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过分安逸使人失去朝气，过分溺爱使孩子娇懒，这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是碰到实际问题就不容易做好。李沆居官谦虚谨慎，深思远虑，为政清明，不以私害公，且时刻为朝廷的未来命运担忧，忠正之心可昭日月。他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时刻不忘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然而终究良言逆耳，年少的真宗安于现状，好大喜功，听不进有关百姓疾苦、社稷安危的进谏。只可惜，良臣未遇明主，李沆的良苦用心终究付诸东流。
刘大夏藏文件
明天顺年间，英宗喜爱宝物。宦官们说：宣德年间曾派太监王三宝出使西洋，得到无数珍奇异宝。皇上于是就下令宦官到兵部，查寻当年王三宝到西洋的航海路程。当时刘大夏在兵部任郎官，兵部尚书项忠下令部吏查找过去的文件。刘大夏先查出，然后将所查到的东西隐藏起来，于是，部吏就没有找到。项忠只得又让部吏重新查找。项忠质问都吏，说：“署中的文件怎能丢失？”刘大夏微笑着说：“以前出行西洋，花费银粮数十万，死在途中的军民也有万人之多，这是当时的弊政，文件即使存在，也应焚毁，以拔除其祸根，难道我们现在还要重演昔日，还要追究它的有无吗？”项忠听了这话以后，很受震动，对刘大夏连连拜谢，并指着尚书的位子说：“刘公通达国体，这个位置不久就该属于你了。”
安南国王黎灏侵占了边境城池后，又向西侵略了当地的土著人，但与老挝作战时却被打败了。宦官汪直想乘机出兵征讨，于是便派人来兵部索取当年英公张辅征服安南的路线图，刘大夏将路线图藏了起来，没有交出来。兵部尚书又亲自派人再三索要。刘大夏密告尚书说：“仗一打起来，西南地区马上就要受到大破坏，陷入瘫痪之中。”尚书这才明白，便再也不寻找了。
这两件事，天下臣民已在暗中受到了刘大夏的恩赐，但却无人知晓。
智囊
刘大夏为民省财，防君贪图享受安逸的良苦用心的却令人钦佩，但是他的举动已经犯下了“欺君之罪”。刘大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深深地懂得，一个人过于追求安逸享乐，就会失去活力，这对于一个国君来说，其危害不仅仅在于他个人，而是整个国家。
这个道理，适合每一个人，特别是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人只有时时充满活力，才会富有朝气。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不断刺激，不断激发活力。综观人的一生，主要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做人，二是处世。所以，人在孩提时代，一定要受教育，学会如何做人，同时学习各种处世本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美好愿望，享受幸福人生。在人际交往中，懂得通情达理是人格高尚的体现。要知道，在人生中，人格的力量是无价之宝，它会给人的一生带来无穷的快乐和幸福。大凡人格高尚的人，想问题，办事情，都懂得通情达理，因此人缘一定错不了。
通情达理的具体表现就是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虽然通情达理不是物质财富，也许在真正的战场上不能抵挡刀剑，但是作为强大的精神财富，用它们作为铠甲和盾牌，的确可以抵御物质和各种欲望的诱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坚守自己心灵的净土。
赵鼎谏阻诛御医
刘豫在山东散步谣传说给皇上掌管御药的冯益派人收买飞鸽，造成了对皇上不好的舆论。泗州刘刚将情况上奏给朝廷。张浚请求高宗处死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的影响。赵鼎接着上奏说：“冯益的事还不大清楚，然而臣怀疑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有关国体，不宜轻易处理。但是朝廷如果忽略此事，外界必定会认为皇上的确曾有那样的事，这样就会玷污皇上的圣德。不如暂时革去冯益的职位，并让他离开京城，以此来消除众人的疑虑。”皇上欣然应许，把冯益贬官到浙东。
张浚对赵鼎的意见不满，非常生气。赵鼎便说：“自古以来要想除去小人，操之过急则会导致其朋党相合，小人结合起来，会造成更大的祸患。如果稍缓一下，倒可能使他们彼此间自相排挤和斗争，从而达到目的。如今冯益的罪虽可杀戮，但这也不足以大快天下。然而，这样一来，那些宦官担心皇上杀人习惯了，肯定以力相争，以减轻其罪行。因此，不如把他们贬到边远之地，既不伤害陛下之意，宦官见处罚轻微也不会花大力气求人来营救。而且，其它宦官必定高兴冯益的位置空下来，好由他们依次接替，他们怎么会愿意让冯益再度回朝呢？如果我们全力现在竭力排挤冯益，这些人就会对我们另眼相看，他们的朋党也就此勾结得更加牢固，到那时就不易攻破他们了。”张浚这才对赵鼎的高见开始叹服。
智囊
