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废除劳教本是社会和思想界多年的呼吁，也是人权保障的可喜进展。《决定》提出以社区矫正取代劳教，本来也是取法民主国家以过失者从事社区公益来矫正人格的经验。但是,与他们的公民自治社区传统不同，我们的社区近年来有明显的基层政府化趋势，而我国在改革前又有“五类分子交群众管制”的恶规，“文革”时更发展为“群众专政”，受政治煽动而为所欲为的“群众”施虐比专职警察还肆无忌惮,其对人权的恶性侵犯往往有甚于劳教，以至于当时有“关、管、杀”（关押、管制、处决）之说。改革初期随着“右派”改正和其他“四类分子”脱帽,这种“群众管制”的弊政就革除了。（尽管我国刑罚中仍有管制一说，但作为一种短期约束已与过去的“群众专政”含义不同。）今天如果社区的特点不变，人权保障也没有进一步刚性化，那么废除劳教后会不会让这种已取消30多年的“群众专政”弊政复活呢？把“犯人”从专门的“教养”场所移出，交由“群众专政”，能带来人权的进步吗？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民间过去多年的要求，可是具体怎么搞也还是语焉不详。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需现在“发展”呢？）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而不说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各地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如此等等。显然，对于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形势，我们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60个要改令人鼓舞。不过在我国，否认老百姓的服务问责、让其自生自灭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式的改革历来比较容易，至少比西方政府想推卸福利责任容易得多，而限制政府权力使“市长不找”百姓的麻烦、“市场找”到应有的活跃，这样的改革却比较难，至少比那些民主国家难很多。如今我们让百姓“不找市长”的改革已经30多年了，成就和局限也都很明显了，我们的“市场”自由度仍然不够，但人家那种“社会主义”却已经不能再少（百姓要求更多），那么今后的改革能否向百姓有权“找市长”、市长未经百姓同意则不能“找市场”的方向发展？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迟早会有这样的要求，而我们如果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无法回避这种要求。当然，这样的改革就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了。我们可以仍然渐进，但前提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话说回来，前文提到的“这‘福利’不是那福利，这‘市场’不是那市场”确实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尴尬，别人无论“自由市场”还是“福利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尴尬。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尴尬，但我们不能“直把杭州作汴州”。中国永远会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所谓的“西方”中任何一个国家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色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指的是中国应当勇于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去掉某些“中国特色”。过去的改革是这样，三中全会掀起的这一轮改革也应当如此。
（原载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51期）
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今后还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或者说支撑因素何在？这是近几年来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从今年（201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来看，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讨论。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配套改革措施，保持增长并兼顾公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一位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对动力的定义就不一样。对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未来我们依靠哪些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等，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多数人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我认为这个框架是不对的。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
早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2009年靠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2012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大稿“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
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解决双重体制并存问题
要看清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方向和路径，就需要回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日之由来。
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作“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被叫作“投机倒把”，是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全部国土的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资本大量投入；另一方面，资本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第四，在开放中，我们用一种被动学习的方式，提高了技术水平。
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要素各自的利用效率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大幅提高。换言之，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效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了。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无论怎么说，中国这30年主要依靠的还是投资增长。所以，到了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要越来越少地依靠增加投资，而更多依靠提高效率。
因为“九五”计划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推动改革的情况下实施的，应该说其在效率提高方面是有进步的。“十五”以后，一方面，改革放慢了，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阻力。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另一方面，原来一些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利用的因素逐渐消退了。一是指人口红利消退，一是指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空间变窄了。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早期，中国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接近，这种通过学习而非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变窄了。
到了“十一五”末期，这些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和严重，中国政府便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可是，碰到了体制性障碍，在改革上未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所以，应该说“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完成得不好，“十二五”加快了转变方式的进度，但还是跟原来的预想有很大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两头冒尖”等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式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后一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是经济稳定后就会退出的临时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要使得经济增长模式真正得到改变，即从主要依靠投资变成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规则基础上的竞争性市场体系，或者叫法治基础上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只有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发展才可持续。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到2010年前后，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怎样落实十八大的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的经验来看，推进系统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目标。80年代的时候叫作确定目标模式，现在的说法叫作“顶层设计”。第二，根据改革目标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冲破阻力，克服障碍，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在的任务，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