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方面，即根据私人控制生产方式的制度来给资本主义下定义，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论却来源于他的经济理论。这一经济理论试图说明的是，包含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之间的交换等概念里的社会学数据，是怎样通过经济学上的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得出的，以及它们如何恰好产生出最后使自己走向灭亡的组织结构，同时为另一种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一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将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的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整理一切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会聚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焦点。因此，它不仅是只解释一种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现象的关于一种个别现象的理论，它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综合的功能，与那些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有效措施、方法相比，这种功能对于马克思学说体系来说要重要得多。在我们试图理解像马克思这么精于分析的学者如何能容忍其理论中有缺陷存在时，不应该忽略上述功能。
从古至今，总有一些热心于欣赏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阶级理论的人。与他们的行为相比，他们做出这些行为时的心情更容易理解：他们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强大力量和恢弘气势所折服，以至于几乎不论它的组成部分有多少缺点都能加以宽恕。我们也将试图对它加以评价（见本文第四部分），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析马克思的经济机械论如何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
三、马克思——一个经济学家
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于一位被我称为天才和先知的著者，我认为开篇就应该强调他学识渊博这一特点，这看起来是多余的甚至有些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天才和先知并不总是在专业知识方面出类拔萃，而且如果他们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话，往往恰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出众。但这并不适用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无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锻炼或学识。他是一位求知若渴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极少遗漏重要的文献，他消化了他所阅读的一切，他热情地钻研每一个事实或论证的细节，这在习惯着眼于整个文明和长期发展趋势的人当中是极少见的。不管是批评和拒绝还是同意和接受，他总是把一件事情研究得十分彻底。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不得不说它是其理论作品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他的工作肯定是为证明某种特定的学说，但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和设法精通一切可以精通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放弃了偏见和非科学的目的。对于他的伟大的聪明才智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就问题论问题而不是考虑如何增加自身利益，因为前者是他的兴趣所在。无论他多么醉心于他的最后结论的意义，当他工作时，他首要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把当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磨得更锐利，如何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即使在一些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但在性质和宗旨上却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的性质总是被误解，而且这一误解除来自他的敌人外，还来自他的朋友，不过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朋友看来，他的水平要远高于单纯的专业理论家。如果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著作给予过分赞扬，对他们来说，那将近乎于对他所有成就的亵渎。他的敌人则厌恶他的态度和他的理论背景，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的著作的某些部分里，他的确做出了一些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并能够承载如此高的评价。此外，生硬如冷却过的金属一样的经济学理论，由于浸没在马克思著述的火热的辞海里，所以取得了它本身所没有的热度。凡是对把马克思称为一个合格的、科学的分析家表示出异议的人，一定是只想到了他的语言，那些充满热情的词句，想到他了对于“剥削”和“贫困化”［这可能是对德语vereleadung一词的最好译法。verelea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immiserization（贫困化）这个怪词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字在意大利语中是immiaeri-mento］的强烈控诉，但是却忽视了隐藏在这些语句背后的他的思想。当然，这一切及其他许多方面，如他对于奥克内夫人威廉三世的女友。威廉三世在位时不得人心，但在文中提到的这个时期他却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偶像了。——原注的恶意讽刺和粗俗批评，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它们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他的信徒和怀疑者来说都是如此。它们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某些比他的老师的类似主张有更多内涵的东西，有些理论甚至从根本上与其导师所主张的背道而驰。但它们并不影响他的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有导师呢？有的。真正理解他的经济学要从认识这一点开始，即作为一位理论家，他首先是李嘉图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译者注的学生。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是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而展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了推理的艺术。他总是使用李嘉图的分析工具，而且他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所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难题，都是在他对李嘉图学说的深入钻研后，或者是他在其基础上受到启发而安排今后的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本人也很大方地承认了这一点。诚然，他不会承认他对于李嘉图的态度是典型的普通学生对教授所应有的态度：到教授那里，听教授三番两次地说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再加机器使人口过剩，然后返家努力把功课做出来。围绕马克思主义而争论的双方都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理论不是唯一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影响的理论，在所有对其产生影响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魁奈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重农学派创始人，有时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因为他用抽象的图式提出了他对经济体系的分析，从而说明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商品流通。——译者注的理论，马克思关于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都来自于魁奈。在1800年至1840年之间，一些英国作家企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甚至可能提供了许多建议和细枝末节的东西，但他们的影响在我们提及李嘉图思想的影响时已经涉及并包含进去了。另外还有一些著者（如西斯蒙第、洛贝尔蒙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们也许与马克思的关系比较亲近，但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却更加不留情面，而且他们的工作在很多地方和马克思的相近。对于这些著者，我们在此不予详述，因为并非所有事情都与主要的论证有关，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里的成就显然较差，在这方面他没有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如果要为马克思理论写一个极其简短的提纲，那么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论》的结构受到多方面不公正的指责。可是，这部著作虽然部分地没完成，部分地受到很多极为严苛的非难，但它仍然雄伟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其非凡的轮廓。
