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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讲给别人听，而且是一个外国人。《毛泽东自传》一书即来源于此。
1936年9月底，斯诺从宁夏南下回到甘肃。傅锦魁仍然陪同斯诺一起回来。两个人骑着马，一路上有说有笑，他俩已经成了好朋友。
斯诺说：“这次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很遗憾。”
傅锦魁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会师的，你不能再等一等？”
“不行，我妻子佩格来信了，说她已经到了西安，正准备到保安来，我得去接她。另外，现在前线有些紧张了，我还有些担心她的安全。”
傅锦魁开玩笑说：“哟，还是老婆重要哟！”
斯诺笑着说：“傅，你要知道，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没见面了。她坚持要来苏区，你知道，现在形势很紧张，一个女人，我的确很担心。”
“我希望我们能在保安见到她。”
原来，1936年8月，斯诺在离开保安去红军西部前线之前，给妻子海伦写了一封长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不久，他又给海伦写了第二封信，他告诉海伦：“几个星期以前，我平安地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工作。生活条件差，食物简单，还有臭虫。我为美国国立博物馆搜集到了跳蚤、蚂蚁、蚊子、虱子和苍蝇等标本……各方面的事情都令人兴奋，但最令人激动的是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看来都异常乐观，情绪振奋。他们为了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进行着艰苦劳动，犹如学童们去参加一场足球赛。我希望你能来此地分享我的快乐……你若来此，能够进行多么热烈的谈话和讨论啊！空气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但也有讨厌的臭虫和不卫生……”
显然，斯诺写的是一封密信。这与他在西京宾馆告诉周经理他和海德姆是“来西北进行科学考察的美国科学家”的口径是一致的。斯诺希望海伦赶快来苏区和他一起采访。这封信通过北平的中共地下交通员交给了海伦。
1936年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在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里，红军干部一个接一个地来看望从前线回来的斯诺。
在中途分道的海德姆也从前线回来了。这天，两人坐在房间里聊了起来。
斯诺说：“乔治，我这次到红军前线，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南京政府所宣传的简直是两个世界。”
“埃德，你说得对，我也有同感。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很差，但他们有惊人的毅力和耐力，他们是在用精神力量作斗争。”海德姆说。
“现在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我可以编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了。”
“埃德，我有一种预感，你的书会震惊整个世界的！”
“是吗？不过，我现在还缺少毛泽东的传记材料，我准备采访完后，就回北平，你呢，乔治？”
“埃德，我和你不一样，你是记者，是来报道中国革命的。而我呢？我是个医生，红军需要我，我想我应该是来参加革命的。我不想回去了，我想为红军服务下去。这次在前线走了一趟，我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我要把它作为我留在苏区的申请书。你说呢？”
“乔治，对你的选择，我很吃惊，希望你慎重考虑。”斯诺睁大眼睛看着海德姆，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但我想，你是对的！因为红军是优秀的军队。红1936年的陕北红区军也的确需要你！”
“谢谢你，埃德。得到你的支持，我很感激。我准备取一个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你看怎么样？”
“马—海—德？”斯诺思考着，“马—海—德……有什么含义吗？”
海德姆说“我的祖籍是黎巴嫩，我的名字海德姆在阿拉伯语中是骏马的意思，现在，我在这里看到许多回族百姓大多数都姓马，为了和他们容易相处，打成一片，我干脆就叫马海德，也算是个中西结合。你说呢？”
“嗯，”斯诺听着海德姆的解释，想了想说，“好！”
就在这时，傅锦魁哼着小调走了进来：“斯诺同志，海德姆同志，毛主席请你们今天晚上过去。”
“真的？”斯诺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不是真的，难道还有假？我们红军没有说假话的。”傅锦魁认真地说。
海德姆问：“几点钟？”
“还是那个点。”
“晚上九点。”斯诺和海德姆异口同声地说，两人相视而笑。
傅锦魁说：“你们不知道吧，主席是个‘夜猫子’，经常‘开夜车’。”
“什么‘夜猫子’？‘开夜车’？”斯诺和海德姆问道。
“就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傅锦魁说。斯诺和海德姆恍然大悟。
晚上，斯诺和海德姆再次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还是坐在那张铺着红毡的小桌子旁。毛泽东仍然坐在那个神龛里，抽着烟。贺子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一支红蜡烛在桌上哔着火花。
毛泽东对斯诺和海德姆的前线之行，首先表示了感谢：“斯诺先生、海德姆博士，我听说你们在红军前线做了不少工作，很辛苦，我们红军感谢你们！苏区的人民也感谢你们！”
“毛主席，按照你的要求，我已经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海德姆说着，起身将报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来翻阅着说：“谢谢喽！谢谢喽！我们的医疗条件实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这时，斯诺打开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张纸，递给毛泽东。这是一大串有关毛泽东“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上面用英文写着：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在哪里读书的？你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你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你结过几次婚？……
斯诺说：“毛主席，这是一组关于您个人历史的问题，希望您能详细告诉我。”
“哈哈，你问我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以告诉你的。”毛泽东看着斯诺提出的这些问题，笑着说，“我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但你提出这么多的问题，要我怎么回答呢？我想我是没有必要给你提供自传的吧？”
斯诺说：“毛主席，你个人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问题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你要知道，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谣言？什么谣言？”毛泽东怀疑地问道。
“是的，是谣言。我想提请你注意的是，外面有许多关于你的死亡的各种传说……”
“哈哈，”毛泽东插话说，“这个我知道，在他们的新闻里我已经不知道死过多少次喽。”
“不！不仅仅是这些。有许多人认为你会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的消息说你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甚至还有人说你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你知道吗？你应该告诉人们真正的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斯诺说。
