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的经历能够验证他们的分析。那些拉美国家在起飞阶段，即使在竞争性的工业部门，经济精英们也很快就垄断了进口替代补贴的现金流，并且巧妙地与政治精英结盟，借助国家权力获取生产要素和排斥市场竞争，从而构筑了垄断和寡头地位。与东南亚国家一样，资源、银行、电信、电力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陆续被精英们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创新投入的制造业却被逐步放弃，增长陷入疲软，社会分化加剧，这不仅会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停摆，也会刺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大幅度摇摆，民众对立情绪强烈，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平权化改革，改革也容易变得激进和草率，进步主义运动会走向反面，不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这些足以警醒中国。在中国的高速增长缩小前沿距离的时候，副产品毒性的增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起飞，所积累的垄断这个副产品一点也不比其他起飞国家少，这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到。在我看来，中国反垄断的难点不在于垄断行业的改革，而在于如何遏制垄断与权力联姻。诚然，电力、电信、铁路、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着垄断与权力联姻，这种联姻披着高贵而又洁白的婚纱。更加严峻的是，在更多的其他行业，与权力联姻的行政性垄断破坏了本应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通过与权力的联姻而获得市场势力，就会妨碍自由与公平竞争，就会阻碍要素使用和财产保护方面的权利平等。与权力联姻的垄断者和寡头们在貌似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为特权者，所攫取的巨大经济租转化为高额会计利润。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所得到的结论有可能不幸被中国所验证。
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显示，垄断势力最喜欢也最容易盘踞于不可贸易部门。出于对垄断者的痛恨，一些国家选择在这些部门实行国有化。中国的不可贸易部门本来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但中国的情况表明，其他国家的经历也证明，即使对不可贸易部门实行国有制，也并不自然而然地改变垄断格局。要知道，所有制是所有制，市场结构是市场结构，垄断行为是垄断行为，国有制顶多只会改变垄断租金的分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垄断租金本身，更何况国有制还会导致另外的严重问题，如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需要国家巨额补贴。更进一步，国有制更有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更有能力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在中国，不但自然垄断领域都由国有资本控制（这些领域显然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在更多的非自然垄断领域，巨量国有资本也分布于许许多多的行业，行政性垄断也广泛存在。要破除垄断，要清除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对分布广泛的国有经济实施收缩性改革是必需的。
其实，我国借助于国有制和行政权力来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不可贸易部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划定为由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的领域，换言之，非国有资本一般不得进入这些领域，即使有少量进入，也不可以在市场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额；同时，将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划定为国有资本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些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但显然要将非国有资本限制在从属地位。上述十几个行业绝大部分并不是自然垄断领域和不可贸易部门，这些行业如果对非国有资本采取排斥态度，即使能够在国有企业之间构造竞争，也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不能涉及更深的层面，更何况国家作为统一的出资人，可以通过企业合并重组的方式来限制竞争和消除竞争。在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尽管国有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控制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通过分拆等方式构筑更多的竞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在石油石化等资源性行业，如何使资源租更好地显性化并得到合理分配，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而对于与资源开采无关的下游业务，需要去捆绑化并开放竞争。总之，国有制并没有改变垄断，反而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因此我们不但要处理自然垄断，消除行政性垄断，还要改革国有经济。
垄断同盟的强大性
不但普通民众、中小企业能感受到垄断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性，恐怕连垄断者、寡头们自己都知道这一点。在那些长期深受垄断困扰的经济体当中，并不缺乏对垄断的批评之声，但是，垄断者往往会结成同盟，而且这种同盟一旦结成，就会越来越强大，以极力抵制各种破除垄断的力量。
垄断者、寡头们自己会结成内部同盟。在一个权利获得保障的社会里，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结成利益同盟、形成利益集团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令人忧虑的是，垄断利益同盟由于攫取了足够的垄断租金，只要拿出其中一小部分来游说政府、影响社会，就可能改变社会均势，从而使垄断变得长期化、合法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政府推行本土产业扶持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那些获得政府资源注入和资金注入的本土企业，会尽量使政府支持长期化。如果国家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开放程度不够或者开放进度太慢，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能及时提高，这些企业就会逐渐养成吃优惠政策的习性，并使这种优惠垄断化。他们容易结成垄断同盟，形成强大的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政府甚至被绑架。继而垄断同盟会不断向非贸易部门和资源性领域扩张，高度扭曲资源配置和严重窒息经济活力。
国有企业群体更容易形成垄断同盟，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可以优先获得国家分配的资源和资金、排斥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但由于国有企业从国家手里拿走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即使这些资源和资金被低效地使用和无谓地浪费，也是“肉烂在锅里”，所以难以受到追究。同时，国有企业手里有一张绝好的牌，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体，这个群体也可以加入到垄断同盟的行列中去。国有企业职工与国有企业高管有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更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大家分食垄断租金，这就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许多经济体当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都明显好于私人企业，这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国有企业通过强化利益同盟得到的垄断租金更多，普通职工也参与分羹。
不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破除盘踞在英国的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国有企业垄断同盟。那时，国有企业工会具有很大的势力，不断向政府要价以维护和强化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但是，这种垄断同盟严重损害了英国的竞争力，所以铁娘子才忍无可忍，断然改革。数年前，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对日本邮政等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那时，日本邮政的职工和高管结成的利益同盟也非常严重，而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排斥竞争也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所以，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消解垄断同盟、破除垄断结构，都是一项十分棘手但又时常会碰到的任务。
