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想了想，说：“嗯，不错。但snow在中文里是‘雪’的意思，我听说‘雪’一般都是妓女用的名字。”
“是吗？可是雪也象征着纯洁呀！这不也挺好的吗？”
“那倒也是，就是它吧。”海伦说。
“亲爱的，你看！”海伦话音未落，斯诺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镂有袒胸露乳的弥勒佛雕像的铜质方形印章，摆在手上。
“亲爱的，这是什么？”海伦很好奇。
“不知道了吧？这个东西叫做‘私章’。”
“私章？干什么用的？”
斯诺用力在白纸上盖了一下，红色的“施乐”二字立即印在白纸上，鲜艳夺目。“你看，盖上它，就等于我斯诺签字了。”
“噢！”海伦惊叹了一声，“中国人真是有意思。来，埃德，让我也盖一个。”说完，海伦拿起私章在白纸上盖了起来，盖了一个又一个，盖成了一朵美丽的花。
从1933年到1935年，斯诺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客座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而海伦也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哲学。
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时任校长是后来成为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大使的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地处北平西北角（即今天北京大学所在地），从这里可以远眺逶迤的西山，移步换景，颐和园、玉泉山、八大处等风光尽收眼底。恬淡秀丽、安适僻静的校园里更是风景旖旎，宛若一幅山水画。斯诺和海伦一有空就骑着马或自行车到郊外游玩，把欢歌笑语洒在山水田园之间。
从1933年秋天开始，斯诺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讲课。燕大学生会的主席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黄敬等学生都坐在台下，认真地听课。这是斯诺第一次登上讲台，显然他还有些不自在，但却一脸真诚。
“同学们好！我叫施乐，是来自美国的一名记者。和你们在一起，我真高兴，我不是来教书的，而是来学习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我正在努力地学习中文，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斯诺的开场白赢得了一片掌声。
“施乐先生，你现在能认识多少汉字啦？”一个学生在下面叫了起来。
“有一千五百多个啦！因为我要混饭填饱肚子，所以没有集中时间学中文，因此学得很不系统连贯，但我还是被精细巧妙的中文迷住了。”斯诺笑着说。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
“那你的报刊特写和长篇通讯写得那么好有什么技巧吗？”一个学生问道。
“技巧？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报刊特写，成败的关键不在于修辞或用语精练与否，而在于写作的态度。就是说，作为记者，报道新闻时是否立足于求真，不受偏见或成见的干扰。因此，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而要先寻找事实。具备了足够的事实就水到渠成，有可能说明问题的真相。”斯诺说。
“那怎样寻找事实呢？”
斯诺没想到中国学生们的问题还真不少。他认真地回答着：“第一，脑子里要有解答的问题，带着问题寻找事实，求答案；第二，尽一切可能找第一手材料，到现场采访，访问当事人或知情人，不可道听途说……”
“你的意思是说，调查事实是关键了？”一个学生插话问道。
“是的，调查事实是写报告文学和报刊特写的基本功，但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只罗列现象，成不了一篇好文章。作者要整理调查得来的事实，进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完成写作任务。而且写作时一定要简练，单刀直入，切忌原原本本啰嗦个没完。”斯诺说。
第一堂新闻教学课就这样在你问我答中结束了。但斯诺平易近人的和蔼形象和独特的观点，却让他与燕京的青年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有空，斯诺就和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黄敬等十几个进步青年学生坐在燕大未名湖畔的草地上聊天。
有一次，学校委托斯诺把新闻系的学生组织起来，就“法西斯的实质”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斯诺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学们，学校要我负责把大家组织起来，讨论一下法西斯的实质，我对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两个人是反对的。下面请同学们说吧。”
斯诺正直的品格一下子赢得了学生们的心。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非常热烈。
学生会主席张兆麟首先发言，他说：“法西斯是强盗。是世界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也是法西斯行为！”
王汝梅大胆地说：“依我看，我们中国的蒋介石也是法西斯，你看，他请德国军官培训他的陆军，请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还按照德国‘盖世太保’的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
黄敬说：“对！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是一党专制，任何反对党都是非法的，没有民权法案，成千上万的人被他们莫须有地投入监狱，被杀死。”
王汝梅接着说：“是的，你看‘白色恐怖’的范围越来越大，迫害的对象从共产党人扩大到了国民党的左派，又扩大到了所有批评国民党的人，包括作家、教师、记者，这是可怕的！”
斯诺看到同学们发言积极，而且对当前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很不满，作为老师他可不能对当局政府“胡说八道”，他要引导学生，正确看社会。斯诺说“但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和欧洲大不相同。中国不可能产生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么进行深刻的改革，要么就灭亡，重要的是政府要当机立断。中国为了求生存，需要有一个革命的政权，也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领导。然而，不论蒋介石在其他方面怎么样，我觉得他反正不是革命者。”