处理一件事情，受要经过周密的调查了解，要证据确凿，再行处置，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提高朝廷的威信，进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反之，仅仅是听信了只言片语，就龙须震怒，大张杀戮，也未免太荒唐。右丞相张浚奏请斩冯益就是如此，还堂而皇之地说出“以正视之”。仅仅是怀疑，未经调查、了解的片面“视听”，不攻自破，何需去“正”，堂堂丞相竟然如此无知，令人齿寒。至于赵鼎的一番处置不能太急躁，急躁了容易“狗急跳墙”，乱唱高调，纯属胡言。为非作歹的小人，只要证据确凿，就应该依照法律从速处置，还怕什么“跳墙”？否则，拖延时日，只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损害。上述两种执法偏向，今天的执法者也应该充分给予注意。
王守仁有心不让坐
明朝年间，阳明公王守仁擒拿了逆贼濠寇以后，江彬等人陆续赶到，散布谣言诬告阳明公。可阳明公却一点也不在意，初次见面，江彬等人便把阳明公的位置设在旁席，并请阳明公就座。阳明公装着不知道，竟坐在了上席之位，而将旁席让给了江彬等人坐。江彬等人非常生气，便口出不逊之言。阳明公当作平时交际中正常出现的情况，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又有人在旁为阳明公解围，局面才算平息。
这件事，阳明公并非为争座一席之地，而是害怕一旦受到等闲之辈的节制，将来在处理公务时都要听他们的而不能有所作为了。
智囊
对于那些居心不良、处心积虑想陷害他人的鬼蜮之徒，决不可心存畏惧，而首先要有一身豪气，要有压倒对方的气概；另外，还要讲求一点斗争策略，有上两点，可以力于不败之地。江彬就是这样的鬼域之徒，自以为得计，但是最后却落得个反其受辱、原形毕露的可卑下场。而阳阴公这里所表心出来的则是不可悔的凛然正气和有理有节的“外交才能”。在起巍巍形象面前，奸邪之辈却是如此的猥琐可鄙！
姚崇流泪保全身
姚崇，原名元崇，后来因为要避开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讳，改名为姚崇。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姚崇生于陕州硖石，唐玄宗开元九年在大唐都城长安去世，享年72岁。姚崇一生，尽心国政，三朝为相：一代女皇武则天统治时，姚崇官至凤阁侍郎武周结束，李唐复兴后，姚崇被睿宗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李隆基登位初期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后又加封为梁国公。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事情是这样的，唐中宗时期，皇太后武则天身患重病，宰相张柬之等忍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诛杀武后的宠臣张易之、张宗昌兄弟，并胁迫武后退位，还政于李氏家族。姚崇当时任灵武道大总管，恰恰从驻地返回京城，宰相张柬之等人就和姚崇联络，希望他也加入到此次行动中。姚崇身为太宗时期的老臣，对李氏江山深有感情，毕竟在他看来一个女人管理朝政不是一件吉祥的事情。于是，他就答应了这件事。后来，政变成功，姚崇因此被封为两县侯。武后被迫禅让，被迁往上阳宫软禁了起来，唐中宗却率领朝中文武大臣去给皇太后请安。参加密谋的张柬之等五六个人兴高采烈、穿着华丽的官服，在武则天面前显尽了威风。惟独姚崇躲在一边，悄悄的哭了起来。
张柬之等人感到奇怪，便问他说：“现在逆贼已经被铲除了，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哭什么啊？你是不是怕因此而招惹祸端吧！”姚崇仍旧哭而不答。武则天也在一旁说：“姚大人，别哭了，有什么可哭的呢？”姚崇听武则天问他话，就哭的更伤心了，他哭泣着回答说：“在下碰巧参与了讨伐逆贼的行动，不足以论功图报。只是由于以前侍奉皇太后太久了，而今将要离别旧主，我越想越伤心啊。这也是为臣的尽的最后一次孝心了，您就让我痛痛快快的哭吧。如果我因此而获罪，那么，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啊！”说完，就痛苦起来，哭的武则天也动心了，眼角不禁也流下泪来。
后来，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与韦后勾结起来，张柬之等五人因此被害，唯独姚崇幸运的活了下来。人们这才理解姚崇当年的苦心。
智囊
哭是人表达或宣泄某种情绪的方式，其中有悲也有喜，哭的“功能”十分丰富，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将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点，以至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哭”的典故，比如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刘德愿以哭谋官；三国时期周鲂以哭行诈；唐姚崇以哭避祸。
