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反击。面对恶意的漫骂，不是用污言秽语反击，而是抓住对方言语中的破绽，用戏谑之语巧妙反击，可以跳出困境，制服对方，还能达到妙趣横生的效果。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演讲中，收到一张纸条，林肯打开一看，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傻瓜。”林肯不露声色，镇定地说：“本总统收到许多匿名信，全都是只有正文，不见署名。而今天正好相反，这位先生只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却忘了给我写信。”林肯总统抑制了自己的愤怒，几句戏谑的话，初看好似毫不经意，实际上不仅讽刺了那位漫骂它的人，而且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程颐安抚溃卒
宋神宗时，黄河的水兵，按律法不必服其他劳役。宦官程昉为河防大臣，仗势不把州郡律法放在眼里，想征调黄河水兵整治三股河。程颐以不合律法拒绝，程昉便上奏神宗，朝廷于是下令程颐拨八百水兵给程昉。时正值天寒河水冻结，士兵受不了程昉的暴虐，纷纷逃离。
次晨州官齐集官府议事时，突有吏卒禀报：“水兵集体逃亡，即将入城。”众官怕得罪程昉，想拒开城门，程颐说：“如果不开城门，一定会有乱事发生，程昉果真怪罪，由我程颐一人担当。”说完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并宣布水兵可以休假三天再回去服役。士兵们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城。程颐又将水兵受虐待的情形禀报朝廷，终于免除水兵再服劳役。
事情过后，程昉对程颐便很畏惮。有一次程昉因事路过本州，见到程颐，只敢说些好话奉承程颐。然而，私底下程昉却又不甘心，曾当着多人之前扬言：“黄河水兵的溃逃，是受了程颐的鼓动，我一定要上书奏明皇上！”很多人都替程颐担心，程颐笑着说：“他怕我，不会对我怎样的。”日后程颐果然无事。
这样的事，纵使程颐能安抚溃卒，却必定要与程昉在朝廷对质，如此怎能令程昉心生畏惧而不敢与程颐作对呢？
智囊
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要有一颗公正的心，做到合情合理，有情有义。只要站的正，立得直，做事公允，处事有道，就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就能树立个人的权威，用德行来引导和感化大众，移风易俗，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共用。
王守仁抚降众
王守仁到苍梧做太守时，当时各少数民族听到王守仁先前的声威，都吓得发抖，不敢不听从他的命令，而王守仁只是越发隐匿声迹，不显露自己，在第二年七月他到了南宁，派人约田州的卢苏和王受前来投降。卢苏王受同意了，却用精锐部队两千人来自卫。到了南宁，双方确定了卢苏和王受见王守仁的时间。然而王守仁所喜爱的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因为深知王守仁没有杀害卢苏、王受的意思，就派人向卢苏和王受提出：他们必须交纳一万两银子才能饶命。卢苏和王受十分后悔和生气说：“督府王守仁骗了我们。再说仓促之间从哪里去找一万两银子？只有造反了。”王守仁有个侍女，十四岁了，得知王佐等人的谋划，半夜入帐中报告了王守仁。王守仁大惊，一直到早晨也睡不着。他派人告诉卢苏和王受：“不要相信谗言，我一定不会杀你们。”但两人的怀疑和惊惧没有消除，提出：“来见你时，我们必须布置军队保卫我们。”王守仁答应了这个要求。
他们又提出：“军门左右迎候的衙役，必须全部换上田州人，要是不换，就不来见你。”王守仁不得已，第二个要求也答应了。卢苏和王受进入军门，身边布满了士兵、卫士，苍梧郡的人都十分恐惧。王守仁接见他们后，斥责他们，判他们受杖刑一百下，两个人不脱甲，接受了杖刑。执行杖刑的人也是田州人。因此他们安然地接受了杖刑而去。当地各少数民族都很服气。
智囊
王守仁不仅做事有胆量，而且对待降众真诚、友善。不因对象是降众而耍花招，不讲信用。他越是这样真诚地对待降众，越能让这些降众心悦诚服，俯首称臣。于是，王守仁就在降众面前树立了威信，真正地实现了抚众。
领导树立威信，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以“信”取威。这里说的“信”就是指“言必信、行必果”。在实际工作中，最令罪犯气愤的是领导说话不算数，“欺骗人”、“吹牛”、“捣江湖”。作为领导对自己讲的话一定要承担责任，说了就要算数，信守诺言；对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决不能轻易许诺，千万不能说了不算、定了不办。一旦作出决定，就要一以贯之、狠抓落实，兑现承诺。对罪犯要诚实、坦率，一是一，二是二，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二是以“诚”借威。这里所说的“诚”就是指领导与下属之间要以诚相待，放下架子，在工作中多沟通、多交流、多请教，尽早融入到下属的集体当中，让下属感到你的言行可以代表整个单位，才能在下属心目中树立可敬可畏的形象。
三是以“情”升威。人非草目，孰能无情。下属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生病需要治疗、委屈需要倾诉、困难需要帮助等。领导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有利的时机给予适当的帮助，无异于雪中送炭，达到“真心教育、真诚感化”的效果。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领导树立威信决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提高的同时，个人威信也自然会“水涨船高”。
一字之功
顾玠在担任儋耳太守期间，有一年五月，文昌海面突然刮起了一阵飓风，随后海面上飘来了一条无主的商船。船内装有金丝鹦鹉，一个黑女人和金条等东西。当地地方官员把船上的金条分了，把黑女人埋葬了，只把鹦鹉送到县里，并具文呈报儋耳郡的巡抚衙门。不料，公文被驳回到镇守府，上面还屡次派人来督责追查这件事。
