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高丽僧寿介在呈交给宋朝的贺信中说：“贫僧临行之日，国母曾命我送一座金塔来为大宋皇帝祝寿。”苏东坡看了寿介的信后，密奏皇上说：“高丽国向来吝惜，待人简慢，不讲礼仪，如果我主草率接纳了他的礼品而不加回报，或回赠轻薄，那就会给高丽人以某种口实与我们纠缠；如果我们接纳了他的礼物后并厚礼回报，是以重礼回报了他们的无端馈赠。臣已让接管礼物的相关人员退回了他们的礼品与贺信，并对他们说：‘我大宋皇室清正廉明，宋臣不能私自上奏圣上贵国送来的馈赠。’臣料定那个高丽僧人必定不会就此罢休，定要巧辩说：‘我是本国派来向大宋皇帝敬献寿礼的，如若你们不向贵国皇帝禀告，我等回国后，国母也会以我们办事不利而罪加于我。’臣打算在高丽僧人的信函后面写上这样的批文：‘州中的官员没接到朝廷的旨意，而贵国又未发来正式的官文，所以无法奏明圣上。你拿着这份信函回国去作凭证吧！’如此处理，只是臣的个人决定，而并非皇上拒绝他们的献礼，臣以为这样做要稳妥些。”
范仲淹任延州知府的时候，曾写信给西夏首领元昊，陈述了和大宋朝和睦友邻的利害关系。但元昊回信很不礼貌。范仲淹于是把此事禀告皇帝，把元昊的回信焚毁了，没让皇上知道。吕夷简就此事对宋庠等人说：“做为臣子没有直接和外邦打交道的权力，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猜测吕夷简的意思是要怪罪范仲淹，于是就说范仲淹应该斩首。范仲淹上奏：“我起先听说西夏元昊有悔过的意思，因此写信诱导他重新作人，恰逢任福当时兵败，胡虏声势日渐振奋，所以元昊的回信毫无礼节。臣以为让朝廷看过元昊的来信而又不能对其征讨，则会使朝廷受辱。所以臣当着部下的面把元昊来信焚毁了，假如朝廷没有听闻这件事，那么只不过臣一个人受到耻辱罢了。”杜衍当时任枢密副使，他对范仲淹一事据理力争。于是，皇上就把宋庠贬职到扬州任知府，而对范仲淹不再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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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应变、灵活机智地运用各种外交策略，为本国的国君服务，是大臣们外交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苏东坡、范仲淹把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策略性结合起来，这在外交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吕夷简却以此非难范仲淹，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因此，皇帝并没有追究范仲淹的罪过。
原则性与灵活性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基础，灵活性是原则性的服务和补充。领导者率领部属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随机应变，不能拘泥于陈规陋俗，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客观情况机动灵活地实施领导活动。这体现了领导者在千差万别的事物面前，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巧于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灵活性。作为副职领导，不仅要成为实现主官意图的带头人，而且要成为主官开展工作的“谋士”。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到谋实不谋虚。
张方平调和矛盾
西夏首领元昊归顺宋朝后，却与契丹国有了矛盾，于是元昊就向宋朝请求不要给契丹首领封号。知谏院大臣张方平说：“为了得到一个新归顺的小国，而失去一个很久就友好相处的强国，这不是一个好的计策。最好给元昊一封诏书，劝他认真处理好西夏与契丹国的关系。如果他们的矛盾在早晨就解决了，那么我们马上就可册封契丹。这样西方和北方两个国家都会跟我们和好相处了。”朝廷当时就采纳了张方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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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利弊，是基于人皆有之的趋利弊害之心，对于某种行为结果的利弊进行全面分析对比，使对方作出正确选择，从而决定其行动。所以做事不能光凭个人的主观推断而应从全局出发。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常在做这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不是常因觉得东西便宜，所以就大量采购，以致用不完而浪费掉。我们不也常看到，人们为了争几秒钟时间，而相互超车，因此而下车大吵，花上更长时间来争论，因而终日对簿公堂的有之，而因而刀光血影相向，铸成大错，终身遗憾的也不在少数。我们不也常为了芝麻小事，和多年好友闹翻，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却还洋洋得意的吗？夫妻之间不也常为了小事冷战多日，而失掉家居乐趣还不自知吗？如果把那些为了小利或贪一时这快，而赔上名誉、生命甚至灵魂的人，都一并算上那人数就更多得数不清了。因此，经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只顾及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绝不能因小失大，而应该善于调和矛盾，缓解冲突。
