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为有名、也是遗臭万年的就是“烽火戏诸侯”。这件事发生在他即位的第二年。这一年，京镐地区，也就是关中平原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历史上记的是“三川溃决”，其实就是岐山崩裂，三川干涸。三川，就是泾水、渭水、洛水。当时人们都认为，王畿（jī）之地发生这类灾异之事，是天灾人祸将要发生的征兆，如果周天子不行仁政，不修仁德，必然会引起天怒人怨。可是，这位周天子却对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对大臣们的劝谏听而不闻，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发动了对褒（bǎo）国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呢，倒是很不错，战胜了，而且还接受了褒国贡献的美女褒姒。
不过，这个战利品给周王室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周幽王特别宠爱褒姒，不但释放了褒国的国君，而且还想办法把褒姒立为王后。可是，不论周幽王怎样做，褒姒都表情严肃，很少露出笑容。我很赞同柏扬先生的见解，即褒姒不笑，是因为她怀着褒国被灭的仇恨。可是周幽王却不知道这个原因，为了博得褒姒一笑，竟然点燃了只有敌人来时才能点燃的烽火。按照当时天子与诸侯的约定，王畿附近的各路诸侯见到烽火，都以为是镐京为蛮夷包围，急急忙忙地披甲上马，率领着军队赶来救驾，可是没想到赶来之后，却连敌寇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好偃旗息鼓，狼狈而去。褒姒看了哈哈大笑，果然比平时美上十分，周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戏弄诸侯，只求褒姒一笑。诸侯们对周幽王的戏弄自然十分不满，也不再信任这位荒唐的“天子”了。
第二件事呢，就是重用了善于阿谀奉承、贪图财利的虢（ɡuó）石父为卿当政。这个虢石父呢，和前边讲过的那个荣夷公一样，当政之后，什么好事也不干，整天想着如何变着法儿加重徭役，盘剥人民，这样一来呢，自然搞得国内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这第三件事呢，那就更荒唐，后果也最严重了。周幽王在国内形势已经如鼎镬汤沸之时，还发动伐六戎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吃了一个大大的败仗。可是，这个周幽王在战败之后，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安定社稷，而是想废掉申后，并把太子宜臼（jiù）也一块儿废掉，好让褒姒当王后，让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太子宜臼在国内待不住，只好逃离周地，到他外公申侯那里去避难。
周幽王的这些做法本来就很使诸侯们心里憋气，尤其是“废嫡立庶”，就让申后的父亲申侯很气愤。申侯在周初时被封于郿（méi），占据着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大片的土地，是为西申；周宣王时又被封于南阳，建立申国，是为东申。这个申侯本来就和戎族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身为周臣，但那多一半是因为女儿是周的王后，现在王后就要被废掉了，他能不生气吗？申侯思量来思量去，觉得这个周幽王太不像话，为了维护女儿和外孙的地位，他决定联合和他多年交好的缯国、犬戎一起去攻打周幽王，为他的女儿和外孙讨个公道。
这个犬戎部落呢，我前面说过，一直是周王室的劲敌，对周王朝的土地垂涎三尺，正愁着没个由头发兵攻打呢。所以，申侯一邀请，犬戎立马就发兵，从东西两面夹击周的都城镐京。当申侯的联合国军队打到镐京附近时，周幽王这才着了急，急忙派人点燃烽火召集诸侯们起兵勤王。可是，看见烽火的诸侯们以为是周幽王又在戏弄他们，所以没有一个人肯派救兵来。这样一来，形势对申侯的联合国军大大有利，申侯率兵一直打进镐京，犹入无人之境。戎族的兵将更是一马当先，追赶周幽王。周幽王和虢石父一路北逃，但还是未能逃过戎兵的追杀，在骊山脚下的戏水边上，周幽王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戎族的兵马杀死周幽王和虢石父，俘虏了褒姒，掠走了周的大量财宝，大大出了一口恶气。
第二年，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国诸侯在申国拥立太子宜臼为王，让他继承了周王朝的天子位。周平王在东申继位后，攻占了周王畿的西戎兵马仍然在镐京四处烧杀抢掠，周王室内部也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这时，远在西部地区的秦襄公率领着军队赶到镐京救援，与叛周的诸侯们战斗，为平定叛乱立了不少的功劳。同时，他还把周平王从东申国迎护回丰镐。但是，当时的犬戎势力仍然很大，岐丰之地都控制在犬戎手中，对周王室的威胁很大，而且，这时的都城镐京也毁于战火，破败不堪，于是，周平王决定迁往东都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秦襄公又率领军队护送周王室东迁，安全地把周平王护送到了洛阳。①因为洛阳在镐京的东边，史学家就将周天子迁都洛阳之后的这一时期称之为东周代，把迁都之前的时期追称为西周。
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秦人后裔都津津乐道，认为秦襄公将兵救周，其功莫大焉。但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秦人因此而“东至于河”②，其言下之意是说，秦人因此而顺势涉足关中，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今人王玉哲先生认为《史记》本于《秦记》，行文当中不免有偏袒秦嬴之嫌，而历史真相大概是秦人趁机“侵周”。公平而论，不管是“救周”，还是“侵周”，秦襄公此次率领部族军队向东挺进，和戎族作战，的确对延续周祚（zuò）功不可没，对秦族地位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就与秦襄公立下誓约，赐给他封地，授给他爵位。③又据《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即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hào）之神，作西畤（zhì），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dī）羊各三云”的记载。我们现在知道，秦襄公为诸侯之后，就开始建立了宗庙和神祠等一系列相应的政治制度。从此开始，秦襄公开始以诸侯国国君的身份，跟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祭祀天帝。
