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一百八，今年好多学校都涨了，对面山上有所学校，都涨到二百七了，我们鞍子寺小学不涨！”
我问：“学校收费，镇上没定个统一标准？”
贺老师说：“没有，这是根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定价，然后上报镇上批准就是了，学生越少收费越高，因为我们的工资不是国家发，是从学生的书学费里面抽成，学生少了，价又收不上来，我们就不如回家种地了。”
“学生少是学龄儿童本来就少，还是失学的太多？”
“当然是失学的多啊，”贺老师看着我说，“穷啊，很多家庭读不起书啊，像大宝哥你们那时候，比现在穷到哪里去了吧，可再穷的人家也能上小学和中学，大宝哥你要是早生几年，说不定就能读上大学了，现在表面上大家都挣了钱，可是送孩子读完小学都困难，也是怪事。”
接着他说：“目前的情况是，越穷的地方收费越高，收费越高就越没人读书，再这么搞几年，很多村小都要办垮。”
我问他：“你舅舅知不知道这些事？”
“知道哇，我给他反映过，还有很多村小教师都给他反映过，我看他也拿不出个主意。”
这其间，金花进里屋把钱拿出来递给贺老师，他收下了，在一张皱皱巴巴的名单上划了个钩，就很认真很严肃地对我说：“大宝哥，银花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你要好好培养她哟。按她的智力，只要顺顺当当的发展下去，将来考个大学肯定没问题，我没多少文化，但为了不误人子弟，也不给我舅舅丢脸，我在努力自学，别的不行，要说看一个人的发展，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大宝哥你是没上过大学的大学生，银花又是你女儿，你比我更清楚她的情况，等她将来考上了大学，你要拿得出钱来，千万不能让她走你的老路哦。这做大人的，辛苦点就辛苦点，有啥办法呢。”
开始听金花说贺老师是凭他舅舅的关系才来学校教书的，我心里还对他有成见，事实证明我错了。听了他的话，我像小学生一样不停地点头，我说：“谢谢你贺老师，你的话我记住了。”
他起身告辞，到别的人家收书学费去了。
金花不声不响的，又拿起扫把扫地。地还没扫完呢。
我在伙房站了片刻，就进了卧室，衣服也不脱，就躺到床上去了。
一群接一群陌生的人从我面前走过，带着腥味的冷风把他们的说话声吹得时浓时淡。在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我想那是谁呢，正准备扬手招呼，那人就不见了。他刚刚消失，我就想起来了，那不是贺兵吗！可是不对呀，贺兵不是已经死掉了吗？难道那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不是他？难道那个来领走一个骨灰盒的老头子，也不是他父亲？正在疑惑，我又发现一个熟悉的人，这是个满脸憔悴的女人，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她是邹明玉，我大声呼喊，先叫邹姐，她不理我，我又叫邹明玉，她还是不理我。很快，她就与贺兵一样，被如潮的人海所吞没。黄昏眨眼间就与大地上的暮色相拥，我想再也不可能遇见熟人了。我感到孤单，提着包裹朝前走去。不知走了多少条大街，走得夜沉了，腿酸了，街上的人影车辆都已稀稀落落的了，我就在一个挡风的角落蹲下来。那里早就蹲着一个人，黑乎乎的，看不见那人的脸，但我听到了啼哭声。是一个孩子的啼哭，吱吱吱的，像老鼠叫。这哭声我是那么熟悉，禁不住朝蹲着的人多望了两眼。天啦，这不是春妹吗？春妹也认出了我，她说：“大宝哥，你也来了？”我说：“是呀，你不是去了福建么，咋在广东看到你？”春妹低声说：“我想见他一面。”我问她：“见到了吗？”春妹说：“见到了，他从公司出来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我急乎乎地问她：“你没去找他？”春妹忧伤地摇着头。我朝她吼起来：“你是傻瓜，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这时候，春妹突然不见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睡觉为啥衣服也不脱？被子也不盖？”金花把我摇醒，心疼地嗔怪我。
我翻身起来，心里涌起大祸临头之前的空虚感。
事实上没什么大事，门外阳光照耀着，屋脊上的亮瓦投下浮动的光影。
只是梦中的清寒和孤单挥之不去。
金花像是忘记了我们吵架的事。我也忘记了。那件事就像梦中的景象一样虚幻。
我说：“银花呢？”
“到东院玩去了，”金花说，“想睡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我说不睡了，大白天的，哪里是睡觉的时候。
“反正田地里又没啥事，柴也是砍好的。”金花说。
正是这“没事”让我感到空虚。没事就意味着挣不到钱。如果喂了牛就好了，农闲时节，恰恰是猪牛让农人闲不下来。农人是不能闲的，一闲就空虚，就为将来担惊受怕。
我说：“手头还剩了多少钱？”
金花不回答我，只是说：“想睡就睡一会儿吧，不管有没有钱用，反正天塌不下来！”
她说得那么坚定，让我多多少少恢复了一些元气。
我试探地说：“要不你也来睡？”
我以为她会反对的。哪怕风湿病犯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在白天上过床。
谁知她不声不响地就脱了外套。
屋外传来小猪的咕隆声，母鸡被公鸡侵犯时不满的抗议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当这些声音过去，就只剩下似有若无的天籁了。我静静地搂着金花，望着头顶上方的亮瓦。
要是生活没有那么紧，要是心里没有那么多负担，这日子该有多好！……