于谦适戎
明永乐年间，归顺的蒙古人都被成祖安置在了河间、东昌一带，他们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但是却骄蛮难以统治。适逢北方瓦剌部落的首领也先侵犯边境，他们便乘机骚动，有几次都要酿成变乱之祸。后来，朝廷将要发兵征讨两湖、贵州和两广的贼寇，于谦上奏成祖，请求派遣蒙古人中有名号的勇士，给他们丰厚的犒赏，让他们随军出征。平息了贼寇之后，于谦又奏请皇上把那些人留在湖广等地居住。于是几十年来的积患，转眼间便消除了。
于谦用的实质上就是郭钦迁戌之策，而又让外人无法意识到，不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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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我所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令他们干劲十足，信心百倍，何乐而不为呢？
企业如何稳定人才？以事业的发展机会吸引和稳定人才，迎合人才自我实现的需求，给下属开拓足够的发展空间，创造足够的发展机会，凝聚一批能人，促进组织的发展。
同时，要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经营即教育，在以人为本的经济时代，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投资与开发已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说明教育与培训的极端重要性。美国管理学家达尔伯格提出：“公司能力的核心是围绕公司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技巧和胆识。……不论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劳动力市场，最理想的雇员是具有能力及勤学好思的人。学习过程正是开始于受雇之日。健康组织的雇员将把日常学习作为个人及公司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相信在人才开发上适宜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是一种立足于未来经营的投资。通过教育和培训方式，企业进而帮助人才及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努力使他们的职业成长与企业的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过程协调一致，溶为一体，人才的流失现象将大大减少。
王晋溪献计擒江彬
明武宗南巡回朝后，就一病不起。就在武宗临终之际，首辅杨石斋已设下计谋擒拿江彬。可江彬所领军队却有好几千人，且都是他的爪牙亲信，个个武艺高强。石斋担心行动过于仓卒会引发兵变，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石斋于是便向王晋溪请求策略。王晋溪说：“应给那些护卫皇帝南巡的士兵论功，并叫他们到通州去听候赏赐。”于是江彬的士兵都到通州领赏去了，江彬遂被杨廷和顺利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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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铁人王进喜的一句名言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果条件非常充分，笔直的坦途，那么，又何须迂哪？问题在于，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轻而易举、条件充分。成功需要我们艰辛的努力和前所没有的创造力的发挥。
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L·Hart）在《间接路线战略》中说：“从战略上说，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往往是达到目的的最短的路线。”
在现代企业竞争中，以“义”取“利”，坚持“天人合一”，“价值平衡”，及伦理经营与道德管理，才能使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刘大夏巧制鲁麟
明朝庄浪部落土司鲁麟，曾被朝廷封为甘肃的副将，可他野心勃勃，向朝廷要求当大将军。朝廷当然没有应允。鲁麟于是就依仗其强大的部落自己回到庄浪，以儿子年幼为借口，请假离开守边岗位。这时朝中有人主张把鲁麟封为大将，给他官印算了；有的主张把他召回京城，给他封地。只有尚书刘大夏说道：“鲁麟为人暴虐，性情孤僻，不善于任用部下管理部落人民，是无能之辈。可他又没触犯法律，今天如果授他官印，是不合乎我朝法规的；召他进京，他又不来，这又有损于我国威。”于是，下了一道疏文，奖励鲁麟先祖的忠勇功勋，对鲁麟却听任其居家赋闲。鲁麟最终怏怏病死在家中。
