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自立并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翔更加孤立起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自从我进了人事部，他就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翔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翔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不知是因为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因为曾经的流水线生活和屈辱的经历，虽然终于成了人事部文员，但我并没有产生多少做为一个文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依然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水线女工。
自从进了人事部，因为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人事方面的资料。樱之厂人员每年的人员流动率高达５０％，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这些人，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人事部每月都要统计一分《各省人员分布表》，在这份表格中，排在最前面的七个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贵州、河南、安徽。而男女比便，一直在一比七左右浮动。
这些统计结果，让我对打工仔打工妹的生活，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坐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开会，一次、两次，三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的泡！”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１６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３０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树，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劝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给工厂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田中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黄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几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一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５０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黄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黄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