我再一次问金花：“还剩下多少钱？”
她动了动身子，面向我：“六十多块。”
我喃喃自语：“六十多……还不够。要出门，我首先还是选择广东，那边的机会到底多一些，再说，我还梦想以前的那个建筑老板会收留我。我相信只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他会收留我的。当然，被他扣押的那两个月工钱，就不要去想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内心早就在计划再次出门的事了。
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
金花在战栗，我明显感觉到了，她说：“你又要走了？你不是对银花说你不再出门了吗？”
我继续望着亮瓦：“我当然不想出门，可是……不出门怎么过日子呢？”
金花抱住我的脖子，不说一句话。
沉默了许久，我说：“别看那个贺老师年纪轻轻的，他真是教育了我。”
金花往我的怀里拱了一下：“你不生我的气了？”
“我本来就没生你的气，是我首先不对。”
她像少女一样撒着娇说：“本来就是你不对嘛，你为啥说那么绝情的话呢？”
“我是说绝情的话，你是做绝情的事，你不是要找个比我有出息的人吗？”
“那是气话！”她着急地分辩，“你把我说得那么不要脸，把我气糊涂了，其实你知道的，我哪里是那样的人啦，不要说你走五年，就是十五年，我的那碗绿豆也不会丢的！”
我把她抱紧了些，说：“我心里难受。”
她说：“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从你回来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该明白，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比你好过，我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受了五年累，回来后家里还是老样子，看不到一点儿希望，我这心里不难受吗？”
我问她：“你想不想让我再出门？”
她猛地伏到我的身上来，“当然不想，”她急促地说，“这还用问吗，当然不想！”
她流下泪来，双肘支在我的胸膛上，两只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又说：“做女人的，哪个想丈夫三年五载地出远门呢，那都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把她放下来，静静地搂抱着她。
这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谈及我出门的话题，但出门已成定局，这也是我俩心里都清楚的。
过了好一阵，金花说：“今天我们要感谢贺老师，要不是他，我们的架就吵大了。”
“是呀，不过架吵得再大，你也是我老婆，我也是你男人。”
她轻柔地捻着我的耳垂说：“我就喜欢听你这样说话。”接着她嘻嘻笑着说，“要是我当时手里拿着镜子就好了。”
“为啥？”
“你不知道你把铁锅往灶眼上放的时候，那动作多么可笑，不，不是可笑，是可怜，生怕让外人看出我们在吵架，又生怕把铁锅碰坏了，那样子真是可怜，可怜得让我的心都痛了。”
我也笑起来，“你不知道你把脸转向门口给贺老师打招呼的时候，那表情经过了多么复杂的变化，像这样，这样……”
我还没把动作做完，她就一手抱住我的头，一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捶打。
我抓住她的手，认真地说：“金花，相信我，没啥大不了的，什么难处都是可以熬过去的。”
她说：“是，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
我把出门的日子定在正月十二。
不能再晚了，只要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老君山人所说的“大年”，去外面就很难找到事情做。
十一这天下午，金花带着女儿回她娘家去了。我的路费还差几十，她去找她爹妈借。她弟弟寄回的两百块钱，据说还剩了一点。
母女俩刚出门，我就去了松林弯。我想去看看那些用雪做出的“爸爸妈妈”。
那些“爸爸妈妈”早就化掉了，地上是化雪时留下的黯淡印迹，曾经覆盖他们头顶的茅草，被雪浸泡，再被太阳晒干，就像人走向衰老，失去水分，显得特别的没有生机。
我发现，就在前一两天，肯定有人到这里来过，而且站了很长时间。我想可能是耗子吧，因为他那个被太阳晒掉的爸爸，水印两侧放着两根木棒，就像两只手臂，而且左边的要比右边的粗壮。
明年的这时节，我的女儿银花，也会跟她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做她的爸爸了。因为我绝不可能出门一年就回来的，这面山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每年都回来过春节。火车票那么贵，春节期间还要涨价，谁也舍不得把血汗钱往铁轨上扔。
问题是，银花还不知道她爸爸明天就走。我和金花都说了，先不告诉她，明天让她跟她母亲一起把我送到石盆上就是了。
金花母女天黑尽才回来，那时候我已把行囊准备好了。吃罢晚饭，我就把女儿抱在怀里。那时候，我最害怕的是别人来串门，或者银花的小朋友来把她叫走。外面的月光很明亮，往天，只要有月光，银花的那些小朋友都在晚饭后把她叫到院坝里，玩得筋疲力尽才回屋睡觉。
好像全村人都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妻别女似的，既没有大人来串门，也没有小孩来喊银花。这样，我就有机会一直抱着女儿，直到她在我怀里香香甜甜地睡去。
我和金花都没睡觉，我们躺在床上，做了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把女儿抱过来放在中间，两人说了一整夜的话。