张兆麟说：“是的，斯诺先生，你说得好。中国需要革命，需要像俄国一样的革命。”
黄敬说：“可是你看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国破山河在’，日本人正对我们华北虎视眈眈，可蒋介石竟然与他们结成联盟。”
斯诺说：“同学们，你们想一想，日本人和蒋介石签订条约，结成反苏联盟，以巩固远东和平，却使日本在中国得到合法地位。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只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抗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日本人帮忙，共产党很快就会被击溃，可是八年了，共产党依然存在，尽管他们被赶到了中国的西北角。但蒋介石与日本人结盟却在政治上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赢得了人民。同时，你们也要看到，要不是贪婪的日本迫不及待地要掠夺中国的领土，国民党和日本是不会找到共同点的。”
王汝梅说：“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可他们却被封锁在西北。”
“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不是俄国，而正是希特勒的疯狂血腥野蛮行径，让我反对法西斯。我认为，现今的历史乃是人类在通往世界大同的道路上的最后的疯狂的即兴作品，只有世界大同，文明方能开始。”斯诺如是说。
大家看着斯诺，默默地想着，思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为了教学方便，1934年初春，斯诺和海伦从煤渣胡同二十一号搬到了海淀军机处八号。这个住处坐落在燕京大学校园南边。房主庄占美是燕京大学出身的基督教徒、金城银行的行长。
1935年秋天，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同时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参加学校组织的新闻学会的活动。为了方便，斯诺和海伦又把家搬到了北平市内盔甲厂十三号。因为这里曾是埋藏1900年被义和团打死的外国人的万国公墓，传说经常闹鬼，房子自然没什么人敢住，租金也就便宜，每月才十美元。这座仿英国吉普林式的房子，占地六亩，院内有马厩、网球场和一座周围镶有玻璃的亭子。院内的花园里还有海伦最喜欢的栀子花。
因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的军警特务是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的。所以，这个如今在北京已经找不到的胡同，这个已经被北京火车站的铁轨覆盖的胡同，当年正是斯诺与他的中国青年学生们集会讨论的好地方。作为享有特权的外国记者，斯诺自然见多识广，接触的中外高层人物也多，消息也灵通，青年学生们就可以通过斯诺了解到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内部消息。斯诺的家成了当时北平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经常聚会讨论的安全之所。这些青年学生有：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姚克广（姚依林），北平学运领导人之一、燕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俞启威（黄敬），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新闻系学生张兆麟，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经济系学生王汝梅（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龚普生、执行委员陈翰伯、龚澎等。
在斯诺的家中，收藏有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的革命进步书籍，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这都是在外面看不到的。
金秋十月是北平最好的季节，云淡天高，日丽风和，令人神清气爽。然而1935年北平的秋天却是另一番景象，沉闷压抑的空气令人窒息。这天，斯诺正坐在家里的打字机前写作。海伦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心情烦躁不安。她在壁炉前走来走去，突然说道：“埃德，我想我应该抽点烟，喝点酒才行。”
斯诺很惊诧，一脸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你要知道我的骆驼牌香烟的开销几乎和房租一样多了。”
“我觉得北平的空气太压抑了，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发出的沼气味。”
斯诺没有说什么，笑着默默地给海伦递上一支烟，轻轻地给她点着。海伦深深地吸了一口，马上被呛得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时姚克广、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黄敬等学生来了。他们就热情地互相打着招呼。海伦忘了一时的不快，高兴地给学生们倒水，削水果。
“Youkds（孩子们），来，来，吃。”海伦总喜欢以长者的语气亲昵地和学生们说话。大家高兴地接过海伦递过来的茶水和瓜果，说着感谢的话。
这时海伦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高举着给大家看，大声地说：“孩子们，为我祝贺吧！你们看，我的诗歌已经被美国新诗年选选中了！”
说着，海伦高声地朗读起她这首后来又在1939年12月的《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古老的北平》——令人震惊的沉默……/心灰意冷，四肢冰冰……/就算没有高墙、铁门、箭楼、城堡……/至少有被忘却的鬼魂在夜风中发出呜咽的悲鸣……
“佩格，别闹了。来，同学们，坐！”沉稳冷静的斯诺打断海伦的朗诵，依然坐在打字机前赶写稿件。
“孩子们，告诉你们，我对中国是失望了，看不到它的前途。”大家都用疑惑和期待的眼光看着海伦，海伦接着说道：“真的，我只是感觉到国民党政府可能无法找到统一中国的办法了。”
