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评价各不相同，他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人们对他或褒或贬。骂声或掌声，索罗斯都欣然接受，此外，他开始将自己的金融思想变成一种系统性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他迫切希望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无论给索罗斯怎样的评价，他在世界上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政府的敌人
1992年索罗斯对英镑发起狙击，又为自己制定了帮助法国政府的策略，在索罗斯的帮助下法国政府抛出法郎的巨大压力得以化解，因此，他和法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友谊。此外，他对德国马克也给予帮助，所以，索罗斯也获得了德国政府和德国金融界的青睐。然而，索罗斯并没有被这种“友谊式”的关系冲昏头脑，他的理智让他相信这种关系不可能天长地久，正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双方的关系也会在有朝一日因为利益而破裂。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只是索罗斯一方，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以及两国的金融界也这样认为，由此可见，在各种关系中的所谓“友谊”都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虚像，双方随时都有可能变身为彼此的敌人。
对索罗斯来说，美国与其他国家别无二致，在它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投资同样需要小心翼翼，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索罗斯的出现对美国市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索罗斯依然对美国十分警惕。他十分清楚自己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保护只能是“暗中”，一旦对其进行直接干预，他的麻烦必将源源不断，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索罗斯也明白无论是他能维持市场升势，还是能加速市场的跌势，都有可能被美国证券委员会或者国会银行委员会视为是对市场的操纵，如此一来，他们对索罗斯进行起诉就有了充足的证据，索罗斯认为自己遭到起诉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即使知道自己与美国证券委员会或者国会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清楚美国市场的瓦解对自己有着很严重的影响，但是，他却依然不将美国证券委员会和国会视为真正的知己良朋。
从表面来看，索罗斯对英镑发起狙击战的对象是英国，实际上他的目标却是整个欧盟国家。索罗斯很清楚欧盟其他成员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在攻击发生时会对英国袖手旁观，没有外援的英国必定会孤立无援，于是索罗斯敢于对英国采取大胆的行动。对英镑的狙击战让欧盟所能形成的强大整体彻底瓦解，欧洲统一汇率体系中的英国和意大利被迫退出，整个欧洲一时间陷入危机，正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欧盟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他们便将对抗美国这样的事情抛诸脑后了，从客观上来所，索罗斯为美国除去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劲敌。
欧盟各国目睹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战后纷纷吓破了胆，迫不得已开始将自己的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也开始着手更多的内部的巩固。美国趁此机会获得了暂时喘息，市场上也一度出现升温趋势。这样的喘息机会让美国避免了像1929年那样的连续几年的大萧条。
然而，美国政府以及国会对索罗斯所做的一切似乎并不领情，它们漠然的态度并没有打击索罗斯的信心，他反而显得更加无怨无悔。实际上，索罗斯同美国政府以及国会之间始终都有着暗战，不过，美国政府及国会一时间难以看清索罗斯的真正目标。
索罗斯在1993年中期，通过对英镑的狙击战而大获利益，这样的结果非常严重地刺激了美国证券委员会以及国会，其实在此之前它们就已经对索罗斯开始了相关调查。国会也有风声传出，据说会通过一项提案来调查索罗斯基金与所有对冲基金的经营合法性，可见，此时的索罗斯已经成为了美国准备对付的目标，他未来的命运也有可能因此而变得微妙莫测。
1993年索罗斯对德国马克进行了一次并不成功的狙击，其狙击的目的有二：其一，为了证实自己对金融市场的预见性以及决策力而企图从中大赚一笔；其二，他想加深与法国政府在1992年英镑危机时建立的所谓的“友谊”。