那一时刻终于来了，我把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提出来，带着夸张的兴奋对女儿说：“银花，你跟妈妈去为爸爸送行吧。”
女儿识别不出帆布包的意义，她不知道这东西是农民工离乡背井的特殊标记，也不知道“送行”是什么意思，只是听说爸爸妈妈要带她一块儿出门，就高兴起来。
走到西院外的那棵黄桷树下时，春妹家那条卧在虚楼上的狗发现了我，汪汪汪叫了声。它不是威胁我，更不是想咬我，而是以它的语言向我打招呼。
可这一下就坏事了。听到狗叫，老奎叔和苟大娘站到虚楼上来了，他们说：“大宝又要出门啦？”
我紧张地看着女儿。她跟她母亲走在前面，正叽叽喳喳地说话，并没听清他们的问话。
金花也转过头看我，我给她递眼色，让她牵着女儿快走。她们加快了脚步。几米之外，就是一堵春妹家作堡坎用的石墙，只要被石墙挡住，她们就不大能听清上面传来的说话声了。
我站下来，等母女走远了一些，才压抑着声音说：“是呀，留在家里咋办呢，老奎叔你们吃饭没有？”
“还没有呢，”老奎叔说，“你这次是到哪里呀？”
我怕勾起他们的伤心事，没说去广东，而是说：“我还没想清楚呢，到了火车站再说吧。”
苟大娘说：“大宝，你就去福建嘛，听说那边也好找事，春妹说她要去上班的那个厂叫红光制衣厂，你去帮我看看嘛。”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问春妹有没有消息。
“才去那么几天，有啥消息呢。”苟大娘忧戚地说。
这时候，老奎叔在抹泪水，我看得明明白白！他的泪水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春妹是不是真的去了福建？她会不会真的去广东看那个人？她回了一趟老家，再次背井离乡之后，她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情看待外面的世界？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院坝边又出现了一个人。是文香。她依然斜着腰身，依然慵困多情，但她眼里却有着别样的期待。我知道她是想问我去不去浙江。但她并没问出声，只是低下头，小声而伤感地说：“今年只回来一个春妹，一个大宝，结果不到十天，春妹走了，大宝也走了……”
我不想再多说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决心在流失。
于是我随便挥了挥手，快步追妻子和女儿去了。
到了石盆，我放下肩上的包裹，先拥抱了一下妻子，再把女儿抱了起来。
把女儿抱上身，我才发现妻子泪流满面。
女儿看见妈妈哭，格外诧异，她说：“妈妈……”
我摸着女儿的小脸，我说：“银花，爸爸又要出门打工了。”
我无法描述女儿听到这句话时的表情。她眼睛里的光芒直往后退，呈现出极度的惊恐。但她没哭，她只是颤抖着说：“你骗我。”
“爸爸没骗你。”
“你告诉过我，你不再出门了，我们还拉了钩的。”
我说：“是，但是爸爸没办法。”
“不……”她说。她好像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声音里带着哭腔，两只小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
金花来抱她，金花说：“宝贝，让爸爸走，爸爸再耽搁，就赶不上车了。”
女儿往我怀里一纵，把我箍得更死，箍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要爸爸，”她大叫着说，“我不要爸爸走，我不要爸爸走……”
此前，我对自己说过，千万不能流泪，然而，眼泪却不由我控制，哗哗地往下淌。
金花来掰女儿的手，女儿哭叫着，哭得那么绝望！而且她的劲那么大，刚掰开她的一根小拇指，那根拇指又像钢钳一样合上了。
这样的场面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这对她太残忍，太不公平。我把女儿的身子送到金花怀里，再抓住她的两只手，使劲一扯就扯开了。
女儿的两只手臂翅膀一样张开，嘴大张着，却没有声音。冷风呜呜呜响，灌进她的嘴里。
我就看着女儿的这个姿态，提着包裹，钻进了青冈林。
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才听到了女儿的哭声。
哭吧孩子。哭是你的权利。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理解，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我，你母亲，还有你，包括像你春妹小姑这样的所有乡里人，都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
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
必须承受。
⊙文学短评
这篇小说写得很朴实，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技法，也不求构思的巧妙或结构的精致，但却能给人深深的感动和长久的回味，这就要归功于作者写实的手法和对生活的体会了。对于现实主义小说而言，没有比质地的坚实更为有力的了。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其不求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无意去赚取读者的眼泪，只是一路写来，不着痕迹而能写尽生活的艰辛，实为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