遇到坎坷、灾难、祸端，往往可以用哭的方式恰到好处地避过。就像故事中的姚崇。姚崇的聪明之处，不仅是用哭避祸，更重要的是他有先见之明，料到将来可能会因为逼迫武后退位而招来麻烦，所以才“哭”给武后看，以此表示自己的心迹。
关键时刻，用哭来打动对方，使对方态度缓和或者改变初衷，也是现代人可以采用的一种智谋。只不过你要恰到好处的使用，切不可处处都用这一招，这样的话，“哭”就不灵验了。
毕仲游分析司马光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着，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后来，王安石被废黜后，司马光继续执政，他反王安石变法之道而行之。当时，毕仲游任河东路行狱提点，写了封信给司马光，信中说：“过去王安石以兴作之论，说动了先帝，但忧虑财力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得到民间钱财的政策，没有不用的。发放青苗贷款，设置‘市易务’、收敛‘助役钱’、变革盐法等等，都是事；而想振兴宋室，忧虑财力不足，才是情。没有能杜绝他兴作之情，只想禁绝他散敛变置之事，这是之所以百说而百不行的原因。现在废除了‘青苗法’，取缔了‘市易务’，免掉了‘助役钱’，废弃了盐法，凡只是为了获利而伤害老百姓的事，都一扫而光，更改了它。那些故去在实行新法时被重用的人，心里必然不高兴，心怀不满的人，必然不但要说‘青苗法’不可废除，‘市易务’不可取缔，‘助役钱’不可免掉，‘盐法’不可废弃。必然要处于不足之情，说不足的事，以感动皇帝。他们的话就是让石头人听了，也会动心的。如果这样，那么被废除的可以再发放，被取缔的可以再设置，被免掉的可以再收敛，被废弃的可以再存在。现在治理国家的办法，应当让天下有识之士献计献策，深入了解收支的数字，将各地所积蓄下来的钱粮，一并收归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支付二十年的所需。几年以后，又将会是今天的十倍，使天子清楚地知道天下在钱财上的剩余。那么‘不足’之论，就不可能陈述在天子面前，然后新法才可以永远被废弃而不再实行。
当初王安石身居高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能够实行，今天你想辽救前日的弊病，但您身边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吏，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门徒。虽然起用了两三个旧臣，用了六七个正人君子，然而，上百人中才占十几个，这种形势哪里能有所作为呢？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务’、‘助役钱’、‘盐法’等也无不如此。用这样的办法去辽救前日的弊病，就好比人旧病稍愈，使他的父亲、儿子、兄弟都面有青色，但不敢贸然祝贺，因为他的病并没有根除。”司马光看了这封信，面色严峻，事情正象毕仲游所忧虑的那样。
智囊
毕仲游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有一句话说的最好，就是“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被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要改革，必先除旧换新，旧的不除，新的又怎么能实行呢？只有将旧的清除干净，才能实行新的。否则新旧在一起，必然会起冲突。
同样，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先考虑做这件事需要什么条件，只有条件具备了，才能顺利进行，否则条件不具备就去做，无论如何你也是完不成的。
赵凤、杨王虑长远
当初，晋阳的看相人周玄豹曾预言后唐明宗将来一定富贵至极。到明宗继位后，就想召他进宫。赵凤说：“玄豹以前说过的预言已经验证，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之中，则一些轻浮狂妄的人必会聚在他的门下。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言乱语使人遭受灭族之祸的举不胜举。”于是明宗便把周玄豹任为光禄卿，一面又命他退休。
北宋时，杨王杨沂中外出游玩，恰遇一测字先生。杨沂中便用自己手中拐仗在地上写了个“一”字。测字先生当即叩拜并说：“先生为何微服到此，应多多保重才对。”杨王很奇怪，追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个测字的便说：“土上面写一画，就成了王字。”杨王会心地笑了，便给他批拨了五百万贯钱，并在批条下写了平常所押之字，命测字先生第二天到府中取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