当时，有人给索罗斯写过一封信，信中明显表示出拉拢他对法国法郎进行阻击之意，索罗斯则有着自己的想法，他不但坚决拒绝，而且为了维护法国法郎目前的地位甚至一再暗示可能贬值的是德国马克，而非法国法郎。当然，实际上是，倘若德国马克当真出现贬值，法国法郎高枕无忧自然得以实现。德国在将高利率政策维持了很长时间之后，对海外资金吸引的已经比较充分，法国资金也在被吸引的行资金行列中，法国货币在德国高利率政策下不得不将自身下降到汇率体系所允许范围内的最低点。纵然如此，法郎仍然处在被投机者拼命抛售的危机中，为了维持汇率体系，法国政府唯有孤军奋战，然而，法郎所承受的压力却日益剧增，这种趋势让法国政府备感担忧，甚至有人断言照此下去九个月后的法国即将上演英镑危机的悲剧。这时候，法国政府想到了索罗斯，这位曾经在英镑危机时期对法国有很大恩惠的人物，于是，法国政府将求助的信号传递给索罗斯，恳求他能够对危难中的法国再次给予帮助。索罗斯面对法国政府的求助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
索罗斯回应了法国政府的求助，此事一度成为各大报刊热议的话题。作为法国很有影响的报纸，《费加罗报》也对索罗斯进行了采访。可以说，《费加罗报》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它的受众不仅仅是法国人士，甚至是整个西欧国家的银行家都习惯于对上面刊登的内容仔细品读。索罗斯对《费加罗报》回应的中心内容有：汇率体系出现的危机是由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而造成，并非是受到索罗斯的攻击而引起，索罗斯本人和他的基金从未实行过对法郎的抽空政策，索罗斯认为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对法郎的抛售压力有很大程度的缓解。此外，他还表示，德国如果能够调整利率，那么在符合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的同时，也能够给整个欧盟带来好处。无论从哪方面看，德国能够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下调利率，使马克贬值。
《费加罗报》上索罗斯的观点一经公布，德国方面立刻针对此作出了反应。中央银行针对下调利率的可行性在例行集会上做了严肃讨论，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这一消息也很快见诸于各大媒体报刊，这样的结论不但给了法郎重要的一击，而且也给了索罗斯一记出乎意料的耳光。德国方面的结论透露出了索罗斯在德国银行中的地位——一个连出谋划策者都算不上而只会按照自己想法上蹿下跳的小丑而已，更不必谈他是否具有对德国经济指手画脚的资格。
很显然，德国方面的回应对索罗斯在金融界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坏，被激怒后的索罗斯立即公开表态，他说道：“德国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费解了，我甚至可以肯定，这是十足的愚蠢之举，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摧毁自己的汇率体系，在给自己的国家制造不可避免的大灾难。”
随后，索罗斯又将一份亲自起草的新闻稿传真给了伦敦的路透社，在该新闻稿件中他明确写道：“在德国中央银行决定不降低利贴现率后，我认为自己不必再受我在《费加罗报》上的声明的约束。”并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决定不受任何束缚地与法郎进行重新的交易。
索罗斯的回应让正在布鲁塞尔磋商的欧盟各国的财政部长大为震惊，众人原本为如何解救欧洲汇率体系而烦恼，现在变成为索罗斯投下的炸弹而恐惧，财政部长们面面相觑，心中充满疑虑：乔治·索罗斯到底想做什么？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家报刊记者都认为索罗斯的行为已经不再像一个单纯的货币交易商，而更加像一个政治家，他似乎用尽全力在证明自己在欧洲的政治中所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将索罗斯的行为评价为：“仿佛为竞选欧盟的财政部长一职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尽管人们心中明白，欧盟中不可能出现专职的财政部长一职，即便真的存在这样的职位也根本不会考虑没有政治经验的索罗斯，但是，在那一段时间中的索罗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极了为了竞选而四处游说的“财政部长候选者”。
索罗斯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倾向在很多地方都有所体现，例如，当巴尔干局势受干涉的时候，索罗斯迫不及待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在英国电视台上，尽管电视台更希望他谈论一些与投资方面相关联的内容，但索罗斯似乎完全遗忘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中的不同地位，他对干涉巴尔干的必要性进行了长篇大论，其间会提及自己的开放社会理论，还有一些其他政治观点，诸如“容忍种族清洗政策的做法标志着文明的终结”等。这些观点让那些对索罗斯不太了解的人在对其身份的确定上产生了疑惑：“他是谁？是不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还是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似乎都不太可能。”
实际上，德国并不敢真正地对索罗斯采取轻视的态度，德国的银行家们也不敢忽视索罗斯的力量，只不过，这些银行家们在对抓住赚钱机会同跟国家合作相衡量后，更加注重后者。
