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的祖先毕公高，与周同姓，周初封于毕。晋献公时期，毕万因战功晋升为大夫，封邑在魏。毕万的后裔魏桓子参与三家分晋而立国。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得晋国北部大片土地，东越太行，占有邯郸、中牟。魏氏与韩氏地处赵氏之南，魏氏偏西，韩氏偏东。魏国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强大的赵国，东边是新兴的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拉锯争夺的陕地（今河南省三门峡渑池、陕县和灵宝地区），魏国被紧紧地裹在晋东南一隅。魏国的核心地区是运城谷地，北部是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黄河的大拐角包住了魏国的西部和南部。这样的地势，易守难攻，但也容易被压迫封锁。所以，魏文侯继任国君之后，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自强、不被列强吃掉，然后是打破封锁、向外发展。
大争之世，自强者胜。这个道理，战国之初的12个诸侯国国君个个都明白，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如何做，各个国家的认识和举措是各不相同的。应该说，魏文侯是最先觉悟并且最先行动者。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率先变法。在他当政的50年间，先后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一批政治家、军事家，坚持变法，持续时间之久，效果之显著，除秦之外，无与之相匹敌者。
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开战国大规模政治改革之先河。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冲破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①的制度。在中央设置可以任免的相、将，在郡、县设置可以任免的守、令，还制定了系统的法典《法经》。在经济上，采取“尽地力”、“善平籴”②的政策，即兴修水利，开发川泽，鼓励开荒，并以平籴法调节粮价。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建立名为“武卒”的常备军。据说武卒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zhòu）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到达战场后，武卒能立即投入战斗。此外，武卒还具备高超的格斗技能。国家对入选的武卒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免除武卒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税，武卒可以凭借军功获取更高的爵位，享受更好的待遇③。魏国的武卒建设非常成功，逐渐演变成为魏国的建军制度和军功贵族制度，对后来吴起在楚国变法及秦献公、秦孝公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上，李悝推行尽地利之教的精耕细作原则，推广农副业成功经验，综合利用魏国的田地和山川，提高魏国耕地的单位产量和土地的使用效率。为了平衡粮价，李悝还实行了平籴法。在丰年的时候，国家根据市场情况，采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在灾年的时候，政府把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以适当的价格卖给市民，使市民不致买不起粮食而流离失所。这样，魏国很好地平衡了农民与市民的利益，国家储备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国家抵抗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社会稳定，国民安居乐业。
李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来规范魏人的行为。这套成文法在魏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君、贵族和官员在实行政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法律。由于魏文侯的带头遵守，李悝主持制定的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地实施。这套法律后来也被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所采用，并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李悝变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确立了魏国的强国地位，魏国迅速发展成为七雄中的首强。
魏文侯、魏武侯时期，凭借强大的实力和三晋联盟的协作，魏国四面出击，先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灭亡了中山国。然后又组织三晋联军攻破齐国长城，并且屡次打败楚军。公元前391年，魏国占据大梁等地，继续向黄河以南发展。魏惠王时期，魏军又先后对韩、赵用兵，攻占大片土地。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魏国领土迅速扩大，控制着大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公元前344年，魏国发起并主持了“逢泽（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之会”。
