《经济学季刊》（1944年8月号和11月号）。——原注。
在真正被称为纯粹理论的领域里，帕累托的思想发展缓慢，而且实际上保留着某些帕累托以前的特点。除了费拉拉的、英国与法国的“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的早期影响以外，他以瓦尔拉的静态均衡方程式作为起点——这是在他认识到这些方程式事实上是通向其他一切事物的钥匙之后的事，虽然在开始时他对这些公式是有着相当的抵触情绪的。他又从1885—1896年这10年间所有有才能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接受的一切建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诚然，对其中若干的建议，帕累托的反应很明显，即使不是敌对的，也是否定的。他从来没有充分重视马歇尔，其主要原因是他在原则上反对局部分析，而且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看到奥地利人原始技术后面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不仅重视埃奇沃思，也重视威克斯蒂德，而且对那些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毫不理会。比我们通常知道的更多的是，他重视欧文·费雪。他不仅重视费雪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之数学的研究》，也重视《收入的本质》和《利息率》。在我听到他高度评价《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感到颇为意外。——原注。最后，他深刻地理解到他的那些前任们的技术缺陷及其他局限性。这样他自己的理论工作最适合由他自己来做——诚然，其中大多数由瓦尔拉本人做了瓦尔拉完全了解，他不得不走捷径，以便完成他自己所认识到的暂定的结构。他从来不相信那些假设，如生产的恒定系数、生产的不定期性、间接费用的不存在，以及同等规模的企业能够或应该永远存在等。我们无法确定，帕累托在这一方面对他是公正的。瓦尔拉的成就不仅是先驱者的成就，而且也指出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原注。但是他的早期作品，如他的《关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超济学家杂志》，1882—1883年），从来没有超越瓦尔拉学说的“边界”。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也显然是如此的。一些敬重帕累托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帕累托追随者的经济学家对他说了一些含糊的恭维话，称赞《政治经济学讲义》为他的杰作。诚然，《政治经济学讲义》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使一些老生常谈的段落也显得十分生动。但是帕累托拒绝重印或再版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就纯粹理论来说，《政治经济学讲义》里没有什么特别属于帕累托的东西。直到1897年之后，他的水平才达到一定的高度。证明他获得进展的首批主要的出版物是《纯粹经济学新论的若干章节概要》。其后，《政治经济学教程》（意文版），或者因为附录的关系，我们应当说它的法译本（1909年）标志着他所达到的顶点。
他在这一位置上所建立的塔形结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于一部全面的论著及其基本的许多东西，他极少给予关注。我不只是说，就在任何一本普通教科书里能找到的东西而言，帕累托的作品不能和马歇尔的作品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理论原则的许多重要部分没有进行周密的部署。例如，帕累托的货币理论总的来说略逊于瓦尔拉的货币理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吸取了瓦尔拉理论中的全部优点。关于利息，他似乎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各种有形资本及它们的服务都不是免税品。他的垄断理论，我相信就是最宽容的解释都不能挽救它脱离窘境。虽然有这一切缺点，有些批评家所提出的非难仍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非难不仅忽视了他的许多独特的、强有力的论点，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他的理论成就的精粹。这些闪光点中最重要的是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讨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界定他的成就本身，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仅仅是其成就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