德国政府在索罗斯面前显足了威力，德国马克在短暂的下跌之后马上飙升起来，索罗斯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有着很大的亏损，他自己也感到少有的莫名其妙。德国市场与索罗斯的对峙仿佛是一次郑重的警示：没有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左右，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做到的。而对索罗斯来说，他也更加肯定，没有哪个政府会将他视为真正的朋友，他的身份更容易成为政府针锋相对的敌人。
媒体观念
乔治·索罗斯在从事商业活动早期认为出名非但不是好事，而且还有毁掉他的可能。有道是：“树大招风”，名声越是响亮被人认出的几率就越大，这也意味着自己将会不断接到来自媒体的电话，外界的空间侵占了自己独有的小天地，个人欢乐也将由此而终结。索罗斯觉得响亮的名声会对他今后投资生涯造成阻碍。所以，在华尔街，索罗斯总是想尽办法避免自己抛头露面。
詹姆士·格兰特是纽约《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的主编，他认为索罗斯的行为并不稀奇，也并非代表着他渴望生活在不见天日的阴影中，事实上，在华尔街地区有声望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样的方法，避开现实。有一种观点在华尔街颇为流行：“财产像蘑菇一样只适于生存在黑暗中。”华尔街的名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愿意在《纽约时报》上讲述自己的赚钱历程，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的财富数量变得人尽皆知，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个算盘：有朝一日，经济风向有可能会随着政治风向而发生改变，那时，昔日众人投来的尊敬目光将变成尖锐凌厉的嫉妒，赞美之词也会被反复刻薄的盘问所代替。
在早期，商界名人们想要避开传媒并非难事，那时的新闻记者对于商业活动和商界人物的报道也没有太深厚的兴趣。尽管一些商界人物被称为“华尔街的巨头”，他们在会议室里也是手段高明的事业家，但在媒体面前，这些商界精英往往被认为是“缺乏鲜明个性、缺乏吸引力、缺乏争论性”的元素，对他们的报道很难引起读者的关注，至少媒体认为是这样。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1984年，这一年汽车大亨李·艾柯卡出版了颇具争论性的自传，意外的是，人们对艾克卡的商业生涯很感兴趣，于是商界人物对读者的吸引力有了新的说法，艾柯卡的书出版之后，传媒对商务活动及其领导人开始了全新的关注。
索罗斯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对新闻界的宣传并不感兴趣，而新闻界也一直将它遗忘。很偶然的一次机会，1975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这简短的篇幅被安排在了头版，然而，这个能让他充分自我表现的机会最初还遭到了索罗斯羞涩的拒绝，他甚至希望媒体不要给自己树立公众形象的机会。70年代未80年代初，索罗斯在电视台的邀请之下参加了一些公开讨论会，会议期间需要对股票进行分析，但索罗斯还是格外谨慎，仅仅在几个固定场合中开启唇齿，其他时候他更愿意缄默不语。
索罗斯的友人认为，不仅仅是索罗斯在谈及投资的时候会选择沉默，这种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特有的现象，它来自于整个华尔街。有人觉得，投资集团极少向记者们提及索罗斯，那是因为索罗斯的辉煌成就遭人嫉妒。然而，投资集团和媒体对索罗斯的刻意回避反而使得他们无法了解真正的索罗斯，他本人变得更加像一个谜团，这是媒体的缺陷之一，以至于当媒体开始对索罗斯进行探究并将它的商业生涯公诸于众时，舆论的天平完全倾向了他。
关于对索罗斯的报道以前也曾经出现过，但公众对索罗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关注却是从1981年6月开始的，当时《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选择了索罗斯为刊物的封面人物，一度引起众人的喧哗。
《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不但将索罗斯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证券经营者”，而且在对他进行介绍的内容上也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话语，这些都加深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印象，甚至升腾起一种光环效应，索罗斯这个难解之谜变得更加吸引人。正如杂志所说：“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个人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在华尔街或者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经历。”
