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年纪大了，孩子还小，不要花多少钱。平时种的菜也只够自家吃，并不想到县城卖。他们家里一直喂豢养鸡，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可因为去年非典，她家的豢养鸡全被卫生防疫站的人扔到火里烧死了，夫妻俩多日的起早贪黑全打了水漂。
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去年豢养鸡被烧死后，损失了一大笔钱，今天也不敢再喂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油盐钱还可以用以前的剩余。可还要买农药、化肥，粮食、青菜这么便宜，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不买又不行。再加上每年一百元多元的杂七杂八的税，就对付不过去了。仅杂七杂八的税，我家一家三口，要交三百多块钱呢。”
我瞪大了眼晴：“哪里还有什么税？农业税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她苦笑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农业税倒是不多，每人每年也不过十几块钱。可杂七杂八的税多啊，每年都不低于九十块钱的，幸好今年还没开始收。”
我搞不清农业税和杂税的区别。不过从她口中我得知，就象她这样摆地摊卖自家的菜，一天都要交一块钱的地摊税的。从她的神色中，我感觉，一块钱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口粮田，除了打工，除了养鸡养兔，普通农民似乎再没有别的收入了，我真替她难过。但她似乎倒不觉得什么，分别的时候，她依然是那句话：“又不是我们一家，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反正能吃饱饭就行。”
听了这么伤感的话，我彻底无语了。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了，尤其是政府大楼，越发地宏伟气派，政府广场也越发地广阔无边。而农村呢？我真不明白，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农民把吃饱饭当成最终目的，政府需要那么宏伟的大楼，那么广阔的广场是做什么用的呢？用于盖大楼、建广场的钱，可以解救多少吃不饱饭的农民、上不起学的孩子、看不起病的老弱残疾、住不起房的城市居民以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啊！
离家三年了，真的没想到农民还是这么苦！我想到自己在东莞，一月拿五、六百元还不知足，真感到羞愧。这时，天空己经开始刮风，我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看到我妈就问：“现在还收农业税吗？除了农业税，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杂税吗？”
我妈眼晴一瞪：“你这孩子，什么时候不收农业税了？我们家三口人，哪年不送出去六、七百块钱？农业税好象是不多，但杂税比以前多多了。这还不算，前两年上头强行让我们栽了桃树又换银杏树，不合时令不说，树苗差，土质又不好，最后还不是全都铲除了，这前前后后要花多少钱，还不都进当官的腰包里了。还有正在重新的村小学，去年就开始挨家挨户收钱了，每户三十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村小学的房屋盖了不到十年，为什么要重建？既然重建是为了和邻村小学合并，那教室不够为什么还要合并？重建学校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出钱？还有你以前读书的初中学校，原来的学校卖给曹菊，那２０万是做什么用的？听说上级还拔了很大一笔钱，那钱又是做什么用的？”我妈越说越气，索性将正在切菜的刀把砧板上猛地一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无辜地说：“怎么这样瞪着我，我不过随便问问嘛，我还以为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呢。”
我妈轻蔑地说：“不瞪你瞪谁，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读书真把你脑子读迂了！”
我最怕听她说我“读书把脑子读迂了”，赶忙把鱼把地上一扔，飞也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气得我妈在后面大叫：“馋猫，回来杀鱼！”
我只好灰溜溜得又从屋内走出来。
今天正好是周未，海鸥回家看到桌上的鱼，笑得大大的眼晴都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吸着鼻子。看到吃一顿鱼就让他这样高兴，我有些心酸。自我回家后，好多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话里话外含沙射影。但唯有海鸥，我亲爱的弟弟，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爱我，那么地信赖与毫无保留。他越是这样，想起村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越发感觉对不起他。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赚足够的钱，让他去读大学，不要再走上打工这条路。
因为有了鱼，饭桌上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我跟我妈说了“中兴”转租档口的事，我妈很高兴，但还是要求我：“去跟刘军说说，他也没有工作，要是你们也象丽娟二哥二嫂那样，刘军管进货你管卖衣服，那就更好了。”
我想想也是。过了几天，正好刘军约我到镇上逛街，这可是认识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单独约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也正好借机和他说说开服装店的事。他现在也没工作，开一个服装店马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工作问题，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镇上的街道除了一条并不宽敝的水泥路，其余还都是黄沙路。街道布局得倒还整洁，卖日用百货、卖农副产品、卖衣服、卖菜、小吃店等等都有专门的场所，摊位都很小，衣服的作用是保暖，并不时尚潮流。菜的价格也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买一堆小青菜，却吃着放心。小吃店的门脸很小，店面也不整洁，但价格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虽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繁华，但拥挤而热闹。行走在这热闹间，踩着坚定的土地，不时可以遇到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心里充实而满足。
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刘军的身影，恨不得早一点把开服装店的好消息告诉他。因为太过匆忙，自行车竟然不小心撞到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前。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卖香烟的小贩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这个小贩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灰不溜秋的半旧夹克，脸色红黑，土头土脸的，一副标准的农村男青年形象。但他的脸却我感觉好面熟，蓦地，我脑海中很快闪现一张脸，惊喜地叫起来：“张大维！”
与此同时，他也“腾”地站起来，大喊一声：“杨海燕！”
我们同时笑起来，张大维初三时坐在我后排。别看他现在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他身材矮小，整天嘻皮笑脸，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调皮鬼。他脑子极聪明，整天爱折腾什么发明，物理、化学常常满分，但英语从来不及格，平均下来，总分就只能在中游左右徘徊。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爱称自己为“老娘”。一个十五六男孩子，整天把自己称作“老娘”，听一两次还觉得有意思，次数多了，我就很不耐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