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另一位扮演大学时代的我的女演员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这位女演员起初闭着眼睛来表演眼睛看不见，可是她稍不注意就会张开眼睛，结果惹得场边上的工作人员哈哈大笑，这时她的表情实在是太滑稽了。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了信。他说：“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当年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个女孩子。只要你乐意，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不过我现在身处异国，一时间还回不了美国。但你可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一个71岁的糟老头子，那时我头上连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之后，我忽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何不安排一个象征性的场景，来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样做效果也许会更好些。例如，可以安排我在两边全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意外地遇见贝尔博士和庄梦德先生，大家一边聊一边散步，欣赏那美丽的湖光山色，这样就显得比较自然。”洋槐树荫对我这个又瞎又聋的人来说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其中还有已经死了20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全都出现在宴会上。当然，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将近20年不曾谋面的约瑟夫先生，和我刚认识他时相比，他甚至更活泼开心。
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合，与这些既熟悉又亲爱的好友欢聚一堂，使我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到了天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觉得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和神态却完全不同于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当他们突然开口对我说话时，我会有一种从梦中被惊醒的愕然。
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就在影片拍了大半之后，大家忽然发现它缺乏高潮，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性。于是就有人说：“海伦一生中没有过浪漫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这一生太平淡了!”还有人提议：”或者干脆替她创造一个恋人，让他们上演一段恋爱戏如何?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是注定不受人欢迎的。”但是导演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些观点，他认为这不过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插演几场带有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立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耶稣出现了，他对莎立文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立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不过，还有不少戏是有些牵强的。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手擎火炬，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比如，四个大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这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不要发动战争。最后他们也觉得这场戏太牵强了，因此最终将它删掉了。
由于这部电影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结果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没有真实感。尤其是结尾那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因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我心惊胆战地骑了一段路之后，胯下的马忽然在没有任何命令、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站立起来，我被吓坏了。幸好旁边一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他一步冲到马跟前拉住了它，我这才没有摔大跟头。
虽然演出的经历很精彩，可是最终电影出来的票房收入却并不怎么样。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
杂耍剧院的生涯
我们的经济一直很紧张，于是我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立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去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进行客串演出，结果这一下就是将近4年，从1920年起直到1924年春才结束。当然，我们在这4年中间并不是持续参加演出。刚开始时，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在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我们开始到美国国内各地表演。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立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在我看来，和写作相比，这一工作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入也相对要高些。这种演出名为巡回，但在一个地方往往要待一个多星期。不像我们过去演讲，有时候一天要接连去好几个地方，因此饱受奔波之劳累。而且演讲的时候，往往每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刻上台，几乎没有时间歇口气。
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20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项工作，使我觉得身心都很愉快。不过，莎立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坦然，从一开始她就感到别扭。这也难怪，因为我们的名字每次都是和那些特技演员、驯兽师、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所以无论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但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没有任何低俗的地方，当然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心里觉得非常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立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最常提的问题有：
“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相信幽灵吗?”
“你在梦里会见到什么?”
“你看不见钟表，是怎样分辨白天和黑夜的?”
“你是否打算结婚呢?”’
诸如此类，问题太多了，而且有些问题还非常滑稽!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说起观众的反应，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极端。那次是在教会演讲。到教堂的听众和杂耍剧院的观众层次当然不尽相同，心态也区别极大，但他们那种极其肃静的态度却使我手足无措。虽然我看不到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台下完全是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很高，因此我竟然错误地幻觉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我到广播电台演讲时，也是一样的情况，四周没有人走动，寂静无声，当然也就没有鼓掌声，空气中也没有我已经习惯的烟味和发胶香味，我仿佛是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因为至少不会感到太寂寞或者太拘束。
我仁慈厚爱的母亲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矶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愫。
对我来说，在莎立文老师来到之前，我对于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你出生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
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咽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
那时，你眼睛比谁都好，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针和、纽扣都可以很快找到，因此简直成了我缝纽扣的小帮手……”
这些事情母亲说了多少遍也不觉得厌烦。她还说，有一次我家里正在编一个三脚竹笼，竹笼四周有许多小洞。正在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经常会爬到母亲膝盖上去，用不甚流利的儿语问：“还要多久能做好?”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了口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染上大病而变得又盲又聋时，母亲还只有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痛苦和黑暗之中。由于天生内向谨慎，母亲很少有朋友。在遭此不幸之后，她的心情当然更惆怅寂寞了。我长大之后，总是尽量学会独立，而不希望让母亲为我担心。每次母亲和我外出旅行，或来连杉陪伴我时，也许会感到欣慰；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她必然会为我这个残疾女儿担心，甚至暗中饮泣!在最后几年，我似乎隐约感觉到母亲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普斯，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承担着抚育弟弟妹妹的重任，生活非常艰苦。妹妹好不容易长大了，和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结婚，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会轮流到妹妹家或者我这里来，看望她的孩子们。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和腌黄瓜是远近闻名的，只要吃过的人都会交口称赞，邻近的人经常会向母亲讨要一些带回家去。当时我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母亲的忙碌和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角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但母亲从不会厌烦，而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立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一个喜欢花儿的优秀园丁，她不但知道如何插苗播种，还知道如何养花种树。虽然浇水除草的活儿很劳累，但她非常乐意去做，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母亲对花草的极端迷恋，当然也说朋了她心思的优雅和细致。记得有一年初春，母亲移植了一棵蔷薇花，但没想到几天后来了寒流，那棵新移植的蔷薇花被霜寒冻死了，母亲在给我的来信中十分悲痛地说：“我就像失去儿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失声痛哭。”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母亲最欣赏的是那些头脑机智敏锐的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夫人就是其中一位，她曾和卡莱尔夫人有过信件往来。在作家当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人，他们的作品母亲会一再阅读，几乎能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