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白翻译法国诗人缪塞作品，总觉不甚合拍，后采用《浣溪纱》词调，始觉大妙。
英国诗人艾克顿到北平，就张师谷翻译哈代作品《还乡》，表示愿意帮助解答疑难。张提出30个难题，艾只能解释其中之二三。后来张在翻译《还乡》时，自己解决了十多个难题。
林汉达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开始用白话文，后为研究语文改革，又以北京的大众口语改了一遍。
苏曼殊译拜伦诗，喜用僻字，其所译诗，大半为章太炎所修改。
苏曼殊译《惨世界》，名为雨果原著，实则改写大半，并以揭露清朝腐朽，鼓吹革命为目的。《惨世界》虽系苏曼殊译，却为陈独秀润色；译作中生僻的字，还是章太炎填上去的。
1932年，贺绿汀翻译英国人普劳特的巨著《和声学理论与实用》，由萧友梅推荐与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事宜。但最初，出版社以该作“内容陈旧”为由拒绝出书。这时贺创作的《牧童短笛》曲荣获首奖，轰动上海报界。商务印书馆立即致信告贺：译作“经过审阅，予以出版”。不久，该书以精装本问世。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因原著中常见白居易诗，又有日本女子读中国《史记》、《汉书》和五经，自感仿佛是在泽中国自己的古书。
冯自由为广智书局翻译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那特硁博士的《政治家》一书，全书40万宇。章太炎为之润饰。
贺麟于哲学译名尤下苦功，力求准确表达原意。如Criticism通常译为“批判”，但批判偏于贬义，原文却有建树的意思；贺则取《庄子·养生主》“批大郤，导大窾”含义，译为“批导”。又如Dialectical Method通常译为“辩证法”；贺则据《韩非子·唯一》“以子之矛取子之盾”，译为“矛盾法”或“矛盾辩证法”。
朱湘翻译从不打草稿。他先把原书熟读，解释通了，然后完成译稿，译稿很少有涂抹处。
张星煨原来在欧洲学化学，后对《马可·波罗游记》译本大有兴趣，即着手从事翻译，从此转向研究史学。
陆丹林介绍王维克自法文转译散文诗《云使》（印度迦梨陀娑著），说情致缠绵，别有风格；而苏曼殊想译也没有译出。
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鲁多夫·洛克尔著的《六人》，其封面上印着“巴金试译”四字。巴金在《后记》中写道：“没有能够传达原文的音乐美”，虽花了3年时间译完了《六人》，却没有“在发印前仔细地校阅我的译文”，于是觉得“对读者，我除了告罪外，别无他话可说”。
巴金在译童话《快乐的王子集》时说，“王尔德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美与人类。”
夏丏尊因翻译《爱的教育》，得了一笔不小的版税。鲁迅戏说他成了“财神老爷”了。
徐仲年仅以一个半月时间，译30余万字的几内亚总统杜尔的《政论集》（法文）；后又以11天时间，译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敦煌曲》一书，并写了一篇《归汉论》，由任中敏作跋，对书中错误详加纠正。
王维克译《沙恭达罗》，先由两种法文译本转译；后为了体现原作风格，向懂得梵文的和尚请教，然后定稿。
陶晶孙以几天时间，翻译日文版的德国雷马克之《西线无战事》；并据剧情谱写了《摇篮曲》，供剧团排演。
谢六逸介绍日本文学的译作有五种，其中叙述日本文学的有四种。这四部书的书名近同，都含“日本文学”四字。其中有两部，北新书局叫《日本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叫《日本之文学》。但两书体例不同，前者按时代编写，后者以文学门类编写。
林语堂第一个把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原原本本介绍给欧美。由他编译的英文版《大智孔子》1938年在美国问世，被列为《世界哲学丛书》之一。后来，这部书又被译回为中文本《孔子的智慧》。
林语堂将《老残游记》译为英文。他说：对这部书“越译越爱，所以虽然寥寥六回，却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最动人处是在第五、第六回”。
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即山西人，开票号（古代的银行）的老板。
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50周年。林将一枚铸有“金玉缘”的金质胸针献与她，上面刻有林译的瑞莱诗：“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巡，银丝鬓已稀。幽明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曾认为唯有郁达夫是将这本书译为中文的“最理想的人”。但郁达夫没有翻译，后来是由黄嘉音、黄嘉德合译。
郁达夫因精通德、日、英语，故译文也负有盛名。1940年，林语堂曾约请郁替他翻译其英文本《瞬息京华》（即其所著之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郁盛情难却，可翻译不多时，便告停顿，一直未再译。已译部分仅在1941年的《华侨周报》连载几期。
林语堂对1941年出版的《瞬息京华》郑陀、应元杰译本，很有意见，说译者望文生义，缺乏应有的文字知识。如将“热诚接待”译为“鞠躬尽瘁”，将“混水摸鱼”译为“混水捉鱼”，把蔡元培为人“温和”译为“温柔”，将“讲聪明，狗不如人；讲忠心，人不如狗”，译为“讲智慧，人比狗高；讲忠实，那是狗比人高了”。
梁实秋以中文编写《英国文学史》；还计划以英文编写《中国文学史》。他说：“人生最愉快的事，莫过于读书；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梁实秋和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应胡适聘请合译《莎士比亚全集》。其后多人未有动笔，仅梁实秋自订一翻译计划，每年译2部，果然以35年时间译完全书出版。
梁实秋译罗马皇帝、哲学家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将作者简译为玛克斯，被人检举，说他在台湾宣传马克思主义。
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当练习生时，开始试着翻译一些小文章。被采用的第一篇译文是关于英法开凿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报道；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利息表》。