最强大的垄断同盟当然是垄断者、寡头们与政府结成同盟，这就是前面所论述的垄断与权力联姻。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获得税收，垄断者和寡头们可以明目张胆或者瞒天过海地获得垄断租金，如果这两个最重要、最稳定的现金流都流到一个同盟体当中，这个社会一定会非常扭曲、失衡。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恰恰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同盟中的政治权力者和经济垄断者，可以相互反哺，因此非常强大，同时不必通过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升来获利，而是热衷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导致经济资源浪费在无助于生产效率提高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的无谓行为中，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动能会受到压抑，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构成严重伤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垄断同盟能够便利地占据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资源，如政治资源、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资源，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强化赢家更赢、输家更输的马太效应，社会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流动性就会受阻，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也可能出现“政二代”和“垄二代”，“二代化”继而演变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将缺乏前进和进步所必需的活力和希望，会导致社会焦虑、社会挫折和社会对抗不断加剧，最终带来社会动荡并拖累发展进程。
垄断联盟会尽力寻找垄断的粉饰物，使垄断变得貌似正当有理。垄断不可怕，就怕垄断有文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垄断者通常使用的粉饰物就是保护民族产业、保障经济安全、掌握战略资源等。在一个全球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民族主义越来越流行的年代，这种粉饰物非常亮丽。此外，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一种粉饰物，比如国有企业垄断同盟可以用意识形态来化解批评之声。因此，要破除垄断，必须要对维持垄断的理由加以甄别，必须要去掉那些粉饰物，才能使垄断者露出原形，才能使破除垄断的改革得到广泛支持。
在我国，垄断当然存在，虽然垄断同盟似乎并不明显，但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也并非多余。在经济领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企业，如果占据了一定的垄断地位或者获取了一些优惠政策，他们会尽量联合起来排斥竞争，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国有企业，还比较广泛地获得行政性保护，享有行政性垄断，他们会尽量形成合力来游说政府，强化保持和维持垄断。
我国的许多行政性垄断很有隐蔽性，或者拥有一些貌似正当的道理。在一些行业，垄断势力或寡头地位，貌似是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形成的，但深究下去仍然可以发现是借到了行政权力的东风。如汽车工业曾经实行的目录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先入者，主要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来维持和巩固其寡头地位。这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它借助行政权力来排斥潜在进入者的可能竞争。通过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在服务业尤其突出，银行业是一个典型，行政管制设置了严厉的进入壁垒，价格竞争和其他方式的竞争手段也受到管制。无论是曾经的汽车制造业，还是当前的银行业，行政权力限制进入和竞争总能说出振振有词的道理，因为这些行业看起来好像是存在激烈竞争，但其实，这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之多和市场集中度之低并不能反映竞争状况，行政权力在游说下容易夸大竞争，从而以政府产业政策的名义限制进入和竞争。这些都值得高度重视，并在未来加以解决。
不仅国有企业，其他国有单位，如国有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在我国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国有企业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国有事业单位有3000万左右的职工，国家机构有将近1000万的职工。这个大约8000万人的国有单位职工，与私营部门的职工相比，特别是与那些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相比，无疑享受着更加优厚的待遇。这种优厚待遇有一部分是来自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垄断租金，是来自机会垄断、资源垄断、身份垄断等带来的租金，这些垄断导致了机会的不均衡、资源的不开放和身份的不平等，预先排除了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很难说这8000万人会结成垄断同盟，因为他们内部不同板块、不同层级的人物之间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比较共同的诉求，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下一步，如何对这些国有单位推行有力度的改革，是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
中国需要平权运动
如果垄断者和寡头们享有特权并且固定化，而社会上的其他分子失去合法权利和平等待遇，这个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和谐安定的。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整个社会，推行平权化改革。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多人都误认为，美国现在比较自由、比较充分的竞争局面，机会比较均等的社会，是一直就有的，或者是移民登上新大陆就与生俱来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社会，是经过平权化改革才得以确立的。美国在大约100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就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平权运动，开启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从而为美国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扫清了障碍，西奥多·罗斯福也因此被美国人尊为最伟大的四位总统之一，其巨大的头像被镌刻在拉什莫尔山崖上。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些垄断和寡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托拉斯控制了许多重要行业，生产高度集中，市场的平等竞争受到了很大的妨害，强势利益集团成为赢家，而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强与弱的两极分化都非常严重，社会分歧也因此加剧。西奥多·罗斯福就任之后，致力于反托拉斯和推行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确定了航向。其之后的两任总统都致力于反托拉斯、促进竞争和平权，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平权化改革贯穿于几乎每一任总统的任期。平权运动有力地扭转了一度严重困扰美国的垄断横行、竞争受制、自由受压的现象，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不断地注入活力，使美国梦的实现大量体现于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普通中小企业和平民大众的成功之中，全世界许多怀着梦想而一无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来到这片土地，这成为美国确立强大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