索罗斯之所以能够给人一种神秘感，关键在于没有人对他的投资方向或投资活动的持续时间有确切的了解，证券和汇兑委员会从来不会要求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的他去登记注册，于是索罗斯避免了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的接触。而即使那些与他在商业活动中认识的人们也仅仅只是“认识”的层面上，没有人能够与他进行密切的交往，至于声誉，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索罗斯最不在乎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与同行相比，他活得似乎更加快活。
毋庸置疑，《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为了树立索罗斯的正面形象，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心生疑惑，他开始反思自己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不是物有所值，因为，在该报道公布后的连续几个月中，索罗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
索罗斯认为证券市场的逆转就处于新闻界的宣传之后，他的得力助手马龟兹曾对此有过详述：“对于乔治来说，这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索罗斯认为媒体的报道会对自己构成危险，当然这些外在的浮华可以使得他暂时端坐在荣誉上进行观望，但却斩断了继续前进的道路。至于媒体希望他分享的那些经验和技巧，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出了足够的回答，但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会让他失去更多的东西，比如一些长期投资者和朋友，为了避免这些失去，索罗斯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秘密境界。
秘密阶段的具体时间为1983年和1984年，助手马龟兹对这一阶段有着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回忆道：“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工作的那一天。”在那个阶段中，量子基金会接到了很多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其目的是为探究公司的运作情况，并针对某一个华尔街的热点消息问及索罗斯的看法。但是关于媒体采取的一切行动索罗斯都报以回避的态度，此外，他还再三叮嘱助手马龟兹不要和新闻界接触。
马龟兹深知索罗斯让他回避新闻界，但本性友善、热情健谈的他还是非常喜欢跟记者们交谈，对记者们频繁打来的电话也从来不避讳。因为马龟兹看重公众影响力的意义，针对记者们的提问，他答应给予回复，但是要求自己的回复内容只能安排在报刊的隐蔽位置上，“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宿。’”他对自己的行为这样解释道。
实际上，马龟兹与记者们的交流索罗斯早有耳闻，但是他从来不追问。索罗斯的宽容让马龟兹有所领悟，他认为或许自己的行为虽然不是索罗斯所期待的，但是却能够从客观上为索罗斯带来一些其他的信息。
被告知远离新闻界的还有阿兰·拉裴尔，他于1984年进入索罗斯基金会，对于索罗斯的要求，他严格地遵守了下来。拉裴尔认为索罗斯基金会的秘密性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基金会中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恰到好处的，不到最后时限不可以向外界明确透露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做的原因何在？拉裴尔解释道：“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大都是外国人，他们的国籍和姓名都被列为“商业机密”，这些客户也通常不愿意在报刊上发现自己的名字。所以，一般认为索罗斯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新闻政策即为排斥，这种强烈的与世隔绝思想让索罗斯没有代言人，而没有新闻发布会，绝对的安静是他唯一追求的发展氛围。
索罗斯唯一的一次破例是在1987年9月，他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被访给商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索罗斯在采访中作出预言：美国股市与日本市场将不能出现逆转。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拉裴尔说：“我们稍稍开个玩笑：在杂志封面上露露脸，却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著书立说
索罗斯的“秘密阶段”不是绝对的，他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神秘，但他更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为了自己的目标，也为了对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团体进行扶持，索罗斯还是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塑造良好形象的。他相信自己的形象如果能够变得更加完美，一方面愤世嫉俗的人可将他视为严肃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发展他在在东欧所做的慈善事业。