“是吗？”毛泽东有些感到意外地笑了笑，“想不到有人竟然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对我毛泽东作出这样种种的猜测。好啊，好啊，我毛泽东的影响不小嘛！”
但毛泽东犹豫不决，依然拿不定主意，是否值得为澄清“对他个人的流言蜚语”而浪费时间。这时，斯诺想起毛泽东曾说过他读过华盛顿的传记的事情，就说：“你不是说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莱尔德《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笑着说：“我哪里能跟你们的开国总统相比哟！”说着，不停地抽着烟的毛泽东拿起斯诺递给他的那张采访问题表，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沉思起来。
烟雾袅袅中，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平静地提议说：“斯诺先生，既然这样，我同意你说的，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活着的毛泽东。不过，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不好？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斯诺高兴地叫了起来。
从此以后，接连十几个夜晚，毛泽东用他浓厚柔和的湖南方言开始了他人生的叙说。几乎每个夜晚，都是从九点钟开始，到次日凌晨两点结束。
毛泽东幽默地追忆着自己的这些往事，气氛十分随和。窑洞里的气温高，很热。贺子珍坐在一旁，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认真地当着听众，不时站起来给大家倒水。
斯诺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吴亮平仍坐在斯诺身旁当翻译。海德姆也坐在一旁聆听着，像入了迷一样。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沉浸在回忆之中——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累累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
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论语》和《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里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课”。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自传》一书诞生的源头。尽管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是以独立的一个章节《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讲述毛泽东的“自传”的，但这篇珍贵的文字却是毛泽东生前惟一亲自口述、阅读、修改和认可的传记，是他惟一的真情告白。后来斯诺在其自传式著作《复始之旅》中再次回忆了当年访问毛泽东和写作《毛泽东自传》的情景：“在此后连续几个晚上的会见中，毛带来了他本人写的提纲。他给我的不是需要我花很大工夫去整理和连缀在一起的素材，而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这部传记出版后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它还被翻译介绍到所有殖民地国家。毛对传记的作者的影响被作为我的部分经历写入书中。”
这段文字，再次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由于窑洞里闷热，毛泽东不时站起来说话。但毛泽东的精神一直很好。有时说着说着，斯诺竟然打起了瞌睡。一不小心头发触到了蜡烛，烧焦了。
就这样，一连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将自己的生平故事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告诉了别人，而且是一个外国人。
一天，斯诺和德国人李德、伍修权和独臂将军蔡树藩来到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打网球。
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了一只手臂，但这并不妨碍他打球或打牌。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斯诺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用三国语言参加的球赛。
斯诺高兴地对蔡树藩和伍修权说：“毛主席给我讲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你们听说过吗？”
蔡树藩说：“没有。”
伍修权说：“都讲了些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们？”
斯诺津津有味地说：“毛主席很幽默。他说他小时侯，家里分成两个‘党’。一个党是他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他和他的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却存在着意见分歧。他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毛泽东十三岁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同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时他父亲喜欢责备他不孝和懒惰。毛泽东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父亲。而当父亲骂他懒惰时，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毛泽东还对他父亲说，‘等我到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你勤快得多’。看样子，毛主席小时候，也很调皮哟！”
大家听斯诺这么一说，都来了兴致，都不打网球了，一起听斯诺讲毛泽东的故事。
斯诺绘声绘色地接着说：“有一次，毛泽东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他和父亲不知为什么事情在客人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毛泽东懒而无用。这一下子激怒了毛泽东。他骂了父亲一句，就离开了家。他母亲就出门追上来，竭力劝他回家。父亲也赶来了，还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毛泽东就跑到一个池塘旁边，吓唬他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淹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他父亲坚持要毛泽东磕头认错。毛泽东却对他父亲说，‘如果你答应不打我，我就磕头认错，但我只跪一条腿。’最后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让大家大笑起来，都催着斯诺继续说。这时，斯诺倒卖起了关子：“不说了，打球去！”
蔡树藩请求道：“再说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伍修权也附和着说：“就是嘛，再说一会儿，我们都没听说过呢！”
“你们真的没听说过？”斯诺问道。
伍修权说：“真的没有，不骗你。”
“斯诺先生，你很幸运呀！我估计我们红军干部，包括贺子珍同志也没听说过毛主席的这些故事。他倒先跟你一个美国人说了，真的好让人羡慕哟！”蔡树藩感慨地说。
“是吗？那我是第一个知道毛泽东‘自传’的人啦？”斯诺兴奋地问。
“你看，由此可见，主席是十分相信你这个美国记者的！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做的。”蔡树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