秦襄公二年（前776），秦襄公将都城从犬丘迁至汧邑。汧是秦人进入关以后的第一个都邑，汧邑故址在今天陕西陇县城东南的磨儿塬村西边。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城址东临汧河，南临川口河，位于两河交界的台塬处，面向川塬谷地，当年水草丰美，是理想的立足东扩之地。
但是，周平王的赐封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赐给秦襄公的土地此时还在西戎手里，秦人还得用刀与剑去从西戎手中夺回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不管怎么说，秦人由此立国，完成了由氏族部落组织向奴隶制国家政权的转变，成为当时中国境内众多的诸侯国中的一员。
秦国建立了，但秦襄公并没有停止拓边开地的脚步，他率领秦军将士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诗经·秦风》中的《无衣》就表现了秦国人民保家卫国、团结对敌、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
其诗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秦军慷慨雄壮的战歌、军歌。每章第一、二句分别写“同袍”、“同泽”、“同裳”，表现战士们克服困难、团结互助的情景。每章第三、四句，先后写“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表现战士们齐心备战的情景。每章最后一句，写“同仇”、“偕作”、“偕行”，表现战士们的爱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全诗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一层更进一层地揭示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
的确，我相信秦人正是在这种粗犷豪爽的尚武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地高扬着手中戈矛，开疆拓土，为族群的生存打通了一条艰难的生存之路，由边远的“西垂”一隅，踏上了丰饶富足的关中大地。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公元前766年，秦襄公率领秦国的军队，从西犬丘出发，经秦亭、越过陇山到达汧，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休整之后，又一次向西戎发起进攻，与西戎争夺周王室赐封给秦族的岐山以西的土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岐山以西可耕可种，又可放牧的丰饶大地，对于西戎族来说，也是生命之源，当然也不可能轻易放弃，因此，秦人和西戎争夺岐山以西土地的战争，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秦人刚刚立国，势力还不是很强大，西戎在岐山以西经营多年，兵强马壮，综合实力远远超过秦国，所以，在秦戎争战中，秦人最初是处于劣势的。秦襄公率领秦人在岐山以西之地与西戎战斗了十多年，仍然没有取得重大战果，反而在岐山脚下与西戎作战时阵亡了。④
秦襄公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文公将他埋葬在西垂，接过他手中的长剑，披上血染的战甲，又走上了伐戎开土的征途。
①《史记·秦本纪》：“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②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③《史记·秦本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④《史记·秦本纪》：“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第十六节汧渭之会——秦文公作鄜畤初有史以纪事
按照春秋战国时“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①的政治惯例，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受封为诸侯开国，到前766年秦襄公率领军队攻伐戎族，作为太子的文公，一直留守在西垂。
秦襄公死后，文公葬襄公于西垂，并且守丧三年。秦文公此举，一是遵守诸侯薨（hōnɡ）礼制，二是养精蓄锐，伺机东出。果然，三年之后，秦文公率领700人的精锐卫队，在西垂东边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秦文公率领部族精锐进行“狩猎”，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边迁徙，一边在不断的战斗中蚕食疆土，扩大领地，逐步东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到达汧水和渭水的交会之地——“汧渭之会”。②
秦文公东猎说明，从西垂到汧渭之会，都在秦人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秦军此时已经恢复元气，在与戎的战斗中逐渐强大起来。文公四年，秦文公率领秦国的文臣武将借“狩猎”之名，一路征战到“汧渭之会”，并且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占卜仪式，营造了新的都城。③这在秦人的发展史是一个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因为这不但是秦人第二次迁都入关，而且是秦人以汧渭之会为根据地，开始了立足关中问鼎中原的新历程。