可以说，索罗斯在“隐世”和“现世”之间进行着拔河竞赛，从投资角度看，他越是隐蔽越安全；从发展慈善事业来看，他越是公开越是有助于威信的树立。不得不承认自我暴露对他来说有着破坏性的效果，这一点他虽然懂得，但似乎还没有看透，因为，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世”。索罗斯想要自我暴露丝毫不难，他的反射理论早已在同领域中有着很高的名气，他只要稍加努力便可以跃到投资市场的最上层，他准备让公众在在1987年这个时间段对自己有更充分的了解。他最强有力的资源是他的理论，或者说思想。索罗斯坚信是时候为自己确立在世界思想中的地位了，不管这个地位在从前如何被人否定，但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为这个地位而努力，并自我加冕。
索罗斯在很久以前就有出书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但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尚未得到人们的完全理解，当务之急是让公众认识自己的思想，那些复杂深奥的观念。
索罗斯并不擅长讲述复杂的思想，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让他撰写一本哲学的书籍是一个艰难的梦想，所以他让自己的笔尖转向金融理论，这要比哲学容易一些。但是在将要投入写作的时候，索罗斯犹豫了：自己的金融理论一旦以书籍的形式公开，算不算是自吹自擂？这本书一旦公诸于众，会不会又为他带来可怕的证券市场的逆转？如果金融投资的风险不可预知，那么，慈善事业呢？到时候，公众会站在哪个角度看待自己的金融理论呢？
在忧心忡忡中，他毅然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这本被命名为《点石成金》的书终于在索罗斯的一番努力后完稿，随后他又开始着手该书的出版工作。实际上，索罗斯于1969年就将该书的部分章节展示给同事们，这些片段的公开也获得了一些来自听者的反应。一些人对索罗斯的思想表示认同，并吸取其精华；一些人认为书中内容太过艰深，不易理解。无论听者内心有着怎样的看法，他们很少对该书做具体的评述，因为众人皆知索罗斯喜好赞扬，厌恶批评。
吉米·马龟兹实际上是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尽管当时的书仅是一些不成册的松散手稿，但这些内容已经难住了马龟兹，他很直白地承认索罗斯的文笔深奥难懂，纽约《给予物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詹姆士·格兰特在华尔街地区是很有名气的聪明人士，但他对《点石成金》却给予了极低的评价：“我试图去看（这本书），可是看完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或者说，头脑里一片空白。从中我找不到一个特别清楚的解释。”
阿兰·拉裴尔也曾经拜读过这些原始章节，他认为这本书不像是一般的读物，其读者群应该定位在研究生档次上，即使普通人进行阅读也需要拿出研究生的研究精神，将每一章的每一部分细细品味。他认为该书在阅读起来缺乏刺激性，虽有着“点石成金”之名，但里面却很少提及赚钱技巧。加上索罗斯思维的跳跃性和本性的固执，总有刚愎自用之嫌，不过的确，他决不允许这本书被任何人进行修改，拉裴尔觉得这种写作态度也是一个错误。
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在对该书有所了解后，打算让职业编辑对此进行修改，使之具有通俗易懂的文风，从而进行出版，索罗斯对这样的提议一口回绝。
《点石成金》内容的艰深并不代表它没有经过改稿人之手，它的改稿人名叫柏荣·文，他是摩根·斯坦利地区的美国投资战略家，也是索罗斯的故友。柏荣·文对索罗斯的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润色，所以，当后来人们对该书给予“艰深”二字的评论时，柏荣·文很坦白地说道：“你们应该看看它以前是什么样子。”柏荣·文的修改的确是大篇幅的，甚至将该书的书名都修改了。《点石成金》最初被索罗斯命名为《繁荣与萧条》，这个名字得到了柏荣·文的警告，他告诉索罗斯：如果你想让这本书变成陈词滥调，《繁荣与萧条》这个书名则可以使用。
索罗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教会投资者如何赚取更多的钱财，而是向人们介绍自己的金融理论。他很担心自己的写作目的被人误解，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很必要的，因为太多人将这本书视为投资秘诀，企图利用它捞取金融市场中的更多财富。所以，当索罗斯向众人解释自己的金融理论是世界有机体运作系列中的一部分时，很多人都感到一头雾水。索罗斯不得不强调：他只是希望用自己“在证券市场中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过程，特别是现代历史运动的方法。”
索罗斯觉得获得众人的理解方能够让自己的著作成为大家的关注点，于是，他决定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当然，在阐述的过程中他需要将自己作为一个案例来为投资理论做具体的分析。
如果索罗斯真的能够让这些文字变成通俗易懂的内容，他便获得了一枚打开众人心扉之锁的钥匙，如此一来，他所期待的被人尊敬便能够很快实现。如果索罗斯无法做到这些，继续行走那条艰深莫测的著作之路，最后只能让读者对他的理论望而却步，即使那些对他的著作报以希望的人们也会感到失望之至。评论家们的结论更倾向于后者，他们认为实际上这本书并没有给索罗斯带来多大的荣誉，而书籍本身更是问题重重。