胡愈之精通印尼语，曾编《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和《口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胡说，在苏门答腊避难时，“我只有找我遇到的印尼人做老师，马来村庄的彭古鲁（村长），溪边冲凉的马来娃娃，砍伐森林的苦力工、船夫、车夫、路旁的小贩、洗衣服的马来婆子，都是我学印尼语的义务老师。”
193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的故事》，是1936年4月间胡愈之在经法国坐船回香港途中，由苏联伊林所著的少年读物《书的故事》法文版译出。
斯诺的《西行漫记》全书12章30万字，胡愈之只花了20多天就翻译、出版了此书。为减少被国民党查禁的危险，胡愈之又将此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
1937年，“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在苏州狱中，用8个月时间译完了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1940年，老舍的《小坡的生日》被译成日文。译者波多野真矢在前言中评价：“我们看到作者把小孩儿的世界掌握得准确，刻画得巧妙，覆盖全篇的施放着香气的幻想的气氛，使人想到我国的坪田让次和红莲尚，也就为意外地发现邻邦中国有这么特殊的作家而感到吃惊。”
瞿秋白译《国际歌》，当翻译到“国际”一词时，总自感不满，因为这个词的外文是长长的一串音节，用意译怎么也配不上原谱。最后，他考虑到这个词在西欧各国语言都是同音，便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译为“英特耐雄纳尔”。
冯雪峰推崇瞿秋白译的《茨冈》（普希金诗），说这篇译文的好处一是平易，二是精炼；但平易决非平淡，精炼不等于典雅。
朱生豪在抗战时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仅用两部字典《牛津辞典》和《英汉四用辞典》。因为缺乏稿纸，书局嘱他，500字方格纸在反面写，可写上750字，白色薄纸每页可写1000字。
戈宝权译俄文，原著提到赫尔岑是那许多“出去很早”的人中的一个，出典何在当时无法解答，问了很多苏联朋友也无人能讲。后来他译《普希金全集》时，才知道出自普的诗句：“我是荒原中的一个自由的指针者，我出去得很早，在黎明的晨星之前。”
曹靖华在重庆翻译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时，为了要给书中写到的操纵左右方向的圆盘找一个适宜的译名，从观音岩一直跑到两路口，询问了沿途所有的汽车修理厂，最后才确定那个圆盘叫作方向盘或方向轮。
吕碧城用英文翻译佛经。他1943年在香港病死前，强打精神，写有绝笔七绝：“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迹忍生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40年代焦菊隐在重庆失业。这时他每天清晨带着纸笔去茶馆，晚上关门才离开，饿了买担担面和烧讲充饥，就这样译出了《契河夫戏剧集》、左拉的小说《娜拉》，并创作了小说《重庆小夜曲》。
耿式之最初将契珂夫名著《万尼亚舅舅》译为《文尼亚叔父》，因“舅舅”与“叔父”在俄文中是同义词。
陈伯吹曾译童话《百万只猫》。他说：“100万只猫，其实还是一只猫；因为一个人只需要一只猫。”
一次，邹韬奋将编译完成的《职业智能测验法》送黄炎培审阅。黄炎培看后给予严厉批评，告诫他：“译书时不能忘了我们的对象是中国读者，要处处照顾他们的理解力、心理和需要。”
张东荪以治哲学著名。1946年他曾撰文说，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个介绍到中国来的，有些姓名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依行了，像罗曼·罗兰、罗丹、罗纳、巴比塞、伊本纳兹和罗素。他说：“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
植物学家秦仁昌75岁时，仅用半年多时间，翻译了80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一书。
吕叔湘的译稿《文明与野蛮》（路威著），在几家出版社“旅行”一年，又回到自己处，后才由一家背时的书店准备付印。年后写信去问，说是排好，两个月可以出版；再去问，说市面不景气，暂缓付印；再过两个月去问，连回信也没有了。托人面商，说可以退稿，但要译者付排版费250元后来还是请律师打了官司，花了钱才把它要回的。到这部名著在生活书店出版，已经是3年以后的事了。
程小青12岁读中译本《福尔摩斯探案》，浸淫其中，只知内容紧张；22岁复读英文原著，始认为有科学分析，又富推论判断，遂自译多种。
王元化和父亲王维周翻译英国人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原著里中国的典章和人名、地名，尤其是有关太平天国文书、典章特定的文体和避讳等回译尤难。他们虽无太平天国档案文书可参考，但仅用一年时间，便翻译并出版了这部50万字的著作。
1948年查良铮（穆旦）在美国专攻英美文学。但他为译普希金诗，除去白天听课、傍晚卖报，夜里还要自学俄语，后终于译了普希金所有的诗。
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了洪业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书。作者在书中英译杜甫诗达374首，超过所有的杜诗英译本。有人认为这部书之所以写得成功，是因为作者在心理上把杜甫当作自己早逝的父亲洪曦。
赵俪生1944年翻译完德国作家沃尔夫的剧本《奥京喋血》，直至1960年才在北京出版。
1921年丰子恺初读《源氏物语》，觉得像《红楼梦》，由此学习日本古文，直至1961年才开始翻译。他自称：“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
1963年，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英籍）合作，着手英译《红楼梦》，全书共分3卷，每卷40回，1978年出版了第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