关于汧渭之会，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汧渭之会”在陕西省眉县东北15里处。④司马迁的这种法说为林剑鸣先生所认同。另一种说法认为“汧渭之会”在今陕西省宝鸡县千河乡魏家崖村。今人张文祥力主此说，其《试论宝鸡在秦史研究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此说法所论甚详（详见《秦文化论丛》第八集）。第三种是秦史研究界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说法，即“汧渭之会”的具体地址在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的戴家湾，高次若、刘明科、徐日辉等先生均持此说。尤其是徐日辉先生在其所撰的长文《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考》一文中从考察秦文公由西垂宫出发到陕西宝鸡的路线，及秦文公弃“汧”而就“汧渭之会”的政治军事原因等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按照徐日辉先生的考证，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汧渭之会”的具体路线是：礼县（西垂宫）—天水—麦积山—吴砦—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宝鸡（汧渭之会），也就是从甘肃礼县的西垂宫出发，经甘肃的天水、麦积山、吴砦至甘、陕交壤的陕西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最后达到宝鸡境内的“汧渭之会”，徐先生将此道命名为“陈仓渭水道”。徐先生认为，秦文公主动放弃秦襄公所建的第一次进入关中的都城“汧”，从“陈仓渭水道”东进，建新都于“汧渭之会”，是处于对当时“汧”一带戎人的势力过于强大的军事形势的考虑。秦文公即位之初，由于戎人的强大和秦襄公的新丧，秦文公继位后不得不又退回到陇山以西的老家西垂宫，继续巩固西土，伺机东进。三年后，秦文公率700精锐由西垂宫东进，次年才到达汧水与渭水交汇的“汧渭之会”，占卜大吉而营居之。从此秦人彻底离开了哺育其成长的甘肃东部，在关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为最终统一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秦文公在“汧渭之会”建立新都的重大意义有三个：其一，秦文公沿渭水东下，避开“汧”一带纷乱的环境，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为突进关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其二，开辟了新的领地。当时关中为动乱之地，各种势力并存，相互争夺，群龙无首，在无序的前提下，谁有能力谁就能获得利益。再次，新战略的前奏。从秦文公舍“汧”而入“汧渭之会”看，其战略意图是以秦邑为桥头堡，以巩固陇山以西为根本，同时进入关中，向东拓展。在站稳脚跟取得发展之后，再以秦邑（秦亭）和“汧渭之会”形成钳形夹击，向北开拓，完成战略转移。
秦文公迁都“汧渭之会”的实践表明，秦早期的军事实力较强。春秋时期是一个军事第一、弱肉强食的“霸政”时代，富国强兵、适者生存突出地体现在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秦人之所以能在戎狄内侵、诸雄称霸的格局中冲杀出来，自立于西方，关键就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有一种尚武好战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心理素质。秦文公东进，首次把强悍的西戎文化带入关中，拉开了以暴力夺取天下的序幕。
秦文公是秦人立足关中向东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一生建树颇多，具体说来，有三大历史贡献。
一是迁都于“汧渭之会”，以此为根据地，数十年间伐戎不息，最终将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岐山以西的地方。
二是于“汧渭之会”营建城邑，同时开始筑畤。秦文公十年，开始建立“鄜（fū）畤”，即在鄜这个地方设立祭祀天地之处，用牛、羊、猪三牢祭祀天地。畤，就是殷商人所谓的“社”。
三是“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及“收周余民”。秦文公在他即位的第16个年头里，率领秦军与西戎交战，打了一个大胜仗，西戎在关中立足不住，败走他乡。秦文公趁机收复了岐山以东周的失地，并且收拢了周的余民。但是，秦文公没有将岐山以东的土地据为己有，而是归还给东周，自己只是将岐山以西的土地纳入秦的版图之中。说实在的，秦文公此举，并不是什么“尊周”之举，而是秦国这时候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根本没有一下消化掉这么多地盘的能力。不过，收周之地，毕竟壮大了秦的实力，秦在收周遗民的同时，也吸收了周的礼仪制度，比如初定连坐制度、“三族之罪”（即灭父族、母族、妻族）等，这些对于秦的制度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史称秦嬴自秦襄公起便开始纪年，但未纪事，到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753年才开始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⑤，史官的建立标志着秦作为奴隶制国家在文化及政治制度上的成熟。在周余民的帮助下，对于秦文化及秦政治制度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
秦文公在位50年，有着重大贡献，因而后人在秦公钟上刻下“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没有使国家坠落，没有辜负上天和先祖的期望）的辞句，赞美秦文公功业昭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