然而，索罗斯却满怀信心，他觉得凭借自己在金融界的过人才干，他一定能够因该书的出版而获得更加稳固的公众地位，他相信《点石成金》的出版，能为他声誉的提高铺好道路，这样的话，他即便不站在新闻界的镁光灯下，也能够获得很多的公信力。不过，事实与想象终究有相悖的地方：《点石成金》于1987年出版，索罗斯做好了被金融界及其外围尊敬的准备，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不但没有感受到被重视，反而有种被抛弃的错觉。而那本著作的命运更是惨淡，它不但没有变身为发光的宝石，反而成了冥顽不化的顽石，书中的观点也丝毫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关注。索罗斯不得不放下自信，俯身寻找自己的失误，这时他才明白，众人所感兴趣的仅仅是那些投资策略而已，至于他精心撰写的理论，人们觉得索然无味。
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针对该书的影响力特意与索罗斯进行交流，索罗斯觉得新闻界应当将重担放在对书中理论的探讨研究上，而不是将那些自己曾在商业生涯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再一次的暴露出来。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审建议索罗斯亲自走出来为该书做宣传，索罗斯勉强地应了下来，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对方给出了让他接受杂志采访的意见，索罗斯打算尝试一下，但很快却被助手泼了一盆冷水。
助手们提醒索罗斯：杂志的采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非想要了解《点石成金》的内涵，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套出索罗斯最近有哪些投资项目。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索罗斯忽然中断了会议，宣布自己将要赶赴华盛顿参加“华尔街一周”的电视节目，并告诉助手自己的书将会在这次节目中成为亮点。阿兰·拉裴尔得知后劝告索罗斯奔赴电视台不是为书做宣传的好办法，因为他知道那个电视节目更像是一个隐形的挖掘机，而不是一个舞台。挖出被采访者的投资项目和股票选择才是“挖掘机”的真正任务，但是索罗斯仍想尝试一番，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获得人们的关注。
事实证明阿兰·拉裴尔的猜测非常准确，当天晚上，满怀信心的索罗斯出现在电视节目上，短暂的寒暄之后，让他头疼的问题纷至沓来。幸运的是，索罗斯在出发前受到过阿兰·拉裴尔的警告，内心也有所准备，不至于让整个场面太过尴尬，所以，当他被问及最喜欢的股票种类时，他巧妙地回避开来。无论怎样讲，索罗斯踏入公众生活的第一步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兴奋，反而让他觉得甚为难堪。
唐纳德·卡兹想写一些关于索罗斯的事情，但是想要找到索罗斯进行采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卡兹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没有收获，知道他发现了《点石成金》这本书。关于这本书，卡兹认为：“这是一本费解的但有时却使人吃惊的杰作。”以这本书为线索，卡兹开始给索罗斯写信，再三恳求他能够给自己一个采访的机会。索罗斯压根不相信卡兹认真地读完了自己的著作，但是那些诚恳的溢美之词又让他无法回绝，于是，他决定给卡兹一个机会——10分钟的采访时间。
卡兹如约来到索罗斯的办公地点，随后便被带到一间等候室中，环顾四周，书籍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诸如《定量风险评价规则》、《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等，细心的卡兹还从这些书籍中发现了一本中文书和画家的书。当他若有所思的时候，忽然看到身边有一位穿着灰色西装、面带笑容的男子，此人便是索罗斯。在索罗斯的牵引下，卡兹来到了更加宽敞的办公室中。
索罗斯迫不及待地问及卡兹是否真的阅读过那本《点石成金》，卡兹给了肯定的回答，但索罗斯满腹狐疑。于是，索罗斯又询问卡兹是否领悟了其中的内容，无论卡兹的回答如何漂亮，索罗斯都不会向他透露自己的任何投资情况，这是在他决定见卡兹之前就为自己定下的原则。为此，他要向卡兹透露自己对赚钱感到索然无味，而对哲学却趣味浓厚，意图对卡兹的采访方向有所牵引。
索罗斯对卡兹解释道：自己的兴趣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对事物的分析，并强调这本书中囊括了自己所关心的重要理论，这些理论为他在市场中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随后，他又解释道，自己从来没有打算利用该书的出版来赚取钱财。
国际金融界的“拿破仑”
拿破仑·波拿巴有着“西方之皇”的美誉，作为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军事统帅之一，他纵横于世界战场上，一度将西欧和中欧的广大领土占为己有，他的一生中共指挥了六十多场战役，成为当时欧洲领土上不可一世的霸主，他所指挥的战役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等人物，正因为此，拿破仑也获得了与这二位明君同等地位的美誉。索罗斯被称为“金融界的拿破仑”，可见他在金融界中的身份非同小可。