在这次盟会上，魏国称王，魏惠王摆出周天子的场面，试图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在诸侯间发号施令。但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同盟韩国的恐惧，于是韩国和齐国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亲近起来。公元前341年，齐国的军事家孙膑利用魏军主帅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今河北省大名东南）的险要地方时，被齐军包围，10万魏军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接着齐、秦、赵从三面夹攻魏国，齐国和宋国军队围攻魏国的平阳。公元前340年，秦国又派商鞅率领大军进攻魏国，魏军大败。在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下，魏国的国势日益衰落。
魏国的衰落，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和秦国相比，魏国的政治改革不彻底，有反复，这是魏国在愈演愈烈的大国竞争中衰落的主要原因。李悝和魏文侯去世后，法治传统没有得到延续。其次，魏文侯、魏武侯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为“友”。他们都是孔子高足子夏的弟子，以宣扬“仁义”、“王道”为己任。魏惠王没有接受公孙痤的推荐而任用商鞅为魏相，这就表明，魏国政治仍深受旧的“尊尊”、“亲亲”的传统宗法政治影响。正是这些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使得魏国的精英人才不断流失。
其次，三晋联盟并不稳固，三晋之间由一致对外，到彼此争斗、厮杀，这是导致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魏国的强盛必然会引起韩、赵的疑忌，公元前370年，魏武侯逝世，诸公子争夺君位，韩、赵趁机攻魏，魏国几乎灭亡。魏惠王即位后，魏与韩、赵连年争战，虽然胜多负少，不断攻城略地，但忧患亦由此而生。
再次，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号称天下中枢，可以四面出击，也必然四面受敌。一旦周边强敌崛起，魏国首当其冲。齐威王革新政治，国势复兴，与魏争霸中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并挥师东进。齐、秦相继强盛，有力地遏制了魏国四面扩张的强劲势头。
此外，魏国的衰落还与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举措失当有直接的关系。魏惠王及其主要辅臣庞涓等人自恃强大，穷兵黩（dú）武，四面树敌，使魏国陷于孤立。魏惠王虽然在位时间很长，但是缺乏战略头脑，多次受挫，却不能汲取教训，导致魏国在争霸战争中屡屡失利。在著名的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后，魏国被迫向齐国作出让步，同意分享中原霸权，互尊对方为王。齐国称王标志着魏国首强地位的彻底丧失。
随着东齐、西秦的崛起，魏国雄风不再。魏国在齐、秦两强的夹击下，屡遭惨败，还不断招致楚、赵等国的征伐。日益强盛的秦国不断攻击魏国，魏国处于被日益蚕食的境地，秦国相继占有了河西、上郡及河东、河南部分土地，黄河天险完全被秦国控制。到秦昭王时期，魏国不得不献地请降向秦国称臣，以求得暂时的安定。
冷静分析魏国之败，我认为魏国内政不修、人才流失是导致其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比如，秦孝公的首辅商鞅、秦昭王的丞相范雎都是由于不得志于魏国而流亡到秦国。秦王政时期的尉缭也是魏国人，就连王室宗亲信陵君无忌也无法为宗国大展其才。
信陵君无忌，是魏安釐（xī）王异母弟，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信陵君通晓兵法（编有《魏公子兵法》），颇富韬略，并多次率各国联军与秦军对垒，战而胜之，威震天下。据说“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可是“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迫使信陵君长期流亡在外。即便是后来迫于军事斗争需要让信陵君重新统帅魏军，但也不是信任有加，而是听信谗言，再次解除了信陵君的军权。
秦始皇四年（前243），信陵君、魏安釐王先后死去。信陵君死后，魏国就再也没有能够和秦军抗衡的将领了。这时，秦军趁魏国军无大将，兵分两路攻击魏国，一连夺取了魏国20多座城池。为了解除魏国的被动局面，魏景湣王遣人出使赵国，与其结盟，并提出抗秦合纵。在魏国的倡议下，赵、韩、魏、楚、燕组成联军，共同推举赵国大将庞煖为主帅进攻秦国，但是，这次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五国联军又被秦军击退，魏国的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及其附庸卫国被秦军占领。从此，秦国与齐国接壤，对韩、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此后，秦军继续不断蚕食魏国。秦始皇九年（前238），秦始皇命令大将杨端和伐魏，攻占一批城池，进逼魏都大梁。
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秦大将王贲率军攻击楚军，楚军大败。王贲率得胜之师回兵进攻魏国，包围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魏军凭借城防工事拼命抵抗，秦军久攻不下，于是王贲就下令秦军掘开黄河和鸿沟大堤，引水猛灌魏都大梁。大水浸泡城墙历时三个多月，终于崩塌，魏王假万般无奈，只得率族投降。秦始皇“遂灭魏以为郡县”④。
魏国灭亡之后，魏氏王族遭到灭顶之灾，出城投降的魏王宗室数百人全部被杀，只有信陵君的第14个儿子因为其时不在国都而幸免于难，后来全家逃往山西大行山区，改姓为王，以避灭族之难。
①《说苑·政理》。
②《汉书·食货志》。
③《苟子·议兵》。
④《史记·魏世家》。
§§§第六十节美田之请——王翦灭楚全身而退
公元前226年，灭亡韩、魏之后，秦大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南下，一路所向披靡，接连攻占了楚国十多个城，拉开了灭楚平越大战的序幕。