（1）马克思和当时及稍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家们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即以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结构的基石。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这样一位杰出的权威是不会同意的，他总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别。当然，他们之间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含义方面有很多差别，但在今天的理论家所唯一关心的纯粹理论方面，却几乎没有差别但是究竟这是不是马克思本人所关心的一切，尚存疑问。他和亚里士多德有同样的误解，即价值虽然是决定相对价格的因素，但仍然不同于相对价格或交换关系，并且是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商品的价值就是它所包含的劳动量这一命题不能做任何其他解释。如若这样，那么差别就存在于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了，因为李嘉图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这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对价值的这一看法，那么原本我们以为站不住脚或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大部分理论，就将不复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我们追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即认为：不管是不是一种明确的“实体”，马克思的劳动量价值不过是用以表明社会总所得划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一种工具（如此，个别相对价格理论就是次要的东西了），那么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正如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这一使命上也失败了（假设我们可以把那一使命和个别价格问题分开的话）。——原注。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说，每件商品的价值都和那件商品里所包括的劳动量成比例（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劳动量是由现行社会的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两位都用劳动时间来测量这一数量，并用相同的方法把不同性质的工作以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两位也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由方法本身所引起的开始研究时遇到的同一个难题（那就是说，马克思在向李嘉图学习时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关于垄断或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完全的竞争，他们都没能提出有价值的理论。他们在回应受到的批评时都使用了相同的论调，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的论证欠文雅些，也稍嫌冗长并且更带有“哲学”韵味（我们所用的是这个词的贬义）。
关于这一价值理论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在对这一理论所进行的大量检验里，正确的因素确实并不总在一方，它的反对者曾经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争论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正“来源”或“原因”。这一问题也许是社会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要从这里推论出在伦理道义上产品应归属何方。马克思本人当然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也并非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对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来说，由于它必须描述或解释实际的过程，所以探究“劳动价值论是如何发挥分析工具作用的”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首先，在完全竞争情形的假定以外它根本不适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无法发挥出所预期的全部作用，除非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并且只表现出单一的形式第二个假定的必要性尤其具有危害性。劳动价值理论或许可以处理由于锻炼（后天所得的熟练程度）不同所产生的劳动质量的差别：对于每小时的熟练工作，必须加算在锻炼过程中所进行的适当数量的工作。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不脱离这一理论的原则，使熟练工人每一小时所做的工作等于一个小时的非熟练工作的一定倍数。但这一方法并不适用于由于天资、意志力、体力或灵敏性的差别而导致的工作质量的“天生”差别，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天资较差的工人和天资较优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价值的差异——劳动量价值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一价值的。李嘉图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他只是说市场机构的作用会把这些不同的质量放到它们的适当关系上，因此人们仍然可以断言工人甲一小时的工作等于工人乙一小时工作的一定倍数。但他完全忽略了他的这种论证方式是求救于另一个估价原理的，实际上是放弃了劳动量原理，于是在其本身范围内劳动量原理一开始就失败了，而且归咎于劳动以外的各种生产要素，它在有机会失败之前就失败了。——原注。如果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不能满足，就必须引用另外一些假定，而这又会大大增加分析工作的难度，问题也会变得很棘手，难以处理。由此可见，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而进行的论证只适用于极特殊的情形，因而没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然而如果从该理论与相对价值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体一致的角度来看，它也不是毫无用处的。边际效用理论现在也许已经过时了，但当其最早以自己特有的形式代替劳动价值理论时，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它比后者的优越性，其中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其普遍性、适用性都更强。一方面，它能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它能适用于有其他生产要素和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劳动同时存在的情况。而且，如果把上述提到过的限制性假定应用于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理论直接得到价值和使用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因此，问题应当是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质疑（正如他们一开始试图做的那样）是荒谬的。另外，这也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理论就可以被看做“错误”的，这么做也是不正确的，毕竟这个理论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
（2）虽然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完全注意到由于采取这一出发点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但他们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能清楚辨别的。特别是他们都尽力解决由于剔除了“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引起的问题，因为自然因素被单纯建筑在劳动量基础上的价值理论剥夺了它们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应有的地位。人们所熟悉的李嘉图地租理论，实质上就是完成这种排除的一个尝试，马克思的理论也同样致力于此。一旦我们拥有一个能像解决工资问题那样自然而然地解决地租问题的分析工具，全部困难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无须再比较马克思的绝对地租学说与级差地租学说孰优孰劣，也无须再追究它与罗贝尔图斯学说之间的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