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问、文章经世让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应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他身边有那么多“指针”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城内城外都舍不得，曾国藩只恨自己不会分身术，多分几个自己。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觉得与邵蕙西两人的交往就有这种味道。两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对他远大而且精辟的见识十分佩服。子序常常教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的学问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在一般人眼里，那些成功人士、学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国藩进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认为。他认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通过朋友们的开导，曾国藩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6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作客。当时的吴廷栋也已八十岁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了，宅子所处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这样，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
修身养性，研学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的愿望。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时间，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理学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等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是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了不起的大的转折点。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之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此书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地方官、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外出做官，或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的情谊，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他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曾国藩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他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