楚国和赵国一样，历史悠久，疆土辽阔，都是久经战火洗礼的军事强国，即便是到了楚怀王时期，战国的策士们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①然而，在短短数年之间，强楚竟然和中原各国一样败亡在秦军的战刀之下。溯源追根，不由得后人一声浩叹。
楚国，芈姓，熊氏。《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和周王朝册封的所有诸侯一样，楚国的先人鬻熊也是以战功受封，以征战兴国。②不过，与以文质彬彬自傲的中原各国不同的是，刚健雄豪的楚人从来不以自己出身“蛮夷”而自惭，反而以之为自豪。西周时期，楚君熊渠施政有方，兴兵伐灭数国。他就自我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且根本就不在乎其他诸侯国对自己有什么看法，自作主张地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③不过，在楚文王之前，楚国还是比较落后弱小的，楚文王时，“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成王时，楚国兼并了邻近许多小部落，才有地千里，并且试图进军中原。楚成王与宋襄公争霸，大败宋兵于泓之战，此后，楚国迅速发展，长期称雄一方，并与齐、晋争霸。
楚国立国于“蛮荒”之地，凭借不断征战而生存，民风忠君、尚武，王权也比较强大。荆楚地区物产丰富，地广人众，文化兼具中原华夏文化和当地各民族文化之长，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然而，楚国虽然经济实力要比中原国家稍强，但是，由于其政治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晋国和秦国，没有走中央集权的道路，政治军事力量始终分散在贵族手中，所以楚国在战国初期仍然处于国大兵弱的状态。楚悼王即位之初，楚国“国贫兵弱”，国内矛盾激烈，在与韩、魏的争战中多次失败，丧城失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楚悼王大胆起用魏国人吴起担任楚国令尹，主持变法。不过，吴起的变法重点，不是富国，而是强兵，是把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增强楚国的军事实力。④吴起认为，楚国“贫国弱兵”的根源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王公贵族势力“上逼主而下虐民”⑤。因此，吴起在变法中“明法审令”，裁减无能之臣，革除封君特权，“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⑥”、“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整顿楚国的政治风气，“减爵禄”、“卑减大臣之威重”，以强化君主集权。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一度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⑦。遗憾的是，楚悼王去世后，吴起被反对变法的贵戚大臣联手杀害，许多变法措施没有坚持下去。
楚国变法的不彻底，使得楚国的新制度很难确立并发挥其行政功能。楚国本是最早出现郡县制的国家之一，但是，楚国的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昭、景、屈三大贵戚手中，落后的宗法制度、陈旧的统治手段、腐败的政治环境，使得楚国这个超级大国犹如中风的巨人，步履蹒跚。
后人在分析拥有战国时期最大疆域，人文荟萃，物产丰富，兵精粮足，有着“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优势的楚国为什么被秦国所灭时，都把目光集中在政治体制落后，迁都（徙陈）失误，消极合纵，亲秦路线等上，这无疑是深刻的见解。但是，一国之君的德能才识，也就是领导能力、执政能力的强弱，政治品格的贤明睿智与否，也是决定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脉”所在。楚国之所以为秦所灭，正是因为楚国在战国七雄竞争的关键时期，出现了楚怀王这样一个苟且昏庸的君主。楚怀王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频出昏招，连连失误，导致楚国在大国竞争中败绩不断，国力大损，优势荡然无存。
今人张分田先生在《秦始皇传》中把楚怀王的失误和昏庸总结为伐交失策、伐兵失利、政治腐败，我认为至为精当。所谓“伐交”失策，是指楚国与齐国的断交，失去了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使秦国一家坐大。齐国和楚国本来就是秦国东方和南方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齐、楚一度联手抑制秦国，取得成效。如果齐楚结为牢固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秦国就不敢放手与关东六国一搏。但是，楚怀王的政治短视，将这种合作化为泡影，并且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公元前313年，秦国派张
仪游说楚怀王。张仪以奉献商、於之地600里为诱饵，劝说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怀王缺乏战略眼光，又贪图小利，竟然真的与齐国断交。不料张仪后来又改口说当初仅许以自己的六里封邑献给楚国。楚怀王大怒，又与秦国断交，派屈匄率兵攻秦。楚国“西起秦患，东绝齐交”，同时与齐、秦两个大国交恶，在“伐交”斗争中大大失策。
再说“伐兵”失利。楚怀王“以怒兴师”，犯了兵家大忌。公元前312年，楚军与秦军交战于丹阳（今河南省丹水北），楚军败绩。秦军俘获楚军主将屈匄及其副将，斩首八万，占地600里。楚国的汉中郡（今陕西省东南汉水流域和湖北省西北）从此纳入秦国的版图。楚怀王恼羞成怒，不讲谋略，不计后果，竟然调动全国军队与秦国战于蓝田（今湖北省钟祥西北）。结果楚军再次一败涂地，军力被严重削弱。（依《史记·楚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