这使得那些原来分金条，埋女人的地方官员非常害怕，便想躲避罪责，一起商量飘海逃跑。主管这件事的人也不能为他们提出什么好主意。顾玠恰巧到达郡里，大家都来向他讨办法。顾玠要求把原来上报的公文拿来，他看过一遍后，把原文中的“飘来船”改为“覆来船”重新呈送。修改了一个字的公文呈上后，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不再追究。
只换了一个字，就省掉了许多麻烦事。因此，有“一字之贫”，有“一字之师”。
智囊
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神奇功效透过此文可见一斑。顾玠和耿定力都是以善心在文字上稍作改动，一是省却许多琐事，二是救活一性命。古代，为吏者为了改变句子要表达的意思重点，也常常会将一句话里的两个词或者片语，一个复句里的两个分句，倒过来说。比如刀笔先生代做状纸或者官吏审案子，在下断语的时候，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是很有讲究的。如某人犯的本是死罪，想让他死是一种说法，不想让他死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如果说：那么，这个人就难免一死，倒过来说，“其罪当诛，其情可悯”，这个人就可能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其情可悯，其罪当诛”，这个复句表达的重点在后一分句上，意思是说，尽管他犯罪的情值得人们同情，情有可原，但是他犯的罪应该杀头，这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而“其罪当诛，其情可悯”，意思是说，他犯的罪固然应该杀头，但是犯罪的情却是值得同情的。到底杀还是不杀呢？还是可以商量的。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得知，我们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为了加强表达效果，就要充分运用汉语中由于顺序不同而形成的表达上的灵活性。除了注意顺序不同造成的语法结构不同以外，特别要注意的是顺序的变化而引起修辞效果的不同和逻辑思维程序的改变。
真假诏书
宋高宗建炎初年，高宗到钱塘，命张浚镇守平江，汤东野为守将。一天，听说皇帝下诏书，汤东野感到奇怪，立即报告张浚。
张浚说：“赶紧派个会办事的官员，得比前去接旨的驿丞早一步取得圣旨回来。”
汤东野检视取回的圣旨，原来是由于杭州发生兵变，逼宋高宗退位，改由太后听政，宋高宗迫于无奈而写下的沼书。汤东野考虑到不能宣读这样的诏书。但是有诏书来这件事已经宣扬出去了，将士们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赐。汤东野担心军队得知杭州发生兵变、高宗退位后，会发生变乱，所以又同张浚商量这件事。
张浚说：“马上打开府库拿出钱来，作出行将对众军行赏的姿态。”
于是他们就把这封被逼而写的假诏书藏起来，私下里把州府中过去收藏的高宗皇帝登基时大赦天下的诏书放在车中。等到迎来诏书后，他们把它张贴在城楼上才离开。那城楼的台阶立即禁止通行。没有人敢上去，因此谁也看不出诏书上的破绽。同时，他们就按照皇帝祭天地时赏赐的惯例，把钱银、布帛赏给将士，于是军心较为平定。随后，张浚就决定对策，兴兵勤王，保卫宋高宗。
智囊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随机应变应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必备的素质能力。面对诸如经营环境的突然恶化、经营环节的突然中断、谈判桌前刁钻问题的提问等突发的危机、意外的事故，必须学会随机应变，在极短的时间内想出应对之策。如若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有可能化险为夷，甚至变坏事为好事，变被动为主动，成为走向成功的契机，达到最佳效果，反之则走向平庸，甚至失败。《三国演义》中表现随机应变的例子很多，这些故事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随机应变中的“机”和“变”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无规律可循。“机”可以是天时、地利、人和……“变”是随“机”而变的，可以是顺水推舟、草船借箭、迎难而上、寻找最佳时机……其“变”运用之妙全在于心。随机应变是才智、胆略的快速反应和临场发挥。举世闻名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20年代曾经经营烟草生意，正当他的事业处于进展之际，1929年的经济危机像无情的风暴，把他和许多人的一切吞噬一空。在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为期不远的大混乱中，奥纳西斯却看到了危机后的复苏。他断定：谁要是趁今天的机会买进便宜货，到明天就可以几倍的高价把它们抛出。但是，他购买的不是其它公司的股票，也不是破产企业的不动产，更不是许多人抢购的黄金，而是被人们看作最不景气的航海业的工具轮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赐给他神奇的机会，他的六艘船只一夜之间变成了“浮动金矿”，载着他驶向成功的彼岸。随机应变是一门艺术，虽然奥妙无穷，但也并不像九霄云烟，令人可望不可即。它来自于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人情世故的练达，超凡脱俗的洞察判断能力是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工作锤炼而成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对身处在金领阶层的企业管理者或商人来说，尤其重要，谁拥有它，就意味着谁就有可能获得重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