明黔国公沐朝弼曾触犯法律，依法应予以逮捕。朝中大臣都对此感到棘手，认为沐朝弼拥有强劲兵卒数万人，不易逮捕，如若逮捕恐怕会激发其它边夷之族的不满。张居正就此事提拔了沐朝弼的儿子，而后派一名使者单枪匹马就把沐朝弼抓获了，其手下士卒皆不敢乱动。沐朝弼被押解到京城后，张居正又请求免去沐朝弼的死罪，把他囚禁在南京的大牢中。朝野上下无不感到大快人心。表彰了鲁麟先辈的功绩，让其内心感到惭愧，怨恨的话也叫他说不出口来。提拔了沐朝弼的儿子，则其内心就安定多了，从而使其对自家家园的保护也就思虑加重。所以罢其官职、关进监牢，都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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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武术讲究“以静制动”，强调“四两拨千斤”。这种以静制动的智慧，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和人生哲学之中。它要求人们善于通过“以静制动”的手段来化解矛盾。“静”并不意味着不动，在静的同时，形势也在变化，机会也在转换。这就如同面对行驶车流的静止景物。景物虽然静止，而它所面对的车辆已经不一样了。
在紧急时刻，应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风动旗动心不动，以高度的镇定，冷静地分析形势，那才是明智之举。对这中间的分寸、尺度的适当把握，就是人生处世的最高境界。
张浚杯酒擒逆
宋高宗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长江上游，高宗皇帝召见他，他不肯来；来了之后又不肯解散军队、交出兵权。朝廷内外，对此议论纷纷。
当时，苗、刘之乱刚被平定，各路勤王部队尚未撤离，于是，主管枢密院的张浚和同僚刘子羽密谋除掉范琼。一天，他派勤王部队将领张浚率领一千人渡江，装作剿捕盗贼的样子，趁机召范琼、张浚和勤工部队将领刘光世到都堂商议军情，并设酒宴招待他们。吃完酒饭，大家虽然心生猜疑，互相观望，但是都没有动手。刘子羽坐在堂下，担心被范琼察觉，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急忙拿了一张黄纸，走到范琼面前，举着黄纸对范琼说：“诏书在此，将军可奉命令到大理寺对质。”范琼惊呆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刘子羽向左右侍卫使了个眼色，把范琼推架到车上，用张浚的兵押送至狱中。张浚让刘光世出外招抚范琼的部众，并且说：“所杀的只是范琼一个人，你们本是天子亲自统率的士兵呀！”众兵都收下了刀枪，声声说：“愿从命。”于是，把他们全都改编到别的军队中去了。事情就这样得以解决，范琼被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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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善于评定兵变的人，多像张浚那样，先是隐忍，不打草惊蛇；然后密谋于帐下，多方设计；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严惩恶雄，安抚众人，叛乱者必将土崩瓦解，原形毕露，俯首称臣。而不善平兵变的人，则将左右的叛兵视为元凶，企图一举歼灭，这样，无疑是驱众造反，自讨苦吃，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反而加速了失败的进程。不要轻易亮出底牌。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俗话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往往不能压制自己的性情，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说了本不应该说的话。做局者一定要善于控制自己，明白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不应说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露，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 同样，在谈判的过程中，不要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要使对手对自己的动机、权限以及最后期限知道越少越好，而自己在这方面应对对方的情况知道得越多越好。
才子卖酒
汉朝时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后，就和相如一起回到成都，两人穷得家里连桌椅都没有。卓王孙虽知道文君的窘状，但认为文君败坏门风，所以一文钱也不给。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到临邛，卖了马匹车辆，买下一间酒铺卖酒，文君掌柜，相如穿着围裙兼酒保打杂，并当街洗碗。卓王孙听说这些事，觉得脸上无光，只好派一百个奴仆去侍候文君，并给钱百万，夫妻两人又成为成都的富人。
一开始，卓王孙并不是真的能接纳司马相如，而是看在临邛县令的面子；到头来，也不是心甘情愿肯承认司马相如是女婿，而是不愿有损豪门富家颜面罢了。他有卓文君这个女儿，真可说鸡生凤凰。
王吉在司马相如初为门下客时能礼遇司马相如，日后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奉命派往蜀国时，王吉则充当护卫。但当司马相如当街洗碗时，却不见王吉前来探问，不能像信陵君对待毛公、薛公一般，看来王吉的眼光仍然不如卓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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