张兆麟问道：“那谁能统一中国呢？”
“我现在正力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中找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海伦说。
“为什么？”姚克广问道。
“我也不知道，只是从蒋介石残酷镇压日益蔓延的反抗中，我感觉到的。”海伦说，“哦，孩子们，朱德、毛泽东是什么意思？”
陈翰伯说：“这只是共产党两个领导人的名字，没什么意思。”
“不！中国的每一个方块字都是有意义的。”海伦咬文嚼字地说，“朱德不是红色的道德吗？毛泽东不就是羽翼泽被东方的意思吗？哦，还有周恩来，就是普遍的恩惠来了。对不对？”
大家都被海伦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解释逗笑了。
“孩子们，别笑。我就是这么想的。”海伦继续解释着，“国民党说共产党是‘赤匪’，不就是红色的土匪吗？红色的土匪，你们中国人喜欢红色，‘赤匪’的名字也很好听嘛。我看，共产党不应该自称唯物主义者，他们才是有高尚理想的唯心主义者。”
大家又乐了。
13
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斯诺不再是一个“中立者”。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东北之后，又把河北北部（热河）和东北部（冀东二十二个县）的大片国土攫取而去，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从山海关、唐山、天津直到北平丰台已经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眼看着虎视眈眈的侵略者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蹂躏中国人民，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在这年的6月下了一道所谓的“邦交敦睦令”，取消了一切抗日团体，禁止一切抗日言论。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更是猖狂迫害进步人士，搜捕爱国学生。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华北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威逼利诱北平当局的宋哲元，利用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和平演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北平危机！华北危机！中国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北平。面对亡国的危险，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们怎能坐以待毙？！又怎能不奋起抗争？！
这天，夜已经很深了。斯诺仍在伏案写作。这时，爱犬“戈壁”突然“汪汪”地大叫起来。斯诺听见有人敲门，看样子又来了客人。打开门一看，来者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将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年轻秘书马汉云。斯诺赶紧迎接他进屋。海伦也起身热情地为他倒茶。
可还没等坐下，马云汉就伤心得直掉泪，他哭着说：“斯诺先生，不好了，老宋他……他……”
斯诺走过来安慰他说：“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
马汉云说：“宋哲元将军，他准备向日本屈服了。”
“怎么会这样？宋将军不是坚持了很长时间了吗？”海伦问道。
马汉云说：“日本的那个土肥原是个阴谋专家。蒋介石和他签订了《何梅协定》，其实就是为了把华北割让出去。当时，土肥原找到宋将军，把一千万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要求宋将军脱离南京政府，老宋都没有答应。可是土肥原前不久又拿出了几份文件，已经证明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原则上同意撤换宋哲元，由一个新的傀儡来领导华北。”
斯诺说：“南京方面知道吗？”
马汉云说：“宋将军曾一再致电南京，提出如果他起来抵抗日本，望给予支持。可是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辞地作了答复。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老宋他一个人难以对付，但他又不愿意让这里的事情由无能的国联出面处理。为防止日军入侵，他就要宣布成立华北独立政府了。”
“真遗憾。”斯诺说，“土肥原只是吓唬人而已。我在满洲和日本呆了两个月刚回来，我相信，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只要一摊牌，土肥原就会缩回去。”
马汉云悲伤地说：“可不是。不过，宋哲元不能独自冒这个险。现在木已成舟，我们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另一个‘满洲国’了，只是缺日本军队而已。唉……”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激起了具有“五四”爱国光荣传统的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潮，学生们悲愤而起。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组织领导爱国学生在北平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中共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精神，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人力车厂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和讨论救国对策，决定以请愿的方式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以宣传教育广大国民群众，向卖国的反动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示威。
作为爱国青年学生的师长和朋友，斯诺和海伦以满腔的热忱同情并支持中国学生们的抗日救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