索罗斯充分利用了1992年的英镑大战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并将这两个时段作为自己牟取暴利的机会，从中大赚数十亿美元。《福布斯》杂志于2004年公布了一份全球富豪排行榜，索罗斯的名字赫然入目，其个人净资产高达70亿美元。
如果将最大的投资家、冒险家、金融家的桂冠给予索罗斯，那是再恰当不过的。“金融界的拿破仑”并非徒有其名，他与拿破仑的确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下可将二人进行对比：
拿破仑被罗曼·罗兰形容为“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而索罗斯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渴望那个理想中的“开放社会”，他拿“失败的哲学家”之名来进行自嘲。
拿破仑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勤思好学，尤其对数学甚为偏爱，著名的成就如对“拿破仑三角形”的证明。索罗斯也善于研究，勤于苦读，单是看他所获得的学位便可知其一二，例如，他所获得的名誉博士学位，有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也有来自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的。
拿破仑最早提出欧罗巴合众国构想，并认为通过武力可将这样的构想变为现实，尽管他个人没有看到这个梦想实现的那一天，但如今的欧洲向着一体化的目标努力已成不争的趋势。索罗斯于1995年获得了意大利波伦亚大学的最高荣誉，他为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而作出的努力被授予极高的表彰。
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他所指挥的战役不计其数，且多为胜仗。尽管他发动的战争有一部分带有侵略性质，但从客观上来说这些战役也对欧洲封建势力产生了强烈的反击效果。索罗斯则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天才”，自1969年将“量子基金”创办起来，随后他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其每年的综合成长率平均高达35%，这是一个让太多投资者望尘莫及的数字。索罗斯以一种超乎常人的力量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掌控，他所创办的量子基金也成为最老和最大的基金。
拿破仑的杰作《拿破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法典，它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进行了捍卫，给封建残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原则的体现。《拿破仑法典》中的大部分条款由拿破仑的参与和讨论，它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建立起来，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借鉴的典范，正如拿破仑所述：“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多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索罗斯也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整理，并先后以书籍的形式面世，诸如《金融炼金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索罗斯论全球化》等，这些著作中蕴含了他亲自总结的投资经验，并形成了特定的理论体系。索罗斯的理论毫不留情地攻击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作出了对开放社会的构想，其中囊括了诸多建议，便于对现今世界体系进行改良。
如果说拿破仑的战场在欧洲，那么索罗斯的金融实验室就是整个世界。索罗斯与林奇、巴菲特等投资大师持相同观点，认为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的。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技术分析不存在理论根据，能派上用场的仍是基本面分析，特别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他觉得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运作能力是不可思议的，“每当金融市场有不良现象的时候，他的后背就会莫名地疼痛难忍。他以此为直觉作出最初判断。”他曾对记者这样说道。
索罗斯与普通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生活在一个以股票、债券和货币为基本元素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他进行金融研究的实验室，也是对自己金融理论的实践基地。
“金融杀手”名声大坏
索罗斯的名字，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人听来，会有闻风丧胆之效。
