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哲人看世界和宇宙，不重逻辑的推理，而更重想象力的驰骋和整体的把握，这正是一种艺术思维或说是“诗性思维”。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是整个曲子构成的完整的旋律感染着我们，而不是哪一个音符；我们在看一幅油画时，是整个画面构成的美打动着我们，而不是其中哪几种色彩和哪几个色块。中国古代的先哲正是以这种艺术的眼光来把握世界和人生的。
就像我们在一场交响乐中沉浸在波澜起伏的美妙旋律中一样，古代的哲人们发现了宇宙的旋律。
中国的先哲们把天、地、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气。
《易传》所揭示的阴阳五行学说，最能代表先哲们的宇宙观。
汉代的董仲舒对《易传》的阴阳观念有生动的阐述：
“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也，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与水。水之比与气也，若泥之比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
宇宙万物都是元气的产物：
“无极生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则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也。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焉，阴阳一太极焉，太极本无极。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武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我们在这气势磅礴的文字中，仿佛活生生地看到了宇宙亿万年生成进化的全过程。我们似乎听到了宇宙的呼吸，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宇宙的心跳，我们似乎和宇宙融为了一体。
连一向被认为理性的孔孟儒学同样是用这种艺术思维看宇宙的。
看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夫子不言，则小人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孟子说他能“上下与天地同流”。
老子静观着世界的旋律：“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荀子则这样描述天地的节奏：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
为了与宇宙和自然的这种美的旋律相呼应，我们的先哲创造了礼乐。
中国的初民是伴随着音乐生活的，战国时代的史官就记录了“先王之乐”的传说：“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簧……”（见《世说》）而舜则有“弹五弦琴而天下治”的美名。孔子在闻《韶乐》之后，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慨而言之：“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
礼乐的魔力是如此之大，居然能够在没有军队、不用刑法的情况下，达到无为而治。这是至善至美的治国艺术！
孔子把他的社会文化理想归结为9个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王弼对此作了精当的解释：“言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感应而动，则发乎诗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志，以达其礼也。矫俗检行，民心未化，故感以乐声，以和其声焉。”
礼乐是一种创造，但却不是凭空而来，它源于人类生活中喜怒哀乐的自然情感，顺乎生命内在的自然要求和发作，但人非禽兽，不能靠动物式的本能生活，古人之所以创造礼乐，一方面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地抒发他们的自然情感，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是要将这种自然情感升华或者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礼的原则和艺术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和谐，过与不及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对人不利的。
我过去很不理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诗人政治家？一般的帝王为什么都爱舞文弄墨？这在世界历史上看是很特殊的。现在我明白了，这正是中国礼乐传统的影响所致。诗书礼乐在古代中国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重要内容。《礼记》中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深知治国的艺术，他们大多尚文而不尚武，他们的统治更注重文教感化而非武力镇压，他们不重刑罚，而更注重用艺术来潜移默化地培植社会民众的性情与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对礼乐之作用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步调的整齐，意志的集中。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就是一切现象的体和用。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穿到社会实际生活里，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礼和乐因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条理，就好比画上的线文钩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象昭然有序。“乐”滋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和凝聚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和和谐。人类社会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和和谐。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中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和日用品，升华到端庄秀丽的艺术领域。
其实，在我看来，礼乐不仅是一种美化生活的形式，更是一种对待人生的精神境界。《礼记》中就有“无体之理，无声之乐”的说法，对任何事情如果我们从内心深处有一种敬重之情，就不必拘泥于外在的礼节；我们处在与世界和他人的和谐之中，就会感受到宇宙间飘荡着的完美的旋律。我们今天弘扬礼乐文化，弘扬的正是这种艺术的精神，所想达至的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
礼乐所昭示的艺术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古代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和谐精神。他们不像近代西方人一样把自然看作外在的没有生命的可以无穷尽索取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天、地、人是一个整体，有着共同的感应，共同的呼吸，共同的命运。我是一个小宇宙，而宇宙和自然则是一个大我。二者的关系可以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对山水的爱和崇拜，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是一以贯之的。古代中国人之所以不愿向西方人那样孜孜以求地研究自然科学，就是他们从来就缺乏“征服自然”的意识，自然除了是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父天母地”之外，剩下的就只有审美的意义了。从中国人的画与建筑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想与自然和谐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对自然的审美追求是多么执着。中国人的画，常是一片开阔的青山绿水，嵌入一两个小小的逸士飘逸的身影；中国人的建筑，总是飞檐流瓦，竹篱茅舍，轻轻没入苍翠的云影天光里，造成一种人我无间、天人相连的艺术境界。
“父天而母地”，古代中国人把天地自然视为父母，所以天地和万物遂成为祭祀的对象。从周代开始，就有非常隆重的“郊祀”。这种祭天仪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就是最好的见证。日月星辰也各有其归属，日坛、月坛、太岁坛，至今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祭地，则有地坛。而天下名山大川也被抬到神圣的地位。唐代五岳、四海、每年一祭。武则天最有意思，她把她的官本位带到了神界，到处封官许愿。她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改嵩山为神岳。后来五岳被命名为五大天王。泰山以其高峻雄奇而著称，可能古人以为，泰山顶峰离天最近，所以。历代帝王多将泰山的祭天地当作一代盛典，名之曰“封禅”。
由于对自然的这种认识和感情，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欣赏品位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古代文人把自然当作人生必读的另一本大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人的壮游留下了无数美妙动人的山水诗、山水画。
对自然的亲近使他们的欣赏品位达到了神奇的境界。
东晋有位叫顾恺之的画家，从会稽归来，人问山水之美，他作了这样的描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寥寥数语，就将万千山川尽收眼底，使我们身临其境。没有对自然的至情至爱，是无力达到如此纯净的审美境界的。
在最普通、最一般的田园生活中，陶渊明却以艺术家的眼光感受到了充盈着生命和情意的自然、质朴的美：
“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以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