1992年索罗斯为与英镑进行较量而投下巨额赌注，最终使得英国被迫从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有人甚至断定索罗斯在有生之年都无法获得英格兰银行的原谅。当年英国为了阻挡索罗斯这股北美飓风来袭而将上百亿美元消耗殆尽，可谓是倾空国库之所有，眼看大英王朝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英镑最终没有战胜索罗斯，不得不兑现贬值25%的承诺，并从欧洲货币篮子中撤退出来。欧洲统一货币进程受到了索罗斯所带来的严重创伤。英国人和欧洲人至今无法消除对索罗斯的仇恨之感，每当他们听到“索罗斯”这个名字时，脑海中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这个嗜钱如命的犹太商人。这次战役，索罗斯大获全胜，他赚到的钱财高达1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又将战场向南方转移，利用墨西哥金融危机再次大赚一笔。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索罗斯将这视为一次机遇开始向东南亚诸国进军。泰铢于1997年7月出现大幅贬值，索罗斯为了让泰铢进一步垮塌而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对其火上浇油，不久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最后祸及整个亚洲。东南亚各地、韩国、日本等国都被卷入其中，甚至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受到牵连，其威力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泰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前的一个星期，捷克共和国宣布以浮动汇率取代原有的固定汇率。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感受到了“金融地震”的反应，当地的股市呈现出普遍的下跌趋势，甚至一度传出巴西货币雷亚尔会贬值的消息，圣保罗股票交易所作为拉美最大的股票交易所也有着15%的下跌指数，这意味着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有着1200点的下跌幅度。
泰铢被抛售，美元遭抢购，之后很多工厂纷纷倒闭，公司大量减员，物价飞速上涨，城市居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97年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迫于索罗斯发起的无声进攻而宣布自动辞职，而在此之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也自动辞职。
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索罗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对他点名进行厉声责骂，气急败坏的泰国人甚至有将索罗斯判刑入狱的念想，这一切索罗斯心知肚明但却一言不发，即使被人明确地问及，他也只是解释说这些是其手下所为，自己对此毫无所知。而索罗斯在人后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泰铢贬值足以证明了他实力的雄厚，这种欢愉之情很快就转化成了自信。他喜形于色地对员工宣布：“我们赢了！”
随后，索罗斯便将飓风风向扭转到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很显然印度尼西亚招架不住索罗斯的攻击，很快便在这个国土中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的悲剧。印尼盾出现大幅狂泄，美元再次被抢购。其间印尼盾汇率的下跌幅度连破历史纪录，自年初到八月份，印尼盾对美元已贬值幅度高达23%，与最初政府锁定的5%～6%的指标差距太远，如此高的贬值幅度仅次于泰国。雅加达证券市场也受汇率影响，其股票综合指数也一再降低，单是8月份前三周的下降幅度就高达20%，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的悲剧让它难以扭转自身命运。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中响起一片捶胸顿足之声。
印尼盾贬值直接印象了印尼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前景不妙，这些企业以进口原料为主，而成本大增无疑为它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汽车、计算机等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建筑材料和日常必需品也成涨价趋势，物价上涨使得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升至8%以上。
索罗斯对东南亚采取的行动让全世界感到震撼，各国政界和经贸界人士开始对此作出反应。然而，索罗斯的冲击力还在继续，这股飓风蔓波及到巴西证券市场以及波兰货币兹罗提，之后又对新加坡和希腊进行了阻击，东南亚金融之动荡让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中，拉美和东欧的亚洲货币与证券价值一再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